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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建区：从政区调整到战略创新--以宁波鄞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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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建区：从政区调整到战略创新--以宁波鄞州为例
林拓;申立;虞阳
【摘要】撤县建区往往面临体制摩擦、发展断裂、假性城市化等风险，宁波鄞州自2002年撤县建区以来，历经10年发展，取得极其宝贵的经验，程刚教授主编的《中国撤县建区的新探索：宁波鄞州模式实证研究(2002-2012》深入剖析这一成功范例。宁波鄞州以协同共进与活力激发、人本发展与创新驱动、空间优化与品质提升的战略创新，逐步实现市县体制向市区体制、县域发展向城区发展、城市体量向城市质量等的重大转变，对其他城市也具有重要启发。%Transformingacountyintoanurbandistrictisoftenconfrontedwiththerisksofinstitutionalfriction,developmentfractureandpseudo-urbanizationetc.Sinceitwastransformedintoanurbandistrictin2002,YinzhouDistrictofNingbohasgainedinvaluableexperiencesinthepast10years,asareanalyzedinthebook“TheResearchofTransformingCountyintoUrbanDistrictinChina:AnEmpiricalResearchofNingboYinzhouModel(2002-2012”byChengGangetc.Throughinnovativestrategiesinstimulatingvitality,human-centereddevelopment,innovationofdrives,spaceoptimizationandqualityimprovement,Yinzhouhassuccessfullycrackedmanychallengesduringtheprocessofitstransformation.Asaresult,Yinzhouhasgraduallyachievedsignificantshifts—fromcountysystemtourbandistrictsystem,fromcountydevelopmenttourbandevelopment,fromquantitytourbanquality.Alltheseexperiencesmightbeofgreatsignificanceforothercities.

【期刊名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1【总页数】6页(P75-80
【关键词】政区调整;战略创新;撤县建区;宁波鄞州【作者】林拓;申立;虞阳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01.4
众所周知，县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悠久也是最稳定的一级，但改革30多年来，我国县的数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引发这一变化除了县改县级市等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撤县建区。改革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加快城市发展，优化城乡发展格局，我国150多个城市进行撤县建区（含县级市改区），浙江省地级市和副省级市共11个，其中就有8个城市进行了撤县建区，现今又有不少大中城市正在酝酿之中。
然而，撤县建区往往面临着体制摩擦、发展断裂、假性城市化等风险，有的城市埋下了发展的隐患，有的甚至引发严重冲突。实际上，撤县建区并不仅仅是区划的调整，更是相关城乡体制的深刻变革，有关的探索亟待深入。当前的研究学术界主要运用再领域化、RS分析、合成控制法等分析区划调整的空间与经济等效应，但聚焦成功范例的经验分析仍不多见。[1-4]浙江宁波鄞州区以撤县建区为契机，历经

10年探索，现今的发展令人瞩目，综合实力跃居全国县（市、区）第11位，在浙江省名列前茅。[5]宁波大学程刚教授主编的《中国撤县建区的新探索：宁波鄞州模式实证研究（2002-2012）》对这一成功范例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构成本研究的重要研究基础。
近代以前，我国行政区划以城乡合治为基本特征，传统大城市通常是分域治理，例如，唐代长安城分属万年县和长安县，明清北京城分属大兴县和宛平县。晚清《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萌生了现代市制，民国是我国现代市制的奠立期，往往采用在县的中心治所地区切块设市的方式，使城市建制从城乡合治区域中“脱域”，从而形成市域被周边县域所包围的“蛋黄结构”。
建国后，这一政区格局非但没有破解，反而经历两轮的强化，第一轮强化是在“大跃进”时期，不少大中城市为了确保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纷纷设立“郊区”建制，导致郊区围绕市区的“蛋黄结构”形成，厦门、无锡、济南等城市甚至还形成了“市区—郊区—郊县”的“双重蛋黄结构”；第二轮强化是90年代，部分郊县改为县级市，形成“市区—郊区—郊市”的格局（见图1）。这一政区格局引发了城乡发展进程中市区空间拓展与资源配置受阻，市与县的行政中心同在老城区难以带动县域发展以及市县分割等诸多问题。
宁波市自鄞县析置而出，宁波—鄞县形成典型的郊县环绕市区的“蛋黄结构”，面临突出的发展难题：一是城市空间战略拓展的约束。改革初期，宁波以“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为主导战略，当时主要是与北仑港相关的北部滨海郊县与市区的体制矛盾，至于南部鄞县与市区的体制问题并不突出；进入新世纪，国务院批复的《宁波城市总体规划》将宁波定位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对宁波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乃至整个城市发展能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0年初长三角的主要城市除上海以外，杭州、苏州、无锡、南京等市区面积都小于或相当于宁波，但2001年不少城市进行区县调整之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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