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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穿梭在决策者与“草根”间的高层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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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穿梭在决策者与“草根”间的高层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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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11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为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为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传奇经历
胡鞍钢的经历充满传奇：小学文化的下乡知青，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所撰写的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多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并先后荣获国内外多项杰出奖项。
5岁时，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由于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能够读到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1966年6月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统考，“文革”爆发了。1969年9月，16岁的胡鞍钢同近10万名北京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在北大荒的7年里，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他当过炊事班班长，每日凌晨即起床做早饭，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拼命读书，还偷偷地自学数理化，在报纸的边边角角处演算习题。恢复高考后，1978年底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本科、硕士毕业后，1985年进入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在院士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做课题。“国情研究”从此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1995年，胡鞍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资助”，成为经济科学领域唯一获得此资助者。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几年下来，该中心已成为北京高层决策的重要智库之一，并且是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时至今日，胡鞍钢认为，1989年初发表的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才是他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代表作。作为该报告的第一执笔人，他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人口、环境、
资源、粮食，提出了这些矛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观点。报告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模式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篇报告被当时领导人所传阅，包括由邓小平的女婿张宏转交给邓小平看过。1991年，邓楠专门邀请胡鞍钢等人撰写了大型国情系列政论电视片《震撼的回声》。2004年10月，当期出版的美国《世界商业评论》公布了《2004年中国十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这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杂志上，胡鞍钢榜上有名。被误传为朱镕基的“智囊”
独立、自由、坦诚，是胡鞍钢最为崇尚的几大知识分子特质。他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始终也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胡鞍钢认为，在中国，学者和决策层的关系通常是对峙或迎合，非此即彼，这很不正常。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此，他特别推崇哈佛的建设性批判精神。
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盛传胡鞍钢是朱镕基的“智囊”。这种说法引起了朱镕基本人的注意，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插曲：1996年7月2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会议上，胡鞍钢介绍“分税制的评价与建议”之后，朱镕基问道：“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海外的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镕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
胡鞍钢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他认为，与决策层的沟通和合作与保持学者的独立性并不矛盾，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曾经有人这样问胡鞍钢，如果政治家一时没有接受经济学家的建议怎么办？胡鞍钢的答案是：第一要有耐心。他以他的《中国地区差异报告》为例：“我们是在1994年提出缩小地区差异的建议的，但真正写进中央的决议已经是1999年了。”第二要不断地申述。经济学家一定要有平常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持之以恒，更进一层。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敏感性的建议，这不但没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且他的建议采纳率反而越来越高。
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1989年初，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他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變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书中还提出富有远见的观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
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
胡鞍钢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