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作者：邓晓芒

来源：《粤海风》2013年第04期

        十八大以后，国人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思想上的一次新启蒙，以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这就必须对以往曾经有过的启蒙进行一番反思，并为这场新的启蒙探索方向。

        一、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当政治上国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记忆，人们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

        中国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发蒙”，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含义恰好就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从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而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也仍然只是受他们教育的未成年的儿童，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去行动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并且总是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的“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那种表面的“轰动效应”和政治效果，而很少深入到理论本身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