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塬：关中农村别样村史

http://xian.QQ.com　 2009年09月07日11:53 　 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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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锐摄

白宗恩在老宅发现了一个相框，照片里的人物他已不记得

虽然白家老宅已破旧不堪，仍可依稀看出当年白家的繁荣和昌盛

　　他们是一群普通人，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朵朵微溅的浪花；他们又不是一群普通人，在风雷激荡的历史风暴中，浑身写满斑驳的时代印记。

　　他们不是历史，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自古都是历史舞台最光鲜的主角；他们却又是历史，百转千回、风雨飘摇，写尽人性、人生、人世的真假美丑。

　　他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快乐着我们的快乐，悲哀着我们的悲哀，愤怒着我们的愤怒，忍耐着我们的忍耐，或是一个时代沉默的符号，或是一个时代高歌的领唱，终究和我们所有普通人一起，汇成一个时代最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如果把历史比作海洋，汹涌的波涛固然令人惊心动魄，却只是惊鸿一瞥，波涛的下面才是真正的浩瀚与深沉的伟力；如果把历史比作高山，直入云霄的峰巅固然令人心驰神往，却宣告向上的终结，山脚的坚实、山腰的雄浑、山体的刚健才是高山真正的魅力。所以，他们，那些隐喻着所有普通人、俯首于大地谈笑于人间的人，身上才散发着历史真正的气息，绽放着历史的血与肉，跳跃着历史的脉搏。

　　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每个平凡的经历后都闪现着一代人不平凡的历史烙印，每个不平凡的经历后又闪现着一代人平凡的心灵轨迹。60年的沧桑足以让人的一生尝尽酸甜苦辣，无数个这样60年的沧桑也足以道尽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兴衰得失。

　　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未来历史的一页？我们注定要经历过去60年历史中抽象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我们也注定要超越过去的60年，使一个时代的烙印更多是和谐之美、富裕之享、幸福之欢。他们60年的际遇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他们60年的际遇孕育着整个时代兴衰的密码，读懂他们那些普通人的历史，读懂他们那些普通人的人生，才能眺望今后60年的家国史。

　　█现实生活里，白鹿塬上的白氏家族，曾给长篇小说《白鹿原》提供了很多创作素材

　　█梳理真实的白氏家族的兴旺与衰败，如同梳理一部关中农村的发展秘史

█白氏家族的故事，相比其他家族显得有些“另类”，但与共和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1951年1月，一支土改工作队进驻西安东郊白鹿塬上的南枝白村，开始在村里的墙上贴布告，布告上写着“废除封建债务，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扯起绳子仔细丈量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和牲口分给贫农。

　　经过近百年的战乱，此时，白鹿塬上的村庄仿佛横陈在干涸河道上的破旧渔船，船桨腐朽，船身破烂，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村庄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起，开始烧毁旧地契，分田立命。

　　在南枝白村，白宗恩家的40亩田地也被丈量了一遍，他们家因人口多被划成“贫农”。此后，这个身份伴随他们3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渐渐遗忘。

解放前曾有40亩天字号河川地

　　当时，白鹿塬上的农田根据土地肥沃情况和浇灌是否便利，分成“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

　　白鹿塬上的南枝白村曾给作家陈忠实创作小说《白鹿原》带来很多灵感，陈忠实甚至借用了村民白宗恩家族里不少人的名字：白嘉轩、黑娃，以及“兆鹏”、“兆海”。甚至，小说里的一些故事，都在现实中发生过。

　　现实中的南枝白村，家族观念一向根深蒂固。至今，除了几年前迁到村里一户外姓，其余人家全姓白；在以往，连倒插门到村里的女婿都要把姓改成“白”。南枝白村的白家同祖同宗，如今在村里分成很多支系，白宗恩家就是其中一支。

　　白宗恩这一支系本来经商，祖父白文华在西安城内、长安等地拥有几家店铺，分别卖木器家具、油、盐和杂货。传说家里最景气时，从店铺往老家南枝白村拉钱，有一次光用马车拉铜钱就拉了三个晚上。

　　树大招风，土匪盯上了白家的铺子，因得罪土匪，土匪一把火将他家的店铺全烧了。

　　为避免再遭祸端，白文华带着全家迁回老家南枝白村，用以往开店铺时的积蓄，买下村东头40亩的天字号河川地，那可是一年能有两季收成的金盆盆。

　　解放前，白鹿塬上的农田根据土地肥沃情况和浇灌是否便利，分成“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并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交纳“皇粮”。

　　白宗恩的祖父白文华在40亩田地里种上了玉米和小麦，恢复以往的农耕生活。家人多土地人均下来就是贫农

　　白宗恩说：“听起来40亩地还不少，但我们家的人多，把土地平均下来，比贫农的平均标准还低。”

　　土匪当初放的那把火，让白家家道中落，但是，解放后白宗恩家却因祸得福，阶级成分定成了贫农。

　　根据土改时的调查，在南枝白村当时所属的长安区，地主家庭人均占有土地6.8亩；有的大地主家，人均土地能够达到36亩；而贫农，人均只有1.6亩。

　　白宗恩回忆，那时南枝白村有“四大家，八小家，二十四个殷户家”。白宗恩家算“四大家”中的一个，家有40亩地；村里田地最多的，大约有八九十亩地。

　　“听起来40亩地还不少，但我们家的人多，把土地平均下来，比贫农的平均标准还低。”白宗恩说，其他土地多的白家，也跟白宗恩这个支系一样，把庄稼地往子孙辈里一分，就算不成地主了。全村只有一户白姓支系被划成了地主，他们家有五六十亩地，因为家里人口少，“剥削量大”，达到了地主标准。“村里没有特别穷的，好像就只有一家兄弟俩不行。”白宗恩说，村里没有大地主，也没有赤贫，阶级矛盾不像别的地方那么激烈。

　　土改工作在南枝白村进行得比较顺利，全村同祖同宗，如同在家族内部“分家”，把土地分给谁，都是分给白家自己人。

　　斗地主宗族观念引起上面不满

　　工作组几次到村里指导无人响应，下了一个结论：到了白家，是一个 “白”字“掰”不破。

　　土改期间，南枝白村所属的长安区，共召开了1225次斗争会，斗争了323个地主，还枪毙了两个地主，一个叫鹿世泰，一个叫张顺贤。西安的区县志记载，当时“农会、民兵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热情高涨”。

　　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村庄，往往斗争会开得激烈，特别是对“恶霸”型的地主，农民的仇恨发自肺腑。土改斗争会在南枝白村，却遇到了复杂的乡村人情：全村都是一家子，没人批斗自己家族里的那户地主。

　　白宗恩说：“那一家也是省吃俭用挣来的土地，自己下地干活，家里倒是有长工，但对长工很好；在村里，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无论谁家有难处他都帮。没啥可斗争的，是白家公认的好人。”

　　南枝白村的宗族观念引起上面的不满，工作组几次到村里指导斗争会，无人响应。工作组给南枝白村下了一个结论：到了白家，是一个“白”字“掰”不破。

　　村民的家族经验与政权的努力存在着差距，白家的人显然没有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成员看成是“阶级敌人”，可以把全村的土地重新划分一遍，却不能在家族内部“窝里斗”。

　　在南枝白村，血缘社会的逻辑、亲疏远近的判断一向“顽固”，解放前的长期战乱养成了白家“团结”的本能。

　　白宗恩说：“解放前，村里白家的人，有国民党，也有搞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同宗同族，他们的党派身份在村里都是公开的，白家也从不对外说。村里有个叫白宗信的长辈是地下党，全村人都知道，当时在村里搞革命活动安全得很，没人告密。”

互助组终于可以安心伺候庄稼

　　在政府的帮助下，白家开始引进比较好的玉米、小麦种子，翻地，攒肥，粮食产量开始提高。

　　地可以平均分了，耕地用的牲口却没能做到每家都分上一头。播种犁地时，白宗恩家自发地与家族里的人组成“生产互助”小组。

　　白宗恩说：“有牲口的和没牲口的，家里劳力多的和劳力少的，谁跟谁更对脾气，就组成一个小组，农耕、收割时互相帮助。”

　　在别的村庄，甚至全国范围内，成立生产互助小组这种办法悄悄流行开来。农民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同。1953年，中央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作为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加以肯定。

　　鸡鸣下地干活的农耕生活照样进行，相比解放前的兵荒马乱，白宗恩家这时终于可以安心伺候庄稼了。

　　在一个农闲的日子，白宗恩的父亲白兆林打了些土坯砖头，把土炕下躲土匪用的地道口封住了。

　　解放前，关中土匪多，也多兵灾。为了求得自保，家家户户还修有地道，并且在地下相互沟通连接，一家有事，可以很快下到地道里，通过别人家逃离。解放后，南枝白村的地道再也没派上过用场。

　　只要能安心种地，就有了把日子过舒坦的本钱。这时，白家开始在政府的帮助下，引进比较好的玉米、小麦种子，翻地，攒肥，粮食产量开始提高。大锅饭年轻人装成老头不出工

　　白宗恩回忆：“由于不是给自己种地，一些人开始慢慢变懒了，干活出工不出力。”

　　1958年以前的事情，白宗恩大多是听长辈讲述的，而1958年白宗恩5岁，开始记事了。

　　那年秋天，白宗恩忽然发现家里不做饭了，父亲白兆林把锅碗瓢勺全部上交村里，和家族里的人一起迈入“大锅饭”时代。村里的男女老少像参加家族里的红白喜事一样，天天集中到大队食堂吃饭，很热闹。

　　在此之前，白鹿塬上的农村已经历过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把各家的牲口、土地、农具都折算成股份，上交到村里，共同劳动，年底按股份分红；高级农业合作社是把各家的牲口、土地、农具全归集体，全村一起劳动，按照劳动量分配粮食和生活用品，不再分红。

　　1955年，白鹿塬实行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私有制被取消，归集体所有。

　　白宗恩回忆：“由于不是给自己种地，一些人开始慢慢变懒了，干活出工不出力。”

　　南枝白村这样规定，老人和孩子在村里做些清闲活，青壮劳力下地干重活。有的年轻人逃避劳动，把胡子留得特别长，装成老头不出工，生产队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吃了一段时间“大锅饭”，开始慢慢吃不饱了。大跃进别人“放卫星”白家少报粮

　　别人种“卫星田”，把粮食亩产虚报到“两万斤”，而白家选择了瞒报、少报粮食产量。

　　1958年，白鹿塬也进入了“大跃进”，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南枝白村的白氏家族吃尽苦头。如今一提起那几年，白宗恩的胃就开始抽搐。

　　自然灾害时，村民又恢复自己做饭，但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除了吃糠和榆树皮，还没长成的玉米连玉米芯都被碾碎吃了，地里的野菜也全拔光吃了。如今在南枝白村已经见不到几棵榆树，据说都是当时剥树皮剥死的。

　　吃树皮、吃糠，让村里很多人拉不出屎，得找人趴在屁股下面用手指往外掏。家族里，有个支系死了一个男娃，是吃了太多糠拉不出屎憋死的。白宗恩感觉还行，家里人做饭时把野菜、糠和水的比例搭配得比较好。

　　白宗恩家这一支系幸运的是，1958年，白宗恩的大哥白宗仁去青海当了工人；二哥白宗孝进了华山机械厂，那时二哥才16岁，年龄太小，托人找了关系才进去。在青海的大哥为了帮助家里度过饥荒，曾托熟人往家里捎过一麻袋蚕豆，可惜没等捎到家中，蚕豆就进了熟人的肚腹。

　　这样的饥荒持续了3年，1962年，情况才慢慢好起来。

　　在大跃进时，至今让白家人引以为豪的是，别人种“卫星田”，把粮食亩产虚报到“两万斤”，而白家的人选择了瞒报、少报粮食产量，这样可以给族人多分些粮食吃。

　　当时村里生产队的队长白京仪是家族中一个族长般的人物，他替全村瞒报粮产的后果是：被判刑一年多。

　　至今，白家的人一直念叨着白京仪的好，当初白京仪“吃了豹子胆”的举动，实际上救了全村。在任何政策面前，农村都有农村固有的逻辑：至少先保证口粮，不至于饿死。

　　三年自然灾害时，白家的人还有一个“鬼办法”，父亲白兆林和家族里的人开始偷偷“贩羊”。

　　南枝白村的村民几家组成一组，凑些钱，半夜到山里悄悄收购三四只羊，再连夜把羊赶进西安城里，悄悄卖给城里人。贩羊的时候，前面有人探路，后面有人赶羊，遇到巡查的就把羊扔掉，人先逃。

“文革”中男女老少把造反派赶跑

　　“文革”宣传队的口号引起白氏家族的愤怒，白家的人二话没说，操起铁锨、镰刀冲了上去。

　　除了饥饿，白氏家族对“文革”中的两件事记忆犹新。

　　白宗恩回忆，有一次，一支400多人的蓝田“文革”宣传队路过南枝白村，一村人正看热闹，宣传队喊了一句“打倒白宗信”，白宗信是白家的老共产党员。“文革”宣传队的口号引起白氏家族的愤怒，白家的人二话没说，操起铁锨、镰刀冲了上去。白家男人在前面抡农具，白家女人和孩子在后面喊骂，投掷砖头、石块。

　　“造反派里的狠角色也就那么一两个，大多数不敢跟我们打。”白宗恩称，“文革”宣传队很快就被白家的人打跑了，村人一直追了两里路，宣传队逃得跟赛跑一样。

　　还有一次，家族里有人在西安城里当工程师，造反派开了四辆卡车来村里抄他的家，被村里人围着，没抄成。

　　“村里唯一一个被造反派批斗‘神经’的，是作家陈忠实的表哥，当时他表哥并没在村里，在外地教书，是在外面被批斗‘神经’的。”白宗恩介绍，陈忠实是南枝白村的外甥，他姨夫是白家的人。

　　“文革”中还能坚守家族观念，南枝白村在白鹿塬上的确显得“另类”，也冒了很大风险。

　　而在邻近的蓝田县，当时武斗已经进行到疯狂的程度。1994年出版的《蓝田县志》记载，1967年7月，江青的“文攻武卫”论出来后，蓝田的各个造反派纷纷组建“武斗专业队”，人数多达700人，他们到处抢劫武器弹药，甚至拥有7门大炮。

　　好机遇近30年是白家最好时光

　　对于整个白家的年轻人来说，考学、打工挣钱的欲望，远远高于长辈伺候家里那点土地的欲望。

　　南枝白村的白氏家族，像一册未经编纂的历史底稿，如果梳理白家历史，会发现“文革”结束后至今，这30多年是白家最好的时光。

　　白宗恩1968年入伍，1975年从部队退伍，回到南枝白村继续务农，当年娶了临村南枝魏村的一个姑娘。白宗恩其实和妻子打小一起长大，小时候还是同班同学，村民男女界限分明，结婚前从来没说过话。

　　尽管日子过得有些紧，但社会已不那么动荡，人们对运动显得有些疲惫。

　　1976年，“文革”结束。村里开始把土地“下放”到生产小组。到了1981年，开始包产到户，终于又有了一块能让自己负责的土地。1982年时，白宗恩家的粮食亩产量达到300来斤，每亩粮食产量比没有包产到户时多了将近100斤，告别了饥荒岁月。

　　后来，妻子在家种地，白宗恩自己跑到外面做了20多年皮货生意。从2006年至今，担任南枝白村的村主任。

　　目前，除了继续种小麦和玉米，南枝白村的白家人正盘算着如何经营好地里的葡萄园，让每块田地都成为“天字号的金盆盆”。

　　贫农、富农、地主等称谓已经和白家的后人没了关联，对于整个白家的年轻人来说，考学、打工挣钱的欲望，远远高于长辈伺候家里那点土地的欲望。

　　持续了2600多年的“交皇粮”负担，自2006年1月1日起，在南枝白村成为历史。本报记者 王晓亮 实习生 李南夏

　　大事记

　　60年 农民圆了千年梦　　60年，中国农民圆了几千年的梦想：温饱有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4.2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1958年开始，实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18个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确立。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让农民吃上长期“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长期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导致进城务工“门槛”高，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始终戴着写有“农民”二字的大帽子，在劳保、社保、医保等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其就业范围也受到很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