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1937年初，日军已对北平地区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

只有北平通往外部的西南咽喉要道卢沟桥地区为中国29军重兵把守。日军为打通进攻华北的要道，早已对此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期间，称突然听到枪声，并发现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虽然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20分钟后便归队，但日方刻意隐瞒真相，要求入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8日凌晨5时左右，中日双方交涉之时，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卢沟桥发起进攻，中国军队第29军奋起反击，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成为全民族抗战开始的标志，此后，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协同配合，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事变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北平南苑战斗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壮烈殉国。佟麟阁牺牲时年仅45岁，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现在在北京有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二位将军。（1937年7月28号，29军在南苑军部遭到日军的猛攻，最后军长下令让部队后撤，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从南苑向北京城撤退，撤退到大红门附近赵登禹将军的部队遭到日军伏击，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身边有一些幕僚，其中有一个幕僚叫周思静，是高级参谋，赵登禹对他很信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是日本的汉奸，背叛了他。他和另外一个汉奸潘云贵把29军作战计划全泄漏给日军。日军根据这个作战计划来打29军，所以29军伤亡很大。这次赵登禹将军登车出发的时候，登车的一瞬间，周思静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上车了”。当赵登禹将军往北走的时候，日军预先在那里设了埋伏。如今在北京，一条“赵登禹路”、一条“赵登禹大街”和一所“赵登禹学校 ”，这都是物化了对赵登禹的纪念。从地铁14号线大瓦窑站向西步行约三四百米，就是赵登禹将军墓。若非到旁边的公交站换乘，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就葬在这里。除了清明节和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平常很少见到有人来瞻仰将军墓，也没见到有人专门来打扫、管理墓地。2006年，为了纪念赵登禹，赵登禹的老家菏泽牡丹区赵楼村改名为登禹社区；在赵登禹诞辰100周年时，潘庄联合中学也改名为登禹中学，并树立纪念碑。在菏泽广福大街路西，矗立着一座赵登禹纪念馆）。2014年北京赵登禹学校的副校长带队前往将军家乡菏泽，除了从当地的赵登禹纪念馆带回大量的图片和历史资料，还与当地的登禹中学结成友好学校。对赵登禹将军的纪念，让北京和英雄故里的孩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7年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正确道路。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会议召开的地点冯家村是一个普通的西北村落，原为国民党东北军的防区。中共中央将如此重要的会议放在这里召开，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这里靠近咸（阳）榆（林）公路，交通便利，北距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只有120公里，南距古城西安220公里。当时，红军前方指挥部驻扎在离西安不远的泾阳县云阳镇。所以，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开会，一是考虑到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前方红军将领便于集中，也便于会后红军将领能迅速返回部队驻地，率部出师抗日。二是考虑到这里相对安全。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是沟壑，村子里有几条路，与会人员随时可以安全撤离。当时，冯家村虽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离苏区很近，村子北面几公里的地方就是苏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介子河。）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随时准备出动到抗日的最前线。（1937年7月13日，周恩来率秦邦宪、林伯渠等上庐山与蒋介石展开会谈，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随着《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这里是反应卢沟桥事变的半景画（通过油画、地面塑形的结合，在声光电的配合下真实再现了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经过。我馆是在国内首创使用半景画表现战争题材的博物馆）。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的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南方红军及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改变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新四军挺进华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各一部共1千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平型关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信。八路军一战成名，成为了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此战之后，115师到晋南招兵，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第115师、129师、120师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蒋家河口、韦岗伏击日军，初战告捷。

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进犯，在华北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展开防御。川军等地方军奔赴前线。川军将领表示：“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是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去世时留下的遗嘱）。

一位父亲在儿子出川抗日前赠给他一面死字旗，告诉他：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四川安县的爱国志士王建堂投笔从戎，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将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就在王建堂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封刻在灯柜上的家书，是川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出川抗战保家卫国的重要物证，家人害怕家书丢失特意刻在灯柜上，保留至今。（1937年8月，第七战区参谋长傅常将军出征前写给妻子的家书,更是以誓死抗敌的心情作为遗书来写的:“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家里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他归来，以为他已遇难，便将他留下的亲笔字迹刻在了灯柜上，以示纪念。”）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场会战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28万兵力，中国先后调集70多个师，海空军共同参战，毙伤日军4万余人。

1937年10月日军分兵向山西进犯，企图攻占太原，中国军队组织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在忻口、娘子关等地顽强抗击，予敌重创。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积极参加，在日军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这是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期间在战役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毙伤日军2万余人。

1938年初，日军调集重兵南北对进，夹击战略要地徐州。为阻止日军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60万兵力与日军展开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于4月上旬在台儿庄歼敌1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

1938年6-10月，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同日军开展大规模作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军队投入兵力近百万，日军投入兵力25万，历时4个半月。武汉会战是全国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武汉会战后，侵华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5月19—20日，中国空军两架轰炸机从宁波机场起飞，远征日本长崎、福冈等地，投放100多万张传单，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战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心声。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吼声。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使这首象征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

在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台湾、香港、澳门同胞以不同方式参加进来。台湾从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就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回到祖国怀抱，在这50年中，台湾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殖民者的抗争。在台湾爆发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10月在台湾南投县雾社地区爆发的雾社起义，这是起义的领导者：泰雅族的领袖莫那鲁道。全国抗战爆发后，台湾人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祖国大陆的抗战中来，成为一只不可忽略的力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由于特殊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国进口援华物资的重要口岸和转运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攻占香港，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滞留在那里，在周恩来指示下，东江游击队将他们营救出来。澳门一直没有被日军占领，但澳门同胞同样心系祖国，这是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和罗柏新的结婚照，他们把自己原本要用作婚宴的5万大洋全都捐献给了广东战时儿童教养院。

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也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慰问抗战军民，在祖国处于危难之际，爱国华侨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捐献的物资资金一览表。

第四部分：

日军暴行是近代以来令人发指的血腥记录，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地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疯狂屠杀，此外还在中国推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屠城屠村的血腥惨案。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淫掠，持续达6周之久。中国平民和战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火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高达30万人以上。日军还无视国际法，在菲律宾等地残杀了中国9名外交官。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900多座城市和广大乡村实施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国战时陪都重庆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5年半的战略轰炸，风景秀丽的山城被炸成一片废墟。1941年6月5日傍晚，日军持续轰炸重庆近4个小时，致使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内发生窒息死亡数千人的大惨案。战争给妇女和儿童带来的灾难是残酷的，日军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日军攻占南京后，大肆奸淫中国妇女。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攻占南京的1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郭沫若在《为日寇暴行告世界友邦军人书》中强烈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

惨死在日军炮火之下的中国儿童难以数计。失去亲人的孩子在日军铁蹄下到处流浪，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1937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苏州，大肆杀戮，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儿童惨不忍睹。

日军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日本军部统筹，在其占领区设立所谓慰安所，大批中国妇女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占领区实行野蛮的劳工政策。从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掳掠1000余万劳工送到中国各地、日本及其占领区从事苦役。这是战后日本外务省整理的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是日军奴役中国劳工罪行的重要物证。

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在占领区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制造无人区，强迫儿童接受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掠夺中国文化资源。

日本法西斯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罪恶的细菌战与化学战。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多只细菌部队。第731部队是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细菌部队。除实施细菌战外，侵华日军还在中国10多个省份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至今贻害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