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JS，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地址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YT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鹰民一终字第X号]，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JS（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与甘某（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及施某（2019年4月14日患病死亡）三人以前均系某公司，1992年起，三人合伙向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对外以某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对内向某公司交纳管理费。三合伙人之间的大致分工是：施某对外联系业务，甘某对工程进行预算、结算，JS管理财务。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事项的管理并不规范。合伙期间，三人合伙承包了一些工程项目。2019年，由于施某病重去了外地住院治疗，2019年4月14日施某死亡，内部结算无法进行。2019年9月，甘某以合伙人内部未进行结算为由，向贵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

　　2019年元月15日，贵溪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贵民一初字第Y号]，贵溪市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为申请人采取以重复做帐，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领款等方式侵占合伙人财产，应当承担返还侵占财产的民事责任，错误判决由JS将侵占的合伙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的一半计人民币183067.63元返还给甘某。

　　申请人JS不服一审判决，向YT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28日，YT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鹰民一终字第X号]，YT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故错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一审、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具体如下：

　　1、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JS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一审认为：“合伙期间，被告（JS）采用重复做账、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借用他人名义侵占合伙人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其中重复做帐为：市图书馆工程8285.5元、市检察院工程中2888.85元……借用张某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二审认为：“上诉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一、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特别是认定JS借用张某的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1997年，张某承接了三合伙人承包的原贵溪四中工程中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这230570.68元就是付给张某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款。试想一下，工程完工已十多年了，张某做完工程岂肯不领工程款？如果张某没有领走这笔工款，他岂不是要天天找上门来？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浅显的道理，一、二审法院就是置之不理。二审时，JS向法院提交了一分张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收到的23万多元工程款是由JS支付的，但是二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该证明系复印件为由，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现在张某已将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JS，张某也应愿意接受法院质证，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2、JS曾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新证据，法院拒不调取。

　　本案的最关键的证人张某，因本人在外地工作，无法出庭作证。二审时，JS曾申请法院去张某的工作地调查取证，但是法院却拒绝去外地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3、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原告的要求是分配利润100000元，虽然也注明“以结算后结果增减”，但诉讼过程中并没实际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2300元，这也是按标的100000元计算出来的，以后也没有增加案件受理费——原告甘某没有增加诉讼请求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二审法院却判决JS支付183067.63元，远远超出了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4、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时，原告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告JS的委托代理人龚某，也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司法部《关于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宜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代理人的批复》（司复〔2001〕12号）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别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行为，属于双重代理，应依据《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予以处罚。”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86号）第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代理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能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13、14条规定：“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当事人的身份经审判长核对无误，且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审判长宣布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依此规定，审判长应当对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才可以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没纠正双重代理这一违法行为，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程序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