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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抗战民谣中的自由新诉求
作者：戴润萍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08期
摘要：美国著名诗人鲍勃·迪伦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其民谣诗歌在美国文化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迪伦的歌谣突破了美式传统民谣的风格，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充分反映了民谣歌曲的“真实性”并描绘了当时美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及心理需求。文章以迪伦1963-1964年创作的抗战民谣为题材，借助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分析迪伦抗战民谣中所体现的自由，从而进一步探索在健全的社会体制之下现代人对自由的逃避以及对积极自由的新诉求。
关键词：鲍勃·迪伦抗战民谣埃利希·弗洛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美国著名民谣诗人鲍勃·迪伦（1941-）在美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因其诗歌中所体现的时代性及其音乐创作的创新性，迪伦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国内外对于鲍勃·迪伦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外对于迪伦民谣诗歌的研究主要从音乐性和诗歌取材两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他们主要集中于迪伦民谣摇滚的创作对当时社会运动的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则注重于对迪伦的民谣诗歌本身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鲍勃·迪伦民谣诗歌中的创作手法并将之与其他文学家相比较。国内对于鲍勃·迪伦的民谣诗歌研究则主要基于其民谣中所体现的音乐性，探究其创作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但是，国内外鲜有人对鲍勃·迪伦抗战民谣中所体现的现代自由观进行研究。
20世纪初，人类因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人类试图逃脱原始纽带，注重个人化的发展，从而成为一个拥有自由的人。但是那些所谓自由的获取却是以战争所带来的苦痛以及人类内心无尽的孤独与恐惧为代价。这种孤独的自由被弗洛姆称之为消极自由。但是消极自由并不能消除人内心真正的孤独与恐惧，因此弗洛姆进一步提出消除人内心的孤独与恐惧的另一个方法是寻求积极的自由，即在实现自身个体化的同时与始发纽带相互融合。“在始发纽带中，人是以民族、城邦和国家的整体形式而存在的”[1]。民谣作为富于浓厚民族色彩且流传已久的一种说唱形式，在60年代混乱、躁动的美国社会中因其反映着美国社会的民族特性与民众的呼声而备受推崇。早年的鲍勃·迪伦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民谣歌手在为美国民谣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推动了美国民谣复兴运动的发展。在迪伦众多的词曲中，其60年代创作的抗战民谣对美国社会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迪伦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为我们描绘一个笼罩在二战阴霾之下、核战争威胁之中的美国人民对自由的逃避。同时，迪伦借诗歌来呼吁人们用爱与工作来实现真正的自由。本文借助于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由观来探究鲍勃·迪伦抗战民谣中所体现现代人在健全社会体制下对新自由的诉求，从而进一步反映迪伦词曲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一、施虐——受虐下的消极自由
“自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一个主题。不同的人对自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同时，自由在弗洛姆看来又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消极自由则体现为“人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为孤苦伶仃地面对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法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的孤独状态”[1]。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越南战争日渐焦灼以及冷战局势日趋僵化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内心充满了孤独与不安，开始对自我身份，对政府职能产生质疑以及对自由的重新的追寻。在弗洛姆看来“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2]。二战后的人们以为征服了自然，实现了主体上的自由。然而紧接而来的社会运动以及冷战下的世界政治格局让人们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民谣作为美国最具“真诚性”的声音，不断地为民众发出抗议战争的声音。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為二战后的迅速崛起的美国政府不顾民众的抗议，仍然不断扩大其在越南战争的影响。此时“政治是一种残忍的力量，他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必须相信，不管你是谁，你都得按你到的指示去做”[3]。因而，为了摆脱战争的恐惧以及主体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人们开始屈服于权威统治，在受虐的情况下获取个人的自由。例如，鲍勃·迪伦的代表作《战争贩子》（MastersofWar.1963）：
你们抛出所谓的恐惧让大家没法反抗
不敢让孩子们来到这个世间因为你们的威胁我的孩子们将会无名无命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你们不配拥有……[4]
自1961年美国扩大了在越南战争的影响以来，美国政府便不断在全国征募青年为越南战争输送兵力。然而，二战的创伤还未从人们心里抹去，越南战争的到来丝毫没给人们一个喘息的机会。“战争贩子”抛出了威胁与恐惧，让人们无法反抗。“孩子们”脱离母胎的束缚“来到这个世间”本是获得一种自由，可是因为战争的发生，人们无法给予孩子们自由。而出生后的孩子渴望的自由是“尽力从束缚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中获得自由”[2]。战争的发起总是以自由与平等为借口，因此每场战争的结束似乎都是自由的一种获取。可是人们若想要获得自由就要服从政府的安排与指导，屈服于政治权力之下。在“战争贩子”的驱使之下，人们手拿“长
枪利炮”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他却“在子弹飞速而至之前”跑的老远。弗洛姆认为“每一次屈服和懦弱的行动，都使我变得懦弱，它给更多屈服行为打开通道，而且最终丧失自由。”[2]人们依赖于社会、经济与政治而存在，而当这三者并不能为其提供一个实现自由亦或是“个体化”的基础时，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负担。换言之，当人们的个人诉求得不到满足反而会因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对抗的话，人们宁愿选择屈服也不愿承受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对抗而带来的忧虑。二战后崛起的美国俨然一跃成为世界大国，人们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无法避免被招募的命运。此时人们个体化的力量还不足以抵抗权威统治，但人们无法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接受不了内心的恐惧与孤独，人们只能逃避“个体化”的自由选择屈服。个体在权威统治的施虐下成为了受虐者，而这两者无疑都是对更高层次下权威统治的屈服。这种丧失了个体本身的自由在弗洛姆看来是种消极自由。
国内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还未平息，古巴导弹危机的简讯却随之而来。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与世界再次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人类世界随时都会因为一声爆炸声而走上毁灭的边缘。此时《暴雨将至》（AHardRain'sa-GonnaFall，1963）的推出就更是深深描写了人们在权威统治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我遇见了一个小孩，站在死去的马身边我遇见一个白人，踏着一条黑色的狗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婴儿正在燃烧我遇见一个小女孩，她给了我一道彩虹我遇见一个男人，仇恨把他伤害我感到，那大雨，那大雨那大雨就要落下来……[1]
《暴雨将至》是鲍勃·迪伦自己所想象的核战后所呈现的世界景象。全诗以一个阴郁、诡谲的色彩为基调，从一个小孩的视角出发，在与小孩的一问一答間向人们展示核战后的世界。战后的人们仿佛是没有灵魂的躯壳，他们对世界充满冷漠与残酷。在战争中，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与接受。他们像动物一样仿若已经感受不到不自由的感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自由的意识与欲望。人逐渐在战争中被异化。人性在战争中逐渐变得扭曲，这也说明“权威主义的统治实际上是在压抑人的生命力，企图摧毁人的本质。这一切会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无法消除的焦虑感”[1]。本该与同伴嬉戏游乐的小孩却“站在死去的马身边”“一个白人踏着一条黑色的狗”“年轻女人”眼看着“自己的婴儿正在燃烧”却无能为力。在战争中，他们放弃了人格的完整性，迷失了本身的人性。他们渐渐和自己疏远起来，感觉不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们不
断逃避自由，避免因为孤独而产生恐惧感。这些都是权威统治下人性的扭曲而体现的消极自由。
在健全社会体制下的现代人以为脱离了自然这一原始纽带而获得了自由，但是个体化的自由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环境之下让人们内心得不到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鲍勃·迪伦的抗战民谣深刻描绘了人们为了摆脱因个体化自由而带来的孤独与恐惧而屈服于权威政权之下。施虐——受虐下的自由在弗洛姆看来是种消极自由，它会让人变得麻木不仁，丧失自我。二、返璞归真下的积极自由
越南战争与古巴导弹危机让整个世界充斥着一股硝烟与原子弹的气息。同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让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像机器。因此，在当时无论是“嚎叫派”还是市井民谣，都在描绘着一个充满偏执、罪恶和恐惧的世界。民谣因其具有民族性与国家整体性的特征，让美国民众找到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这种归属感与安全感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原始状态，即在实现人个体化的同时与自然相互融合而产生的积极自由。故而以迪伦为代表的民谣诗人的诗歌备受推崇，迪伦也因其内心所具有的民谣意识向世人不断描绘一个动荡不安的美国。同时，迪伦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歌中也不乏有对战争的痛斥、对当局着的讽刺以及对自由与平等的诉求。在他1963年所推出的《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这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战争贩子》《暴雨将至》和《说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布鲁斯》（TalkingWorldWarIIIBlues）等歌曲都在诉说着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他的每句诗句都像是一把利剑深深插入人心，尤其在《答案在风中飘》（Blowin’intheworld，1963）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答案在风中飘》（Blowin’intheworld，1963）的创作背景是越战时期的美国社会，全诗以设问式的排比句，对人性的质问与对自由何时到来这一问题穷追不舍。一个男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被称为男人
一只白鸽必须飞过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安睡……
一座山要存多久才会被冲进大海人要活多少年

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可以扭头多少次假装他什么都没看见
档案，我的朋友，在风里飘着呢答案就在风里飘着呢[4]“一个男人”代指人类社会，而“白鸽”则指代人类的和平。在迪伦诗中，人类社会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人若要想得到自由，首先应该找到人性。因此，全诗在一开始便是对人性这一问题进行追问。张夺（2014）曾提出“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性论是自由思想的基础。”[5]从生物学来讲，人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人的社会存在性。因此，人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则是立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需要。“人要活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4]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什么时候战争才能停止这一问题的答案一样“在风里飘着”。
对人性的探索也是鲍勃·迪伦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迪伦试图通过唤醒人性而让人有了自由意识。1963迪伦所推出的《答案在风中飘》便深刻的体现了这一主题。全诗从对“人性的探索”为切入点来呼吁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例如：一个人得遥望多少次才能望得见天空一个人得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还要有多少人死
他才知道已有太多人死去[4]战争给不了人们一个安稳的社会环境，满足不了人们生存状况的需要，从而导致了人们内心的迷惘与彷徨。那象征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