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司马光

学习目标

1、理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原因，体会这一变革的必要性。

2、体会本文所体现的抓住关键、重点击破、耐心说服、以理服人的改革成功途径。

3、认知本文主要通过对话展开说理、刻画人物的表现方法。

4、比较赵武灵王与公子成的不同观点，体会变革精神的普遍意义。

预习案

一、文学常识

1、司马光，（ ）时期著名（ ）

2、他主持编写了《 》是一部（ ）体（ ）史。

3、作品有《 》

4、我们所学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选自《 》

5、《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最早见于《 》，后《 》也有记载。司马光在《

》中也作了简练的描述，突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1、 什么是“胡服骑射”？

探究案

二、分析课文

原文：

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译文：

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大兵经房子城，抵达代地，再向北直至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到黄河，登上黄华山顶，与大臣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崐学骑马与射箭。他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样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于是带头改穿胡服。

重点字词解释：

分析：

1、本段写什么？表现了赵武灵王什么性格特征？

2、这段话中决定推行胡服骑射的人是谁？

3、这段话中的“虽驱世以笑我”是何意？

原文：

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译文：

国中的士人有不少反对，公子成假称有病，不来上朝。赵王派人前去说服他：“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向人民宣传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总以有利人民为根本；办理政事有一定常规，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宣传道德要先针对卑贱的下层，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公子成拜谢道：“我听说，中国是在圣贤之人教化下，用礼乐仪制，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让四方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仿效远方外国的服装，是擅改古代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慎重考虑。”使者回报赵王。赵王便亲自登门解释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怎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领土，掠夺人民，又引水围灌城，如果不是老天保佑，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 国之仇。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国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已经忘记了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翻然醒悟，欣然从命，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于是，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学习骑马射箭。

重点字词解释：

分析

1、本段中赵武灵王是怎样说服公子成的？

2、“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为什么？（反对原因）

3、“国人皆不欲”是“不欲”什么？

4、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什么能成功推行？

5、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何历史意义？

反馈案

1、 作家作品

2、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令为什么能够成功推行？

3、赵武灵王是怎样说服公子成的？

4、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何意义？

知识拓展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死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其父司马池是个进士，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据传他为官清廉正直。他在光山（今属河南）知县任上，其妻聂氏生下了第二子，因取名光。司马光六岁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用功诵读，深思明辨。他后来知识渊博，著述宏富，并非偶然。他二十岁考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写《通鉴》。神宗初年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从此住在洛阳。他六任冗官，致力于编写《通鉴》。元丰七年（1084），完成《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有《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此书呈上之后，他获得奖谕之诏，并迁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高氏不满王安石新法，欲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司马光这时也振奋活跃起来，连上奏疏，要求废弃新法。上下一拍即合。于是高氏起用司马光和吕公著、文彦博等原被压抑的反新法的老臣。司马光于是年五月当上了门下侍郎，又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进为尚书左仆射，在政治上有了一定权力。他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同道的支持下，大行其志，废弃新法不遗余力。同时，他仍然注意于史学，推荐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通鉴》，还编了《稽古录》一书。他因多年用功写书而体质衰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又因近年为废除新法而带病视事，以至心劳力竭，终于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去世，终年68岁。在此前几个月，王安石于四月六日病卒，终年66岁。政坛上两颗放射不同光芒的巨星同年陨落。王氏失意于前，谢世于前；司马氏得志于后，逝世于后，似乎后者命定了历史性的胜局。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生活俭朴，“恶衣菲食以终其身”。他写作认真，字迹工整，著作很多。《宋史·文艺志》著录有三十七种，虽因日长时久有所散佚，到了清代中期，《四库全书总目》仍著录有十六种，其中当以《资治通鉴》为代表作。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决非司马光一人所能胜任。司马光是主编，还有三名助编。他选请来的三名助编是，刘恕（字道原，1032—1078）、刘攽（字贡父，1023—1089）、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1041—1098）。司马光选择这三人参加编写工作，既是因为他们政治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在当时都不赞成王这石变法，企图通过编写史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又考虑到他们每个人都学有专长或有志于史学。刘恕对几千年的史事了如指掌，刘攽精于汉代历史，范祖禹年轻而有干劲，专治唐代历史。他们掌握了当时官府和私家的图书资料，除采用《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参考了杂史、奏议、笔记、文集等三百多种。

2.重点作品

《资治通鉴》简介

自从司马迁作《史记》以后，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继续再写这样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只有班固汉书以下那些断代史，仅仅保存着《史记》部分的形式，至于《史记》的贯串精神却失去了。就连形式也是勉强凑合，不甚适用的。因为《史记》有它自己的观点，它可以成一家之言，班固以下的史家，往往只能作刻板文章，不能发挥相体裁衣的妙用。所以读史的人大都感觉史书的繁重琐碎，没有头绪，没有重点、没有脉络层次，认为难以掌握。东汉末年，荀悦拿汉书的资料重行拆散，改编成汉纪一书，由八十万字缩八万字，这纔有了用编年体编成可供普通人阅读的一部书，然而内容限于西汉一朝，而且所采取的材料未免过于狭隘。

编年体的史书，有一点是确实胜过《史记》、《汉书》的。这就是：叙起事来按着史事的发展层次、如同影片一般，一幕一幕映了出来，使读者可以有比较明晰的观感。特别是汉以后的史实，情事复杂，头绪纷繁，即使司马迁来编这部通史，恐怕用《史记》的办法也行不通。一直到了宋朝，时在公元一○六六年至一○八四年，才由司马光着手来完成这种新的著作，这就是在史学上放出异彩的《资治通鉴》。

《通鉴》所包括的时代，从战国初期开始，一直到五代末年，按年叙事，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往上去是和《左传》相衔接的，因为左传最后一段叙智伯的事，而通鉴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叙起，也正是智氏被灭的结果。虽然中间还差七十几年，事实却是一贯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通鉴》是继《左传》而起的一部重要史籍。

这部著作是汇合当时第一流史学家的智慧能力，费十九年不断努力的光阴而完成的。成书以后，又经许多学者钻研讨论，给后来读史的人不少便利。上面所说编年史的要求，从此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