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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美国哈佛大学网站2008年12月27日发表声明说，国际政治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辞世，享年81岁。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即23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撰写超过90篇学术论文，其中，《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22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随后， 亨廷顿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宣称“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 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
　　从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上看，后冷战时期产生了各种对世界图景的解释， 在这众多范式中有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即“一个世界的范式”， 有“两个世界的范式”， 有强调民族国家的“国家论范式”。其中美国的世界政治理论学者罗森诺提出的“后国际政治”的概念颇引人注目， 他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原来的国家概念消解了， 国家用“文化”活动(而非国家活动)达到扩大影响和保护主权的目的，随着“全球化”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的发展， 文化的多极成份越来越重， 一个新的力量即由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非国家机构等行为体构成的多中心国家已经崛起。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范式， 强调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的主权斗争的新领域。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 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 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 并可能出现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
　　这些论述已经将文明和文化、软权力等纳入分析的框架。但在此基础上，亨廷顿的分析比他们更为清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文明之间在信仰、价值观上明显的差异以及各文明对自己的理解和对对方的误解是冲突的根源， 这些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国际地缘政治地图”。
　　下面将总结《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结构及其主要思想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反思，简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观点，说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来源并讨论其文明范式对儒家文明与中国崛起的现实意义。
　　
　　一．全书结构与基本思想
　　作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原来的根据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体系已不再重要，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新的思维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作者指出，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体系的衡量标准，相反，文明将作为国际关系的重建的标准。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世界正在日趋向着多文明的结构前进。 接着作者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几种基本范式：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国家主义范式，完全混乱的世界。以上四个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于是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符合逻辑并符合现实情况的的范式：文明的范式。作者认为其优点在于其具有相容性，结合了现实又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并能依此为基础进行有效的预测。
　　接着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作者认为世界处在多元文明中，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主要是依据语言、宗教、历史、习俗及主管自我认同来界定的。文明持久但终有终结，它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七或八个：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多文明状态。
　　最后，作者主要阐述了普世文明的含义和来源，分析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内涵，以及非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三种态度：拒绝、接受和改良。作者认为“普世文明”不是“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相反，语言和宗教应该是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加剧了，全球的普世文明并不存在。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相反，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作者认为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和伊斯兰文明正在复兴并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作者从权力、文化与宗教三个层面描述了西方的衰落，指出西方正在以缓慢的衰落，20世纪成为在西方文明权力的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衰落。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宗教的复兴使非西方社会拒绝西方，敌视西方。继而明确指出西方的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文明。亚洲的自信来源于经济的增长，伊斯兰的复兴主要源于人口增长。挑战的表现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亚洲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力图谋求更多的权力，亚洲将经济的成功归功于本土文化的复兴，认为本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根本改革为核心精神。伊斯兰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强，使得它们倾向于向外扩张，从而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结果将导致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及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不同文明间融合的可能性较小。
　　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各国都在寻求认同，而认同在作者那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明确了敌人才能更好的增强内部的合作和凝聚力。“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无所适从的国家”即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的国家，如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它们的领导人无视其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图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为其成员国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就像伊斯兰世界这样，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更困难。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
　　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和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作者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普世主义政策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斯兰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可能表现为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冲突。在一定情况下，伊斯兰将与中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西方。
　　接着，作者重点分析了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断层线战争，包括断层线战争的特性、发生地及历史、人口和政治愿因。作者指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根植于人民的认同，在时间上是持久的。与其他社会群体战争相比，断层线战争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的，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断层线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一个文明内部主同的加强反过来推动了断层线战争的升级。作者按介入战争程度的不同，把国家和集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参与者是参战的国家或集团，第二层次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与集团，第三层次是与参与者有文明上联系的国家，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和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的慢慢的推动。”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
　　作者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不同，西方文明始于20世纪初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复兴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自我改革和更新，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另一方面应对来自其他文明（主要是伊斯兰和亚洲）的挑战。为此，美国必须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的责任，在国际上促进欧美政治经济一体化，在国内对美国文化进行进一步的认同。最终，得出了极具保守色彩的结论：“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应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也是亨廷顿在《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一文中想表达的思想。
　　接着，作者虚构了一场由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干涉灵异文明的核心国家与其成员国之间争端所引起的全球战争，通过对假想的世界大战的分析，作者得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三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由此得出结论：“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由此与本书书名相呼应：文明的冲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主导，以联合国为舞台，作为行为主体的各大文明通过其核心国代表，按照互不干涉文明内部事务的原则，以共同协商方式处理国际冲突的世界秩序。
　　
　　二．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正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并引发激烈争论。有评论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任何一篇文章。”之后亨廷顿又在1993年《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以及1996的《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和1999年的《独立的超级大国》更使其成为各国国际政治学者批判的焦点，其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格什曼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沃尔特的《虚构新的妖怪—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然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自《文明的冲突？》一文起就从未停止过。即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的《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带有官方色彩，王缉思教授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所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就有26篇。
　　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东西方都受到了各种形式各种观点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总结来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亨廷顿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第二，“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模糊简单片面。第三， 亨廷顿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第四，亨廷顿强调文明之间的隔阂与潜在的冲突，却低估了文化之交流合作甚至融合的可能。
　　第一，亨廷顿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作者频频说到非西方社会的兴起及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给人以放眼世界的印象，但本质上，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方法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日趋多元化，亨廷顿已明显认识到“西方的没落”和非西方的兴起，尽管他说世界将由七大文明主宰，但言语之间却流露出对伊斯兰世界好斗的不屑，对中华文明经济发展的敌视，以及对非洲这个“尚未形成”的文明的轻蔑，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统一于基督教精神信仰的自豪。这些从他书中不断强调西方的联合和对非西方的抵制可以看出。
　　亨廷顿不仅表现为一个西方中心论者，更表现为一个美国中心论者，即把对美国的忧虑投射为对全世界发展趋势的忧虑。书中处处可见亨廷顿对美国全球利益的维护。如他积极探讨美国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利益的策略，并预测美国胜算的能力等等。亨廷顿的立场是极力为美国辩护，其核心在于为美国提供一个保持其权威的方式。
　　第二，“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是模糊、简单、片面的。书中并未能从根本上定义文明的概念，文明似乎是个文化、语言、宗教以及种族和地域的混合体，且作者也说世界上的文明不能划分明确的界限，文明的范式只是一个建立在以语言和宗教认同为基础上的模糊概念。
　　而且，文明的范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些问题进行了简化从而带来了片面的问题。亨廷顿每论述完一次战争或一个冲突事例就归为“文明的冲突”。虽然在分析中提到了冲突的原因包括各国政治、经济差异诸因素，但最后定论却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福勒认为“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而麦哲也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冲突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地缘机遇等因素，而把文明间的差异作为一切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呢是简单且错误的。
　　第三， 亨廷顿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北约、欧盟是西方文明内部高度整合的表现，但在西方之外类似北约和欧盟这样的多边合作组织却远未形成，东盟、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也仅限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等基本面上的合作。而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就目前来看并未有形成一直声音的可能。也就是说在非西方的广大地区，文明集团的出现和巩固还只是纸上谈兵。而目前看来，民族国家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西方，民族国家也远没有消亡。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在国际上行为的基础和准则。 而美国霸权主义就是其国家利益至上的集中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文明的范式依然无法替代民族国家的性地位。
　　第四，亨廷顿低估了文化之交流合作甚至融合的可能。他的重点不在文明之间的相容性方面，而在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乃至冲突性方面。汤一介认为：“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缺乏出于文化（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 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 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城之间的文化发展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在相互交流，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与习俗之后进行平等的交流，乃至在此基础上与想接近的文明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后冷战时代为西方树立共同的敌人，以此加强西方内部的合作与联系。
　　
　　三．“文明冲突论”的意义与来源
　　必须承认的是，以上批评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虽然对很多方面比如中国文明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等不敢苟同（将在后面具体阐述），但把他的观点当作一个新的学术理论来看，亨廷顿的学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他的八大文明形态的划分比“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二分法长期统治中国人的思维，而汉娜•阿伦特的三分法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这种绝对二元论的模式长期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我们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常常将中国与西方进行不自觉的对比乃至对立。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八种文明的划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该过分注重这种机械的划分，对于我们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以世界多元化模式取代中西二元模式的问题。
　　亨廷顿较早提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确在没落的观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不具有普适性，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文明已经不可能了，而且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成是独特的而非是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在《孤立的超级大国》一文中，他批评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世界上推行美国新经济的成功，而没有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下降。世界已经不可能朝着单极化的方向发展，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而是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与多极并存的体系。国际冲突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动，也需要与其他大国联合采取行动。他指出：“由于美国在行动上把世界当作单极世界，美国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孤立。”多极化将是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
　　此外，我们需要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一时兴起，随心所欲的阐发，它包含了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罗伯特•卡普兰将亨廷顿的学术思想的基础总结为“反理性选择”和“保守现实主义”，这两点构成了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前提。
　　亨廷顿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鄙视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恐惧、妒忌、仇恨、自我牺牲和其他一些理解政治必不可少的人类情感。作为反理性的必然结果，亨廷顿一直强调要综合考察人类行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把非理性因素至于重要的位置。在政治中，人们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文化和认同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内容。
　　亨廷顿一直把自己是做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保守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确保自由制度的生存，保守主义是维护既有的而不是去国外追求未有的或是在国内推行激进的改革。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外交政策并非是建立在法制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基本无法治可言的领域中的国家或其它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
　　正是这种亨廷顿式的保守现实主义加上反理性选择理论，铸造了文明冲突论的灵魂。文化与认同的决定意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遍性，文明冲突中权利与均势对冲突结果的最终裁判权。这一切都是由亨廷顿学术思想的两个核心因素而引发的，并最终回到由这两个要素所界定的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义：即西方应加强自身的认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持优势，促进基于文明共性基础上的合作，以继续在可能到来的非西方对西方的文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亨廷顿学术思想源流的总结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冲突论”的深刻意义。
　　
　　四．文明的范式与中国的崛起
　　亨廷顿于1991年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的崛起和当时德、日的崛起类比，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两年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把“中国威胁论”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但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新的大国的崛起将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将与美国的利益相悖。
　　作为西方的精英，亨廷顿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意在警醒西方人注意西方权力的日益衰落和新崛起的大国对西方利益的挑战。亨廷顿对中国崛起进行了一些客观、理性的分析，但他给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崛起的中国将推行扩张主义，争取霸权，扰乱现存国际秩序与事实并不相符，其目的在于恶化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阻碍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国坚持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扩张、不称霸、不掠夺。中国人民坚信，中国的崛起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繁荣和发展的机遇。而书中以儒家传统的等级和专制为理由认为中国崛起后将实行霸权主义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汤一介教授指出，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确实存在着某种“专制”和“暴力”的性质，但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是主张“和为贵”的，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在当前情况下，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已经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而逐渐被历史所淘汰，而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将更加提倡“普遍和谐”的观念。
　　在中美是敌是友上，亨廷顿的结论并不正确，但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却说出了一段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话：“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而这正与本书的结尾相呼应：“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