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六十年前，那本来是一个美丽的田园故事：中国农民以公社为单位组成自己的信用社。每个农民拥有一元一股，完全平等。他们选出几个认识汉字和懂点算术的人们负责管理。信用社的职责很清楚：以长期可持续的原则，对社员们发放小额贷款。　　跟世界上很多美丽的故事一样，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故事也完全变成了悲剧。今天回头看，大家都知道，信用社作为一个系统，破产了很多次，即使中国三十年的超级通货膨胀也没能拯救它们。通货膨胀使他们的负债不断缩水，也使他们的资产不断升值。每次遇到银行和信用社的坏帐的处置，和对大量垂死的国有企业的抢救，政府就印钞票把中国这张大饼继续摊薄。　　当年，按照政府的命令，我父亲和村里的乡亲们每人向信用社入股3元。从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信用社完全绝缘。1985年，由于坏帐太多，信用社支撑不下去了，每个农民又增资3元。故事也就再次到此结束了。农民把入股当作安排书记的子女就业所做的捐款。农民的眼光真不错，那确实就是捐款。　　长期以来，神州大地有很多信用社都是负资产，也就是说，负债大于资产。农民做了几十年的股东，不仅没有积攒下来什么，反而倒欠下债务。而且，很多信用社长期坚持带病工作，有些还长期带着绝症工作，比如它们的坏帐比资本金大好几倍，等等。　　农民当初投入的一元钱现在变成了一毛钱或者负数，虽然今天的一毛钱的购买力可能还不如当初的一分钱。　　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他们来讲，信用社是高不可攀的衙门。农村信用社在每个乡镇的垄断地位也增加了它们的霸气。他们中只有少量的机构运转正常和优良，多数机构成了公社领导人的出纳员（后来公社改为乡或者镇，当然没有实质区别）。每个县都有一个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但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联社究竟是监管部门还是控股公司。如果是监管部门，那么它们与人民银行或者银监会是何种关系？如果是控股公司，那么，它们出了钱吗？信用社的社员们同意让他们控股吗？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父亲和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