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宏伟 著

1、 作为心灵事件的“上帝之死”

马丁·伊甸的自杀：我们选择两位作家来研读“上帝之死”带该美国作家的心灵冲击。这两位作家分别是西奥多·德莱赛和杰克·伦敦。他们两人都信奉社会进化论，推崇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二人也都产生过精神危机，德莱赛一度精神崩溃，杰克·伦敦在1916年11月22日服用过量吗啡，在昏迷中离世，疑为自杀。

杰克·伦敦的代表作是《马丁·伊甸》，杰克和伊甸都信奉进化思想和超人哲学，相信自我救赎和爱情宗教。马丁的爱情没有天作之合的神圣性，不过认为是人的本能冲动。所以马丁最终信服的是还是趋乐避苦的享乐主义，这样就把本能神化了。神化了的人性本能和社会文明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才是实质所在。马丁早就驱逐了上帝，放弃了宗教信仰，却又不得不虚构一个女神，创造一门爱情宗教来欺骗自己奋斗下去，追求下去。一旦发现女神不过是一个虚荣的资产阶级女子，马丁就发现再也找不到超越价值来抵制生命的邪恶，只有长眠。为了快乐，驱逐了上帝。可是一旦没有了上帝，又无法接受一个祛魅的狰狞社会。这就是杰克·伦敦的矛盾心理。他急于吸收一切流行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超人学说，在作品中揭示本能冲动和赤裸裸的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得作用。

绝对价值的失落：真正大胆撕破美国文学斯文传统的是德莱赛。他以金钱和性欲为轴心构建了宗教的艺术王国，完全接受了人类的生物法则。他甚至认为“化学质素”决定人的行为动机，尖锐的讽刺了个人奋斗和意志的作用，也暴露了他本人更深的精神危机。

美国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在《我们怎能存活》中认为西方文化兴衰的最重要线索就是“共相”（universals）和“殊相”（particulars）的斗争，也就是绝对价值和具体个别的斗争。他认为文艺复兴后，西方逐渐摆脱了绝对价值的统摄。人告别上帝之为终极真理而认为在封闭的人本体系内能解决所有问题，产生了人文主义，反而陷入迷茫和焦虑，因价值和意义都逐渐消失，剩下的却是碎片般的现象，决定论、行为主义和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就开始掌控人类。

正是摆脱了上帝之后的空虚、彷徨和堕落而不必自责的需要，德莱赛接受了进化论。但，社会进化论作为一种人本主义思潮，虽然否定了创造论，把人放在进化的高级阶段，似乎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同时也把人放置在一个无情冷漠的大漠中，使人被机缘巧合、实践、环境支配，社会似乎真成了魔鬼弄人的战场，人成了巨大的社会机器的一粒微尘，人消失了。正如薛华指出的，当价值、意义和自由是由人凭自己的理性来决断时，人便没有绝对价值和标准，就会反叛社会进而被社会淹没，价值、意义和自由就会被消解，人就陷在焦虑和绝望中。

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指出“无论其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当今的生物学思潮和历史诡辩思潮均在努力培植对宿命的信仰，且是迄今为止一切信仰中最坚定彻底的信仰”（马丁·布伯《我与你》）

2、 在轮下的悲怆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三部反乌托邦作品，被后世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所以，党控制一个人必须到以国家道德侵占到个人本能的底部才算成功，只有灵魂深处闹革命了，只有为向党尽忠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战胜了人与人之间最牢靠的亲情，才表明党的统治真正胜利。所以，这是一个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哈耶克指出：“要使每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他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他们对于一切道德都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既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也就是说人们应当发自本能地以党和集体的需要为自己的利益，以党和集体的宣传为自己的真理，以当合集体的好恶为自己的道德，于是真理和道德便成为了某个阶级的专利品，它们的普遍基础被破坏了。

极权主义国家真正恐惧的不是本能的冲动，而是对人性和政府权威之外的更高权威的信仰，因为只有信仰永恒可以拒绝现时的快乐接纳痛苦为真理之考验。

我们不是医生而是疾病：陀思妥耶夫斯基“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的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得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的罪恶源自人得心灵本身，最后，人得心灵的活动规律还很不清楚，科学对其很不了解，他们很不确定和神秘，所以说不可能有医生，甚至不能有最后的审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一位”。（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

从基督教精神资源来看，人性伦理和身体伦理之所以脆弱和虚无，是因为人性深处的幽暗，不是制度毒害了人性，而是人性玷污了制度，者才是人来的根本悲剧所在。英国作家斯蒂文森《化身博士》就通过一个虚构故事揭示出不是科学和制度，而是人性深处的邪恶涌出来导致了人类的悲剧。

人的控制带来奴役，上帝的控制带来自由。

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回顾二十世纪时感叹说：“越来越多的人觉察到，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悲哀的意识到，社会制度并不能早就公共人生，本世纪的寻觅求索一次为起点。但仅有为数寥寥者能认识到情感不从化育私人人生。私人人生的大部分内容都浸润在情感中，而一旦你痛感到情感之虚无缥缈而深怀绝望，这也不会启迪你重辟更好的路径，因为绝望本身也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感情。”

卡夫卡的眼泪：人是会禁食的动物，动物不会有意识的禁食。因为动物只能按照本能法则来生活，人却可以超出本能来生活。再进一步，我们可以继续总结为：人是会悲怆的动物，动物不会真正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处境表示忧思，只有人才能真正发现自由的匮乏，动物不会对自由的匮乏表示忧虑。所以，小豹子是快乐的，饥饿艺术家是悲伤的。饥饿艺术家正是通过艺术家走向自杀的结局来向世人揭示自由的匮乏、时代的饥饿和艺术的悲怆。

动物对自己的处境缺少批判,唯有人会通过艺术表达对这个世界缺少精神事物的不满.我们的肉体并不缺少可以喂养的食物,感到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

东正教精神的先知：舍斯托夫认为别林斯基是伟大的说教者，一贯从到的家督看作品，他的评论四分之三是称颂人道思想，鼓吹文学的兽药任务是分清敌友，认出那些有道德血缘关系的弟兄。

《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曾在旷野中拒绝把石头变成面包，拒绝从殿顶跳下，也拒绝拜魔鬼就可以得到天下万国的权力这样三个诱惑。宗教大法官告诉耶稣，人们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自由，是神迹而不是神，是权力而不是真理。所以，既然人们为了获得好处获得幸福宁可被奴役，那么天主教早就顺应大众的心理开始用权力统治他们，人们早就资源放弃自由，因为他们有了幸福就足够了。所以，耶稣就不该再来打扰人们的幸福生活，跟随真理和渴望自由的人已经没有了，人人都会为了快乐而资源杀死真理，就像现在他宗教大法官本人可以用权力处死耶稣一样。天主教宗教界人士发现了人性的秘密，就掌握了统治人类的法术。最后，耶稣拥抱了大法官，吻了他一下就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张爱玲《中国人得宗教》“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是个大发现，而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

信仰的基础，按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旷野呼告》中的说法是源于绝望，源于不同于希腊精神的希伯来精神，而知识树上的知识只会以理性和自明强迫人俯首称臣，使人走向知识的傲慢和对生存深渊的盲目，进入堕落。“知识就是堕落”。“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人民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

克尔凯郭尔：认为客观性恰恰是真理的敌人，就像群众是个人的敌人一样。一个人在人群中总是在表演，只有一个人时才有阵阵自我的流露，才是“那个个体（that individual）”。人会在人群中被平夷（spiritlessness）。他认为人生观的根本在于我自己必得做什么，而不是从旁冷静观察世界乃至探索出一种所谓的人生观而已。人生观恰恰是人生的敌人。人生其实就是跟世界观和人生观作殊死搏斗。他认为人若是走思辨形而上学的道路，就等于灵性自杀。

原罪并非是对人的遍地，因为人得生存不单单是在自然秩序中，还在价值秩序中。“动物界和自然秩序中不会长生欠负和负罪，根本原因既在于，其中不关联某种价值秩序”。（刘小枫《个体信仰和文化理论》）。而原罪恰是对价值秩序的破坏，承认这种破坏千千是价值之光朗照的结果。

马丁·路德：理性是人尽可夫的娼妓

苏格拉底：理性的最大功能是认识理性的缺陷和无能。

信仰就是意志上的抉择，而非理智上的认同。奥古斯丁：信仰就是相信你还没看见的，作为信心的回报你看见你所相信的。先信然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