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辛亥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辛亥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

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长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十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爱国主义者、中华民族英雄。他坚持不断进步，适应世界潮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人。

1894年11月，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挽救危局”、“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檀香山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孙中山在香港密谋策划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失败，他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在清朝帝制统治下，人民未经长期的宣传发动以及革命锻炼，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他们和战友们已被通缉，不容易在封建堡垒内发展革命力量。因而，他从内到外，即转移到国外华侨社会中组织和积累革命力量；又从外到内，即发动民众，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

由于清政府腐败、黑暗、无能，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华侨在海外饱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和生存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在国内则被作为“外化之民”而被鄙视。所以，华侨都怀有“排满”的浓厚情绪，希望祖国富强，能支持保护海外赤子。这一思想愿望，是华侨产生革命力量的根源，也是孙中山能够在领导民主革命全过程中，取得华侨支持的主要原因。由于要唤起海内外民众共同奋斗，从1895年第一武装起义起，经过16年的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的多次流血牺牲，艰苦奋战，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

孙中山不仅较早地清楚意识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国走向世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的一生与其说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还不如说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

孙中山不仅较早地清楚意识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国走向世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的一生与其说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还不如说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　

　　中国走向世界，一直是亿万中国人的梦想。

　　在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炮火、鸦片、商品、基督教等走向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正努力用自己民族独特的方式使中国走向世界。

　　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不仅使侵略者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尊严和爱国，而且更使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博大和辉煌。农民出身的洪秀全，不仅使西方传教士们了解到他对基督教的真实态度，而且还使西方人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勇敢和顽强。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不仅使东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从他们身上领略到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危机感强烈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则更以他们的智识和言行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坚强个性。

　　但是，这些先知先觉们受阶级、社会、时代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太大，身上封建文化的积淀过于厚重，在面对西方世界强有力的冲击下，显得有些胆怯、自卑、保守和偏狭。尽管他们的言行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意义、方式和方法，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还很不明确。他们所起的作用，不是"有意栽花"的结果，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效应。

　　与众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较早地清楚意识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国走向世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的一生与其说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还不如说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

　　 知，常常是行的先导。行为的效果总是受知的制约。"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演变的主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就自然地构成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许多人关注的是"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忽视了"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深刻的历史主题。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在思考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时，对中国走向世界作了更深入全面的探索。

　　首先，孙中山认为，"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走向世界。早在1894年他就认为"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又指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再一次强调"现在中华民国成立，得达共和目的，人人皆志愿已足。愚则以为未也，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振兴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中国变成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多次指出："如要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应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去做，……将来的结果，当然比美国更好。"显然，在孙中山看来，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以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也就是说，孙中山把繁荣富强和独立自主看作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一认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孙中山还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原则建立了一个政治修明、经济富裕和人民安乐的民主共和国，以及实现交通运输、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和国防事业现代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方法。他曾明确指出："革命党倾覆满清，共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有了五权宪法，"乃可与世竞争，不致追随人后，民国庶几驾于外国之上"，并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不仅论述了交通运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为中国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指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实施措施。应该说，孙中山的这些实现主张，既是对"世情""国情"的正确把握，又是爱国主义和世界意识的具体体现。

　　再次，孙中山能知亦能行。在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孙中山不仅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方法上的探索，而且能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一生。从创立兴中会、组建同盟会，发动10次武装起义，到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各种改革法令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发动"二次革命"，成立中华革命党，到高举"护国"、"护法"大旗；从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行国共合作，主张北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所有这些既是孙中山个性心理和务实精神全方位展现的过程，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行为表现，更是为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的一种艰苦卓绝的工作。

　　尽管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中国仍然没有获得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沉重而缓慢，但是，孙中山为革命和建设所做过的一切，却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国铺平了道路。

民族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