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

(衡水学院 文学系 梁圣强 指导教师：李咏梅)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 日）生于挪威希恩。他的剧作有着丰富广泛的题材，思想十分深刻，艺术技巧精湛，对世界各国的戏剧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是欧洲戏剧界取得现代突破的代表人物。他对欧洲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戏剧用作表现社会生活、讨论社会问题的手段，对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易卜生的作品主要有三个阶段，社会问题剧属于他的中期作品。社会问题剧也被称作问题剧，也叫现实剧或现代戏剧，是一种用主题反映社会问题的剧作。

易卜生曾经说过：“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就要充分了解挪威”。确实，一个国家的变革发展、兴衰成败对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易卜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挪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时期。混乱的时局让易卜生仿佛看到各种愿望得意实现的可能性。184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来的匈牙利革命，罗马，米兰等地区爆发的革命活动都使易卜生感到振奋，再加上对挪威当时社会制度和结构的不满，社会问题剧孕育而生。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主要特点有：

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

比如《社会支柱》中的楼纳，她追求自由又富有很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楼纳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约翰近乎母性的关怀和她想摆脱传统社会陈规陋习的束缚，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搜出自己的小屋子，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从而使自己走向独立。但就是这样一个积极进取，十分上进的女性，在当时社会中那些太太小姐眼中是一个“败类”，一个“怪东西”，一个“坏榜样”，是她们想要搭救的“堕落女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悲哀。借楼纳的话说：道德把太太小姐们束缚在阴惨惨的屋子里，死气沉沉。她们衣着规规矩矩，道德外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着的寿衣。《玩偶之家》中易卜生塑造的娜拉，可以说是楼纳的继承和发展。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娜拉时，更多的是去看到她的大胆反叛精神，但娜拉也是有很多无奈，她善解人意，真心的爱丈夫，为了给丈夫治病，不惜欺骗，背上骂名。然而丈夫海尔茂有着近乎于博尼克的虚伪和自私，使娜拉伤心至极，选择离开。文中，女主人公娜拉说“恨透了自己没出息”及时对自己以前的否定，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易卜生通过塑造娜拉这一女性人物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并且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一级对病态社会的谴责。《群鬼》当中得阿尔文太太有着“哭泣的天使”的称号。剧中，虽然阿尔文先生私生活十分放荡，但阿尔文太太还是恪守自己妻子的责任，帮助丈夫操持事业，替丈夫隐瞒恶习维护名声，虚伪的保全自己的家庭。但当她的儿子和同父异母的妹妹相爱并遗传了自己丈夫的病而过世时，她崩溃了，绝望了。诚如易卜生自己所云：“命运的社所将你捆绑，任你挣扎也无法摆脱。”阿尔文太太不像娜拉那么决断，所以注定是悲剧的。

角色与身份的错位

他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写主人公斯多克芒从北方来到南海岸城市的一个浴场当医官，这个城市以温泉浴场吸引各地的游客。但斯多克芒发现皮革厂的污水污染了温泉，浴场水源带有大量病毒，危及人们健康。为此，他提出关闭和改建浴场，并要公开揭露事实真相。此举直接触犯了浴场主们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他的哥哥、市长彼得•斯多克芒百般阻止他公布真相，还扬言要免去他的职务。然而，斯多克芒坚持真理，不肯让步。于是市长和官僚、市侩勾结一气，在市民大会上围攻斯多克芒，并宣布他为“人民公敌”。剧中主人公斯多克芒虽然是个医生，但他行为和他的职责，它的寓意已经和政府官员的身份和职责错位互换。作品以冷峻的讽刺手法，刻画了这个城市中官僚、市侩虚伪自私的丑恶面目，剧作首次提出了城市的环保问题，并进而深刻揭露出社会“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戏中塑造了一位关心民众、勇敢正直的斯多克芒医生的动人形象，整个作品充满了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当然，像《群鬼》之中的阿尔文太太，她在丈夫不负责任的同时，毅然撑起整个家，她所做的和她丈夫的身份与职责也是错位互换的。易卜生的问题剧在舞台形式方面也有所创造。他摒弃了当时欧洲舞台上流行的乔装、误会、决斗、凶杀等场面，而是强调人物之间思想、性格的冲突，还在情节中适当穿插“舞台讨论”，使剧作在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强。易卜生的问题剧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反映社会现实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其尖锐性和深刻性都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高峰，它震动了欧洲的剧坛，乃至世界的剧坛。

突破传统的表现手段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无论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都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也带有浓烈的人道主义理想光辉。然而，作为现代主义戏剧家，易卜生通过其社会问题剧，善于提出问题，善于剖析问题，则必然套走向如何解决问题的最终点。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是始终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易卜生引入象征等新的表现手段，尤其是创造性的把“讨论”带入戏剧，从而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社会问题剧”以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并使观众受到启发为目的。易卜生把“讨论”带入戏剧，引导观众关注戏剧反映的问题，关注人物的命运，并进而跟随人物行动进程和心里活动进程。全面深刻地领会那些深刻的社会问题。他将戏剧和讨论合而为一，达到思想内容和戏剧情节的有机统一。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中得一些讨论，既没有脱离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又不是剧作家为讨论而讨论强加上去的。“讨论”的场面实际上是主人公性格冲突的再现。想《玩偶之家》中海尔茂顽固维护男权观念，唯我独尊，他恪守“原则”，循规蹈矩。但他不了解娜拉，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尤其是他的价值观有问题。他不容许有独立人格，有自主意识。《玩偶之家》的“讨论”，离不开人物的行动过程。“讨论”并未游离于剧情问题之外，而是渗透到剧情的关键情节，是人物性格冲突的必然结果。

独特的心理刻划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坚定地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却又勇于创新，在采取多种表现手法展示人物性格、揭示主题的同时，毅然遵循戏剧艺术的本质规律，通过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一方面，易卜生的人物心理刻划，借鉴小说艺术的手法，并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创造不仅使剧中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开启了现代派戏剧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许多新方法先河。独白是人物展示心灵世界和刻画人物的传统手法。易卜生一改前人用独白解释人物隐蔽的内心思想、情感和欲望的表现方法，借助舞蹈动作、声响等手段，形象反映人物心理的过程。以《玩偶之家》为例，戏剧开始时，娜拉购物回来，嘴里含有杏仁饼干，她用脚把门踢开，又用脚跟把门带上，动作轻盈敏捷，这是圣诞节前，娜拉为即将还清债务而丈夫节后即将升任银行经理而快乐，她的举手投足无一不表现她作为妻子的幸福和满足。而当柯洛苛斯泰发信投入信箱后，海尔茂回来，娜拉拼命跳舞，借以拖住海尔茂，阻止他开信箱。这又反映了娜拉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所做的付出，以及她害怕丈夫知道真相之后会责怪误会于她，深刻的刻画了人物的形象和自身的特色。

从易卜生性格中寻找社会问题剧的相互矛盾性：

易卜生笔下的矛盾人物实在数不胜数，这绝不是偶然，那些充满矛盾的个体恰恰反映了社会问题剧中的对立冲突。

相互对立的性格

易卜生性格当中的冷酷，除了源自于挪威人不善言辞的特性，还由于他将大量的时间沉浸于文学创作和反思社会问题上面，使他总是以一副孤独者的姿态存在于众人之间，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迈入中年的易卜生变得更加沉默让人难以琢磨，景被人称为北欧的一尊“狮身人面像”和“沉默的巨人”。对自我意志的极致高扬，使他对周围的人或事物显得十分冷酷。他甚至由于家人无法完全彻底的理解他，于是他就将自己从父母、从整个家庭当中独立出来。易卜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冷酷还表现在他对社会的强烈批判以及与对手的口诛笔伐之间。对于他不认同的观念和人事，他决不惜以最刻薄恶劣的话语和字眼去讨伐。易卜生即是冷酷又是仁慈的。首先，在对待他志同道合的好友以及引起他同情的普通群众，他显示出一种超出常情的温暖。他尤其喜欢和工人、孩子们讲话，即使是在多病的风烛残年之时，他也保持着这种谈笑风生。他对自我意志的坚定品德，同时表现在他对朋友的忠诚方面。尽管他对老朋友比昂逊就作品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分歧争吵过许多次，然而始终改变不了当他再一次受到老朋友信件的激动心情。其次，易卜生的仁慈还体现在他的戏剧当中。无论是“全有或全无”的，还是“做自我王国的皇帝的”的，无论是无耻的博尼克，还是善良的娜拉，易卜生在作品中无一例外的传达着他的审美理想：永远对人的善念保持信心，坚持人性本善的思想，强调抑恶扬善的能动作用。歌颂人道主义思想，任何起源于罪恶的事业终将走向毁灭。

传统道德理念与现代精神的碰撞

易卜生是一位严厉的道德学家和伦理学家，在他的戏剧中探讨伦理道德关系的问题比比皆是。易卜生即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又是现代精神的宣扬者。例如《群鬼》里的阿尔文上尉一家，阿尔文上尉风流成性染有花柳病，并将病遗传给了儿子欧士华，欧士华也继承了父亲风流的性格与自己妹妹有染。就是这样一个近似于鬼的家庭居然在社会上是模范家庭。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再阳光底下健康的生活，只能带着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出现在永无止境的黑暗里。《群鬼》反映了易卜生的伦理理念：即罪孽的家族遗传。关于易卜生创作中的现代反叛精神，这是更为大家熟知和理解的。易卜生宣扬的个人反抗精神往往是为了个人意志的实现而服务的。楼纳、娜拉、阿尔文夫人等，这些剧中人物都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不断的清醒，不断的崛起，不断的学会保护自己和追求自己的幸福。

自我肯定与自我怀疑并存

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出现互相矛盾、前后不一的特征，这与易卜生个性当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怀疑是联系密切的。而恰恰是由于这种自我肯定与自我怀疑，使易卜生和他的人物完成了自我意志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由此可见，易卜生创作中得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精神，是易卜生矛盾思想的核心部分。自我肯定源自于易卜生对自己的高度自信，而自我怀疑是因为他质疑一切的怀疑精神他的自我肯定精神还在于他不顾一切的寻求社会改革，希望世界按章他的信仰重生。显而易见，这种极度的自我肯定使他走向极端，脱离现实和脱离群众或与之截然相反。他的理想与信仰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来适应整个社会，而不是通过改变社会来构建自己的理想王国。自我肯定与自我怀疑在博尼克的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他极度的自信使他无恶不作，人性泯灭；而当他知道自己的阴谋险些害了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又极度的自我怀疑，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中国化

鲁迅对社会问题剧的理解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接触到了社会问题剧。据研究，受1906——1907年日本“易卜生热”的影响，鲁迅研读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对他的评价文章。社会问题剧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而对于庸众的无知和麻木，鲁迅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仙台学医时，鲁迅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幻灯片给鲁迅最强烈的震撼，并不只是外国侵略者的残酷与嚣张，还有国民的奴性和麻木。鲁迅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庸众的本质，鲁迅有着和易卜生同样清醒的认识。

胡适的“易卜生”式社会问题剧

易卜生如同杜威和赫胃黎一样， 对于胡适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对于广大群众进行启蒙主义的教育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影响的基本意义， 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的社会效果， 主要是积极的。胡适说， 那篇《易卜生主义》“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 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剂注射。胡适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介绍， 在当时既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又留下了改良主义的消极性。这是因为， 即使在“五四期间” , 易卜生的思想到了胡适那儿， 也不完全是易卜生的本意， 而是因中国社会环境， 因接受者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倾向而异， 发生了某种质变， 就是说， 胡适当时所接受和宣扬的“易卜生主义” , 深深地打上了胡适的中国式的改良主义的烙印。这样， 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所呈现的进步性和消极性的两个侧面， 就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例如关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批判， 胡适看到的， 或者说只愿意看到的， 基本上属于表象的东西， 而对实质性的问题， 则否认或回避了。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时， 胡适就说“这很象乡下人的海外奇谈”。关于重视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如此， 由于胡适的目光囿于“ 男盗女婚” 一类， 至多看到“五大仇敌” , 所以就不赞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经济制度问题的社会革命的主张， 仍是强调所谓“一点一滴的改造” , 鼓吹用这种所谓“ 自觉的改造” 来“ 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