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简称国 画，是我国传统造型 艺术之一，历经数千 年的发展。其技法独特，画科众多，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这次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组 织专家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仔细梳理，历经数年，从中选出十位具有广泛和持久影响力的画家， 选取其经典之作，汇集成册出版，以飨读者，其价值意义十分巨大。 沈周（1427-1509），明代画家。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里人。不应科举，长期 从事绘画和诗文创作，擅画山水。笔墨坚实豪放，虽草草点缀，而意已足，形成沉着酣肆的风貌。亦作细笔，于谨密中仍 具浑沦的气势，人称“细沈”。取景多江南山川和园林景物。兼工花卉、鸟兽，善用重墨浅色，别饶韵致；也偶作人物。书 法遒劲奇崛，学黄庭坚；诗学白居易、苏轼、陆游。名重于明代中叶画坛，一时名士如唐寅、文徵明等，咸出其门。后人 把他和文徽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 唐伯虎（1470-1523），明代画家。名寅，以字行，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今江苏苏 州）吴趋里人。少有俊才，博雅多识，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结交，人称“吴中四才子”。赋性疏朗，任逸不羁，颇嗜 声色，流连诗酒，刻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擅画山水，多取法南宋李唐、刘松年，一变斧劈皴为细长清劲线条皴法， 并兼及元人法；并工画人物，写意俱佳，或细条清劲，设色妍丽，或笔墨流动，挥洒如，在钱选、杜堇之上。画花鸟喜用 水墨、清隽峭利、既不同于林良、吕纪，亦有别于沈周，活泼洒脱，生趣盎然。兼善书法，能诗文。 徐渭（1521-1593），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白鹇山人、鹅鼻山人 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幼孤、性绝警敏，九岁能文。性通脱，常与群少饮于酒店，官府有急需相召，或因醉不赴，或戴旧乌巾，穿白布瀚衣，直闯无忌。工书法，学米芾，行草纵逸飞动。中年始学绘画，涉笔潇洒，天趣扦发，特长花鸟，用 笔放纵，水墨淋漓，气势旺畅。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代表明代中期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新格凋。清代郑板桥极崇拜 他，自称“青藤走狗”。现代黄宾虹诗赞曰“青藤、白阳才不羁，缋事兼通文与诗，取神遗貌并千古，—行进年下私淑之。”说 明其对后世影响甚大。 八大山人：1624年生于南昌，原名朱统（林+金），本是明朝宗室，因清兵入关，明朝覆亡，随隐遁山林 国绘画史上的“怪杰”。擅画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括、冷峭、凝炼，虽着墨不多，均生动 尽致，无景处亦成妙境，别 具灵奇。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到八大山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妙悟者不在多言。其笔墨清脆、构图 缜密码，意境空阔，余味无穷，真是画外有画，画外有情，真正做到了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在这方面八大山入是无 与伦比的典范。齐白石称其300年来领袖群伦，为画坛巨擘。 王石谷：（1632-1717）。清初画家。名（羽+军），以字行，号耕烟山人、乌目山人、清晖主人，常熟(今屈／I：苏)人。住清 初画坛上居主流地位。所作仿古为多，功力深厚，熔铸南北画派于一炉。晚年画风于简练中求苍浑，为i仑者所重。偶写 花卉、隽秀有致。曾谓：画有明有暗，如鸟双翼，不可偏废。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大成。皴擦 不可多，厚在神气。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弟子很多，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山水画。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清初书画家。原名朱元极，明朝宗室， 明之后出家为僧(法名原济)，一生致力于艺术的革新。擅画花果兰竹，兼工人物， 尤擅山水，画名极盛。其画力主“搜尽奇峰打草稿”，一反当时仿古之风，构图新 奇，笔墨雄健纵恣，淋漓酣畅，深得元人意趣，在气概与风神上自具独特面目，于 气势豪放中寓有静穆气氛，更为同时代诸家所不及。其作品以苍茫豪拓、淋漓洒脱的“气胜”而著称的。并对后来扬州画派与近代画风，影响极大。 郑板桥(1693-1765)，名燮，以号行，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世籍苏州，明洪武间，迁居兴化，遂为江 苏兴化人。少孤贫，天资奇纵，慷慨啸傲，超越流辈。曾中举为山东潍县令。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一，工书法，以篆隶体参合行楷，非古非今，非隶非楷，自称“六分半书”。有纵横错落，瘦硬奇峭之致，自成体貌。擅画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多不乱，少不疏，体貌疏朗，笔力劲峭，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藉以寄托其坚韧倔强的品性。 虚 谷(1823-1896)，清末画家。僧人。俗姓朱，名怀仁、虚白， 字虚谷，号倦鹤、紫阳山民。安徽新安(今歙县)人，移居江苏广陵(今 扬州)。不茹素，不礼佛，也“从不卓锡僧寺”，往来于上海、苏州，扬 州一带，卖画为业，白谓：“闲中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与任 伯年、顾鹤逸、吴昌硕、倪墨耕等书画家友善，早年学界画，后以擅绘 花果、禽鱼、[1J水著名，运用干笔偏锋，敷色以淡彩为主，偶尔用强烈 对比色，风格冷峭新奇，隽雅鲜 活，无—‘笔滞相，匠心独远，开具一格， 吴昌硕赞为“‘拳打破去来今”。 任伯年(1840-1896)，清末画家。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 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寄寓浙江萧山。擅画人物、花卉、翎毛、山水， 尤工肖像，取法陈洪绶、华（品山），重视写生，钩勒、点簇、泼墨交替互用， 赋色鲜活明丽，形象生动活泼，别具清新格调，年未及壮，已名重大江 南北。后得朱耷画册，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笔，必悬腕中锋，自称“作 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所画肖像。细部处可清楚到每一根须眉，无不 逼肖，又善“用没骨法分点面目，远视之奕奕如生”(《淞南梦影录》)。其 画在江南一带，影响甚大，为“海上画派”之代表人物。 吴昌硕(1844～1927)，近代书画家。浙江安吉人。作画博取众长， 并以书法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在用笔、施墨、敷彩、 题款、钤印等方面轻重疏密，匠心独运，配合得体，无不精妙，对中国 现代绘画影响深远，并对日本绘画也有较大影响。近代书画大师齐白石 对其推崇有加，并师法吴昌硕。 、、、、、、、、 徐渭（1521—1593） 　　 明代画坛高手林立，其中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当推徐渭(1521—1593)，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文长。他处在一个文人步履维艰的明代后期，终生未能得志于“功名”，还屡遭厄运，常因他事而使清名被辱，以至精神几乎失常。后因误杀妻子而下狱服刑，出狱时已年逾五十。饱经沧桑的生涯形成了他吟诗作画的狂放性格，给后世留下许多趣闻，但多半属于附会，未必真实。由于他长期贫困潦倒，极易与下层人民接近，在画坛确与众不同。 　　 徐渭的诗书画文全面发展，对书法颇多自负，他认为自己的写意花鸟得之于书法修养，曾说：“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艺术上更显泼辣，“不求形似求生韵”，虽狂涂乱抹却横生意趣。喜作水墨葡萄、牡丹，以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借物抒情、以物喻人。为后来不少名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等所效法。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 　　徐渭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人并不同意他对自己的评价。如周亮工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赖古堂画跋》）。推崇其诗者认为其诗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推重其戏曲的汤显祖则谓“《四声猿》乃词坛飞将”。推崇其文的唐顺之、茅坤则谓“此文殆吾辈”。而郑板桥推崇他的绘画，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其文章、 诗歌、戏曲、绘画、书法，在当时都算得是一流。而他纵横奔放的水墨写意画，更是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 杂花图卷 　　 徐渭对画的主张，虽没有系统的画论流传下来，但从散落在其诗及其画的题跋上可见端倪。有题画诗云：“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这句话既可以看作是其绘画创作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绘画乃是一种用来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工具。徐渭一生热衷于用世，但命运多舛、颠沛落魄，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对朝廷腐败的不满，时常发诸笔端，以泄胸中意气。 　　 他画牡丹，不用色彩，仅以泼墨为之，并题《墨牡丹》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又有题(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画家沈周、陈淳都画过墨牡丹，但无论从布局到笔墨都远不及徐渭的泼辣、豪放和气势逼人。这与他五十八年贫贱身，连续多次科举不中分不开。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发迹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徐渭尽管满腹经纶，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以致一贫如洗，竟至有人用两碟野鸭 竹石图轴 莲舟观音图轴 肉、牛肉和三卮酒就能换到他的一幅梅花。题诗云，“凫牛两碟酒三卮，索写梅花四句诗。想见元章(指王冕)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又云：“曾闻饿倒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他所画的墨梅，无论发干和圈花，一如狂草，一气呵成，笔墨间有一种磊落、激愤之情。 　　从他的诗文题跋上，还可看出他对前代和当时画家的不同看法和评论。如《题夏硅山林卷》：“观夏硅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书倪元镇画》：“一幅淡烟光，云林笔有霜。峰头横片石，天际渺长苍。虽赝须金换，如真胜璧藏。扁舟归去景，入画亦茫茫。”《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阁坐何人?若论游鱼应着我。”还有对苏轼、黄公望、王冕、吴镇等的精彩评述。再如他对与他同时或稍前一点的画家，如陈淳(道复)、谢时臣、同乡陈鹤、刘世儒(雪湖)、杭州的沈仕(青门)、宁波的沈明臣(嘉则)等人，不但有往来，且受他们的影响颇大。 　　徐渭对古代画家不但有过研究，且对苏轼、夏硅、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唐寅等人的画十分推崇；对他同时的前辈画 家陈淳、陈鹤、谢时臣等人亦很佩服。他是融会各种画法以后，终于以他自己特有的风格，出现在明代晚期的画坛上。他作品中的“文入画”气质，受上述这些文人画家的影响较多。他的作品重气韵，不求形似，但不是毫无道理的横涂乱抹。在他的一首题画诗中说：“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这与倪瓒的“吾画不求形似，聊抒胸中逸气耳”有相似之处。他另有一首题画诗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可见他对于画是素来不肯墨守陈规的。他的画，无论花卉、山水、人物、走兽、鱼虫瓜果等无一不能，无一不工。但以花卉画得最多，也最突出，且多用水墨。除前文提及的葡萄、竹石之外，他画得最好的花卉是《杂花图卷》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竹子共十三种，组成长卷，连题跋在内有十多米长。运用泼墨、破墨、积墨等多种技法，挥洒淋漓，气势奔放，一气呵成。这是徐渭水墨大写意花卉的代表作。他尽管提倡“不求形似”，但并不等于要把现实的事物敷衍过去；恰恰相反，由于他对写生的对象曾有过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并亲自种竹，修整葡萄，因此，又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一味狂涂乱抹者不同，他是用简单明快的笔墨，把形象概括简约地表现出来。 　　从技法上看，用水墨来画花卉，在徐渭以前不算罕见，至于山水、人物、竹石，更是不足为奇。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得更远一点，苏轼即曾提到汴人尹白能以墨画花；宋代画家梁楷亦早就用减笔水墨来画人物树石了。徐渭虽是从继承前人的绘画传统上学习，却又不为前人拘束。如果说他学陈淳、林良，那么徐渭的笔墨要比他们更为放纵，特别是他那大刀阔斧、纵横睥睨的写生画法，真可以“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这种体制，经过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的发展和丰富，终于打开了近代大写意的这一体派。 　　他喜用水墨作画，在他的文集里有一段议论说：“奇峰绝壁，大水悬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人逸，斯为妙品。”他利用泼墨写山水，的确发挥了墨汁淋漓、烟岚满纸的效果。 　　对于山水、人物画，他赞赏沈周、谢时臣的粗笔，尤其对夏珪、倪瓒的冷逸特色，大为赞赏。所以他的山水、人物画，往往多用粗笔，乘兴涂抹，神游于物象之外，以豁胸中之气 。如他的《人物山水花卉册页》分别作写意山水人物，写生花卉，颇具南宋画家梁楷的减笔风格。笔墨简括豪放，随意自然。《莲舟观音图》轴图上方一大半位置为草书题跋，下方一小半画观音像，人物寥寥几笔，然神韵俱佳。 　　徐渭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称得上是一位文学艺术家。他的诗、文、书、画都有力革陈规、独树一帜的成就，很难定出高下。他的画具有“文人画”的气质。他的诗写得好，并特别喜欢在画上题诗，将诗画结合，以诗来加强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诗情画意，融浑一体。 　　徐谓的字也很好，上至魏晋，下至唐宋元明，都有涉及。特别像张旭、怀素、黄庭坚、米芾等书家，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如前文所述徐渭曾向人说“吾书第一”，虽然对这个说法，后人以为不当，但由此亦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艺术是很有自信的。明代晚期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曾评论徐渭书法：“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在他的作品里，诗、书、画、印，已经很完美地结合为一体。晚明张岱说：“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书法特点是寓姿媚于朴拙，寓霸悍于沉雄，笔画圆润遒劲，结体跌宕善变，章法纵横潇洒。读徐渭的画，其用笔，点画似草书飞动，布局潇洒纵恣，亦如其书之章法。徐渭的绘画确实得力于书法的功力。他的画，尤其是花卉画，往往能将各种不同物象综合于一卷之中，笔墨泼辣，随心所欲，真如草书飞舞，比林良、吕纪、沈周、唐寅、陈淳的写意花鸟画更为粗豪蓬勃、沉雄健拔。 　　徐渭的写意画，不管花鸟、山水、人物，其布局都灵活善变，视题材、主题和画幅形式的要求，出奇制胜，确实达到了“旷如无天，密如无地”，“能如造化绝安排”的艺术境地。他深得用墨三昧，善于用水用墨，大泼墨、大破墨尤见功力，淡破浓、浓破淡，极尽墨法之变化，淋漓润活，生意盎然。徐渭的水墨画技法全面，充分体现了他纵横奔放的才华，把中国写意画推向又一个高峰。明代许多名家中，能如徐渭于绘事兼长各科，挥洒自如，情景交融的，可谓屈指可数。他的作品，带给人们的艺术享受是隽永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 　　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法，对后世的影响至为强烈。他习画较晚，真正成为一个画家，应在他出狱之后。也许是因为戏曲、诗词不足尽其胸中郁积，才转而以绘画来发泄。而正是绘画使他的诗文、歌赋得到声、形在抒发心情上的统一。他以纵横不可一世的画法，出现在明代后期的画坛上，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就近代画坛所景仰的大画 家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而论，都是从此画法脱胎而出。郑板桥对徐渭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刻了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钤于画上。并说：“郑所南、陈古白两先生善画兰竹，燮未尝学之；徐文长、高且园(凤翰)两先生不甚画兰竹，而燮时时学之弗辍，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也。文长、且园才横而笔豪，而燮亦有倔强不驯之气，所以不谋而合。彼陈、郑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学之哉!”(郑板桥题画兰竹)近代的吴昌硕题徐渭的书画册亦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颜真卿)。”齐白石对徐渭更是倾慕备至。他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又题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再如戴熙曾提到他看到徐渭的一套三十六幅册页时的情形，有“此册开视，心目为快，家人在旁，亦复齐声拍手，喷喷称妙”。在浙江民间，有关徐文长的传说至今不衰，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徐渭是明清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他的绘画艺术是我国文人画发展到明代的 一个新的突破。中国文人画发生在晋代，它是伴随着儒、道、佛三位一体化的玄学兴起和文人诗歌、文人书法艺术发展而兴起的绘画艺术。在创作思想上它摆脱了政教的束缚，走上了纯文艺的道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借物抒情乃是文人画产生的思想基础。文人画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和“怡悦情生”的理论，被唐代张彦远肯定并加以宣扬之后，经五代荆浩、到北宋而得到进一步发挥。此际文人名流辈出，对宋代和后世文人画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凡诗、书、画，皆以尚意为高，强调主观心意的重要性，使绘画艺术从重在表现客观而转向表现主观心灵。 　　明代大写意画的勃兴，还与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李贽的哲学思想有关。徐渭在哲学上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艺观上主张以本色为宗，在绘画上以表现心灵为重。强调“万物贵取影”，“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他使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从重“形神皆备”的主客观兼顾而转向了“意在象外”的重主观、次客观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这是文人画发展史上一个更高级阶段的标志。徐渭擅长狂草，以草书之意和草书之法入画，来实践他的艺术观。他的大写意画风，是从自觉地研究和总结前人的理论和创作成果中来的，加上他全面的深厚的学识修养，一生不得志的惨痛遭遇形成了 他狂傲不驯的性格，以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创立的大写意画风具有不同流俗的格调。与梁楷的冷逸、陈淳的潇洒相比较，徐渭那种热烈、豪放、沉雄而带霸悍的大写意风格，则更能激动人心，显得痛快淋漓。八大山人在更多方面继承的是他的绘画艺术，只是在笔墨上消去了粗豪霸悍一面，使大写意画风格走向成熟、走向高雅，形成了写意花鸟画独特的语言。八大山人的贡献是把徐渭创造的大写意画风推向又一高峰。再经石涛、“扬州八怪”的发展变化，大写意流派，从晚明、清代以至近现代，几乎漫衍于整个画坛。 　　徐渭可以说在我国绘画史上给大写意画风以一个新的突破，是中国绘画向高层次发展的一个大体现，这是他之所以成伟大画家的原因所在。 　　徐渭一生的作为极富个性，他对客观世界充满激情；在艺术风格上因而也常流露一种桀骜不驯的个性。那些吐露心声的诗句，放纵而动人的墨谑，使正直的人为他的激情所鼓舞，产生了共鸣。徐渭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精神。 ——本文摘自《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作者：李澜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然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 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 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 后为好友张元忭（明翰林修撰）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 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 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 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来被世人称道。当然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 《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