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名人专题讲座：苏轼（一）

古代文化名人专题讲座：苏轼 （一）

主讲人

康震

（一）" title="古代文化名人专题讲座：苏轼 （一）" action-data="http%3A%2F%2Fs10.sinaimg.cn%2Fmiddle%2F5d56b7b4xafdddae0bee9%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max-width: 650px;">（一）少年成名

画外音： 你知道苏轼吗？你了解苏轼吗？一提起苏轼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他那脍炙人口的美文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这些流传千古的诗词名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而对于生活中和官场上的苏轼，你又了解多少呢？苏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与他本人的个性为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又该如何解读他的宦海沉浮与儿女情长呢？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对苏轼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历经千年而不衰？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一起走进这位与众不同的文化学者，品尝跌宕欺负的别样人生。系列节目《苏轼》第一集少年成名，敬请关注。 康震： 对于苏轼苏东坡，我想各位观众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他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优秀诗篇：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禁不住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走在庐山的风景里的时候禁不住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禁不住用他的诗来宽慰自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我们在一个中秋的月夜思念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也禁不住要吟唱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确，苏轼的诗词已经成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血肉当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丰厚的文化养料。它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每天都流淌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对这样一位伟大而富有魅力的文学家，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我们到底想过没有，他的这些迷人的富有魅力的诗句是怎么写出来的，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究竟接受过怎样的家庭教育；他科举考试成绩如何；他进入仕途之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他又是为了什么被一贬到了黄州，而后他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在短短十七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八品官升为三品大员，最后苏轼又是因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被一贬到了惠州，再贬到了儋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在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言呢？所有这些象迷一样的问题，就共同的汇成了苏轼丰富的一生。而我们要了解这些谜团，要了解这些问题，那还就必须要从苏轼少年时代说起。 画外音： 走近丰富多彩的苏轼，让我们慢慢道来，苏轼字子儋，号东坡居士，北宋中期的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山，1101年死于江苏常州，终年65岁。苏轼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共生有三男三女，苏轼与弟弟苏辙排行老五与老六，而排在他前面的哥哥姐姐均夭折，而恰恰就是苏家硕果仅存的这哥俩儿竟然在日后成为苏轼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那么，幼时的苏轼接受的是怎样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少年成名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与弟弟苏辙的名字又有怎样的深刻寓意呢？ 康震：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苏轼从小所接受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得有证据啊，有诗为证。苏轼六十多岁的时候遭了难，被朝廷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老头晚上做了个梦，你猜他梦见什么了，他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了，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呢，醒来之后，老苏写了一首诗，记录他这个梦，这诗说的好。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沮及桓庄初。 坦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个诗什么意思啊，小时候自己太贪玩儿了，不知道读书，老爸监督着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出去要办事，给他布置了一家庭作业，今天你必须得把《春秋》这部史书给我读完了，回来我得检查。苏轼看看那钟表，爸爸快回来了，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啊，肯定死翘翘了。这个胸口里头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嘴上就好像那鱼咬了钩一样难受，你想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监督读书的情景。这个严厉不是表面的严厉，那是严厉到骨头里头了，你严格要求孩子得达到这种效果。苏洵不但对苏轼兄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也交给他们做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什么呢，《名二子说》，从这个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入手来分析，来告诫他们应该将来怎么做人。苏洵在这篇文章里说，说一辆车子有轮啊，有用；轮上有车幅，有用；车上有车盖，有用；这都是最有用处的几个部件。有个小部件好像没太大的用处，叫什么呢，叫轼，就是车子前方有一个横木，你要坐在车子里，有时候车子颠簸的比较厉害，抓一把那横木，但大多数情况下那个横木没什么用处，可是你要说少了这个横木，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苏洵说，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起苏轼这个轼这个字吗，希望你象这个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为人应该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你有才华，你也给我憋到肚子里，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辙呢，更有意思了，如果说这轼还有点用处，这辙简直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呢，辙是车轮子的印儿啊，举行汽车拉力赛跑了个第一名跟这辙也没关系，车跑的太快翻到沟里了，也跟辙没关系。苏洵希望苏辙象车印一样能够妥善的处理货与福的关系。他了解他的这个小儿子，性格很沉稳，不像他那个哥哥，老顽童一样。俗话说得太好了，知子莫若父，苏洵太了解这两个儿子了，他对这两个儿子名字的分析，也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苏轼这辈子吃亏吃大发了，就吃亏在两样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这杆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得罪人太多，招人嫉恨。可是我们觉得要不是这样这苏轼在我们眼里就没什么魅力了，他就不可爱了。苏辙比起他这个哥哥来说，那要稳健得多，要含蓄得多，要沉稳得多，可我们也觉得这个人就没有苏轼身上那种快意恩仇、潇洒自在的可爱劲儿，没有那种魅力。人生就是这样。 这是苏轼的父亲，他的教育。 画外音： 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那么，苏轼母亲的教育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教育对苏轼的少年成名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康震：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官宦人家，她性格中有果敢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这程夫人对苏轼人格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在座的母亲学习。有一天，程夫人带着这十来岁的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的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很多权贵，他办案子不讲人情，结果被人家诬告了，判了死刑，将要走上刑场。临上刑场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告别，他说，母亲大人儿子不能进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怎么回答，他母亲说，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弃自己的性命，我这当妈的支持你,就是这么个故事，讲完了。十多岁的苏轼会有什么反应？他对他妈妈说：母亲，我希望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您注意这苏轼他才十多岁，但他脑瓜子很聪明，他问他母亲你同意吗，这是反过来考他母亲的。可以有好几种回答，第一种，No.1，好儿子有志气，妈妈支持你；第二种，No.2，说儿子你真不错呀，你这范叔叔，范滂叔叔也是好样的，可是有一样，咱能不能不死啊；的三种，别瞎说，什么死啊活啊的，老娘还指着你养老送忠呢，在家给我待着。大家虽然笑了，可是你很难说这三种回答谁对谁错，他都有合理性。关键是这程夫人她怎么回答苏轼的这个问题，程夫人很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什么叫人格教育，什么叫道德教育，什么叫思想政治工作，什么叫做潜移默化，什么叫做以身作则。苏轼这一辈子活得是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眼睛里不揉沙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小时候有他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好家长，这样高质量的家长，给他的良好的教育，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画外音：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那么，苏轼兄弟会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中金榜题名吗，这场考试会改变苏轼的命运吗？ 康震： 考试分了三步，其实也是三道关啊。第一道关，先得参加首都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你得先成为举人，身份变了才能往下接着考。小菜一碟，苏轼、苏辙轻松过关，到达第二关。第二关是什么关，是礼部组织的考试，相当于我们现在教育部组织的高考，出了个作文题挺难的，这作文题是什么名字啊，《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请您论述古代君王在奖惩赏罚的方面都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这个题狠刁的，你得有很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得有点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做好。那苏轼这篇作文写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得到主考官的认可？有一天，主考官当朝的翰林学士，大文人，文坛领袖欧阳修看到了一份考卷，欧阳修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你瞧我们这一会儿讲了几个了，这北宋的文人太厉害了，随便讲一个就是什么家，读到了这篇作文，写得真不错，立论高远、层次清楚、文字老道，颇有些大家风范。给了几个副考官也看了看，意见比较一致，觉得这个人应该拿第一名。欧阳修拿起笔来准备给他点第一名，这笔拿起来还没落下去，到底姜还是老的辣，老头有点活思想，琢磨这文章写得也太好了，这谁写的，琢磨琢磨，想来想去，老头有点得意，这么好的文章别人写不出来，肯定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欧阳修教出的学生写出来的文章，我当然是天下第一了，我的学生起码是天下副第一。老头一想这问题很严重啊，相当严重，我要给我的学生点个第一名，将来传出去岂不说我们师徒之间互相串通、徇私舞弊？我的名声跟我学生的名声都会受到重大的创伤，不能这么办啊，我得忍痛割爱、大义灭亲。梆梆梆，老头给这文章点了个第二名。欧阳修是完成了道德上一个自觉，老头儿觉得办了一件好事，他想曾巩我的学生思想境界应该跟我差不多，很能理解我的做法。其实曾巩根本就不感谢他，因为这跟曾巩八杆子打不着，曾巩既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二名。欧阳修虽然是大文豪，可是这个眼界还有点太小，他不知道天下大得很，凭什么第一就是你的弟子，四川眉山有个小伙子那文章是天下第一，姓苏名轼字子瞻，芳龄二十二岁。 苏轼写了个第一名水平的文章所以得了个第二名，冤死了，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关是考过了。还有第三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苏辙兄弟也顺利过关，被授予了进士及第的光荣称号，你算一算，苏轼这一年才二十二岁，苏辙也不过才十九岁。古人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岁你考中进士算是年青的，那二十二岁和十九岁考中进士岂不是少年成名天下知吗，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画外音： 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的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在这篇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文章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呢？主考官欧阳修为什么对它那样的青睐，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之间又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发生什么特殊的故事呢？ 康震： 这欧阳修啊，这次是认对了文章点错了名次，这第一桩郁闷就不说了，这老头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解开，为什么苏轼这篇作文，我们刚才说了那题目不是说历代君王处理奖惩奖罚的时候都是宽大的原则吗，苏轼在这个作文里头用了个典故，把老头给难住了。什么典故啊，典故上说，古代的时候，尧舜禹的那个尧帝手下有个司法官，三次要判一个人死刑，尧本着宽大的原则都赦免了这个死刑犯，欧阳修也是博学多才的人啊，在自己家那书房里找了三天三夜都没找到这个典故。他就纳了闷了，难道我读的书还不如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问苏轼，你这典故从哪儿来的？苏轼说，《三国志.孔融传》您翻开看，肯定有。老头够辛苦的，晚上回家又翻《孔融传》，翻了一宿没找着，回头见了苏轼又问，说没找着啊，你到底是从哪来的那么一个典故啊？苏轼说，哦，您还真翻了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那是我自个儿瞎编的。怎么能瞎编呢，你怎么编的？苏轼说，您看那孔融传里不是有这么一故事吗，曹操灭了袁绍，就把袁绍那挺漂亮的儿媳妇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听到这个事很不满意，跟曹操说：哼，当年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就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给了自己的弟弟，曹操说哎哟，我知道你读书多，这典故从哪儿来的？孔融说我瞎编的，你现在当代人能做出这种丑恶的事情，古人想必也能做出。苏轼跟这欧阳修就说老师真是对不起，我是觉得凭着尧帝的那种宽厚之心肯定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我先编一个。大家现在是在笑，可是你要想，你的学生这么回答你，他说这证据是我瞎编的，而且是在高考这么严重的情况下瞎编了一个论据，你会有什么反应?治学态度太不严谨了，瞎编乱造，打出学堂，不给发毕业证。欧阳修什么态度？欧阳修竖大拇哥，逢人就说这件事情，说苏轼不得了啊，这样的人读书真是善于读书，善于灵活的运用知识，这个读书是读到了自己的血肉当中，读到了自己的灵魂当中，外在的知识已经完全的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欧阳修说，我读苏轼的文章，身上直冒汗，后生可畏，我不行了，我这老头还是早早隐退到山林里面，好给这年青人让出一条路来。欧阳修说得很重，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欧阳修了，苏轼的名字在文坛上将大放光明。欧阳修当时什么官职，翰林学士，政治上地位很高，他是主考官，位置很关键，他是文坛领袖，地位很显赫。苏轼当然才华出众，但是老师对他的奖励，对他的扶持特别重要。我觉得欧阳修这个人真是胸怀坦荡，很值得我们现在当代人学习。 画外音：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秒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朝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制科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科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科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科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吗？ 康震： 这个制科考试，那跟进士科考试不一样。进士科考试基本上是三年举行一次，招收的人数也比较多；制科的考试是不定期的，而且程序特别麻烦：首先，你得有朝中的大臣推荐你，推荐上了以后还得首先参加一个预试，由六位朝廷大臣组成的一个考试委员会测试你；这个考试通过以后才能接着进入皇帝亲自出题，亲自主持的这个制科考试。因为这个制科考试它本来就是皇帝为了直接选拔那些特别优异的人才设置的考试制度，参加完这个考试，还能拿到优秀的成绩，那更是难上加难。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北宋南宋加在一起，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举行了多少次制科考试呢？22次，你看看这个比例。那么录取了多少制科的人呢？41人，三百年41个。那么同期三百年里边录取了多少位进士呢？4万多人。四十一比四万多，差一千倍。话反过来，能不能这样说，我要是考中了制科我就比进士科光荣一千倍，我获得的提拔的机会是不是也要比进士科要多上一千倍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宋仁宗跟欧阳修可不一样，他非常赏识苏轼的文章，而且非常准确的把他点为最高等－第三等。人家说老师你糊涂了，第三等试最高等啊？那第一等和第二等算什么？这是大家不了解情况，宋朝的制科有一等和二等，但是太高了，虚设，实际上等于没有，最高等是第三等。下来是什么呢？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最后有一个第五等，第五等的意思就是您回家，没您什么事了，不及各。北宋建国到苏轼的时候，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头，在苏轼前面只有一个叫吴育的文人考了一个第三次等，话说回来，苏轼在这一百年里头是第一个获得第三等，最高等的。可以说是百年第一。苏辙，他的小弟弟，也不示弱，我比你小，我当然不能有你考得那么好，但是我考个第四等，也很厉害啊。这一年，苏轼二十五岁，苏辙二十二岁。二十五岁正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龄，二十二岁正是本科生毕业的年龄，太年轻了。 我们得认真想一想，苏轼兄弟一路过关斩将，取得这么好的考试成绩，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人都很害怕考试，有的仁也对应试教育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我们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读得很优秀的人，不会成为考试的奴隶。我们刚才讲了苏轼读书的生活，你看，他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第二，他有非常扎实雄厚的基本功；第三，他有非常科学巧妙的读书方法；第四，他善于灵活运用知识；第五，他有一个好的老师欧阳修，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提拔他，奖掖他，夸赞他。所有的这些综合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当然成为科举考试的佼佼者。 现在你想想，这也太可怕了，礼部考试第二名，制科考试弄了个百年第一，这回苏轼恐怕要获得比一般的人多一千倍的机会了吧。科举考试，少年成名，即将进入仕途的苏轼是不是也会少年成名一举成功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初出茅庐》。（二）初出茅庐

画外音： 上一讲说到，苏轼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二十多岁的苏轼即将走进官场、步入仕途，那么初出茅庐的苏轼在应试时一举成名，在官场上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自古雄才多磨难，苏轼与历史上文人从政相比有那些独特之处，他的为官之路到底是平坦还是坎坷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与我们一起品读苏轼，探秘他鲜为人知的为官之路。十集系列节目《苏轼》第二集《初出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康震： 苏轼这辈子，实际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什么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点长。大理评事是个什么官，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京官。这个官不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这是个虚衔，挂名的，表面身份的，他实际的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市，他这个官的意思就是协助凤翔府的知府，也就是凤翔市的市长处理公务，大体相当于凤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那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能担任，苏轼能够在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入仕途就得到这个官职，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礼部考试和制科考试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当这个官。是啊，成绩优异给了个重要的官职，接下来就看你在做了。 苏轼是打定主义决定打响人生的这第三炮，也得来个一举成功。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吃不下饭，怎么回事，他跟他这个顶头上司不对付，关系处理得很紧张，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凤翔府的知府，凤翔市的市长陈公弼。你想苏轼是干什么的，他是办公厅主任，他天天都跟着市长打交道，跟他的关系处不好那不是添堵吗？陈公弼是个什么人，又黑又瘦的小老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铁面无私，那些王公大人见了他都顺着墙边走，年轻人看见他就害怕，苏轼是什么性格，性格本来就很开朗，豪放、外向，想到什么我就说出来，可是这个陈公弼才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你到了我这凤翔府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主任科员，做你的科长，别一天到晚在我这跟前摆你这点小小的资格。老陈一上来就给这小苏几个下马威，第一，苏轼当年考制科的时候他有个名头，我们知道你考这个制科的时候它分了很多种的科目类型，他这个类型叫什么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他这文章写的好，品格很端正，能言极谏意思是说他善于写策论文章，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这就是个科目名字。有的同时很尊重苏轼，就尊称他为苏贤良，这没什么啊，一见面，苏贤良好。让老陈听见了，老陈说，你多大个人你就贤良开了，我这还没弄上一陈贤良你就苏贤良了，把称他苏贤良那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那你想苏轼这脸上真是挂不住，挺尴尬的；第二，北宋它有一个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叫做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市长、副市长、其他的一些官员，到了这一天大家来一个聚餐会，谈谈体会，谈谈感想，放松一下。前面不是刚把那位拖出去打了板子了吗，苏轼心里就不高兴，赌气，我不去。你不来是不是，不来好啊，不来交钱，我罚你的款，按规定你不来我就可以罚你的款罚了苏轼整整八斤铜。大家听了很奇怪，怎么罚铜啊，北宋的时候，一千文铜钱合五斤，八斤铜，算盘一打，一千六百文铜钱。这钱其实也不多，但是让人弄得又没面子，还没怎么工作呢就被罚款了；第三，苏轼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写文章，可他的这个工作老要写一些公文，这公文苏轼也很擅长写，可是有一样，他每次把这个公文写上去交给陈市长的时候，这位陈市长拿着这个公文，上面改一下，底下改一下，左边改一下，右边改一下，总得改你个七八不离，然后才定稿。这苏轼就觉得纳了闷，我的文章皇上都说好，当今文坛大腕欧阳修都说好，你个五品的知府，又不是什么大文人，在我的文章上改来改去，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心里头很不痛快。 画外音： 此时此刻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成名，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倍加赏识，这更加使得苏轼对前程充满了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的上司，陈大人的百般挑剔让他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苏轼的上司陈公弼难道真的想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官儿举步为艰吗？ 康震： 你想苏轼这个人是爱憎分明全都在脸上写着呢，找个机会把这个干瘦老头报复一下以泄我心中之气。机会来了，陈公弼虽然对下属非常的严厉，可他也懂得一张一驰的道理，有一次，他就在官府的后花园修了一座亭台，亭台修起来挺漂亮，平时同事们没事，喝点酒啊，品品茶啊，彼此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啊，这不挺好吗。台子盖好以后起了个名叫凌虚台。苏贤良不是会写文章吗，您给咱写篇作文吧，就写一篇《凌虚台记》，把这个凌虚台怎么盖起来的，有什么功能，将要发挥什么作用，表现咱们官府里头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写出来。让我写凌虚台记啊，好，没问题，我肯定写，你看我怎么写。他这个凌虚台记怎么写的，给大家翻译一段大家听一下，他说，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听他这个开头，说凌虚台建造的地方当年可是一片废墟啊，反过来说，这个凌虚台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你看看凌虚台周围，历朝历代的宫殿的遗址哪一个不比凌虚台大一百倍大一千倍呢，现在不都是残垣断壁吗？苏轼说建筑尚且如此何况人世的变化呢？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自鸣得意，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要告诉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号，写完了。他当然不可能直接跟他的顶头上司叫板，但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这是小苏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怒气通过这篇文章，像一支小小的讽刺的箭射向了老陈，这个老陈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反应，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陈，看到了这篇文章，笑了，他说，哎，苏轼这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少年成名啊，出名很早啊，我平时对他要求严格不给他好脸色看，就是担心这样的年青人成长的太顺利了，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挫折，有曲折，长此以往下去，太过顺利，迟早有一天把握不住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就是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在乎，对我挺有意见，瞧这小文章写的，还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公弼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告诉下级，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要动，原模原样地刻在凌虚台旁边的石碑上，我就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非常地后悔，他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他写到，想我年青的时候，在凤翔府做官，少不更事，经常跟我的上司陈大人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脸上就不好看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苏轼这一辈子写了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到他当代的人物，陈公弼就是一个，而且陈公弼的这篇传记在这十篇传记里边篇幅最长，记述得也最为详尽。 画外音： 苏轼写《陈公弼传》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历经波折的他自然也就理解了当年陈大人对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苏轼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应该是十分感性的。在凤翔工作了三年之后，三十岁的苏轼被调往朝廷任职，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与当朝宰相王安石在政见上发生了冲突，苏轼身为一个年青的小官员，胆敢得罪当朝宰相，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初出茅庐的苏轼为什么非要与宰相针锋相对呢？ 康震： 他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任期就到了，被调回中央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官员颁发他的任职凭证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苏轼调回到中央做了那个官。这一年，宋神宗就正式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我很简略的谈谈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军队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你重用文职官员你就得投入，提高工资待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财政负担之重，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的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大家说50多万文没概念啊，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能算出来，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你想想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所以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得不改革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研究就锁定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画外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官员，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朝廷之上，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政见之争，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可避免的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那么苏轼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他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康震： 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我们用简略概括的语言来讲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什么呢，是属于反对改革变法。那么对王安石呢，苏轼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舆论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我阐释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流传着很多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阐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说得也很有道理啊，你药这么解释下去都可以一直这么解释下去，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的，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但是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影子啊。王安石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的学术影响力很大，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苏轼的影响力降低到最低点。 画外音：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可以说，在限制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此外，以大文人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物，也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那么对苏轼来说，他与王安石政见的对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苏轼的仕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康震： 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你要是提拔他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你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市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还奇怪，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用他，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 画外音：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道不同不相为谋，苏王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面对着这种态势，尽管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学，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也只能忍痛割爱，让苏轼去地方为官。那么对于政治斗争力不从心的苏轼来到地方会有所作为吗？这次，他经得起去地方当父母官的考验吗？ 康震： 我们说，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前后八年的时间，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他要接受这个考验，他是考成功了还是考糊了？我们以前讲的李白杜甫都是大诗人大文人，但是一到具体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就不灵了，苏轼呢？他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按照朝廷规矩三年任期一满一调任，他先后又在密州，在徐州，后来又到湖州担任知州，后来担任的都是正职。我们只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他在八年的地方工作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徐州这个地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苏轼刚一到徐州正碰上发大水，把徐州城给围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位高达两丈八尺，比城里面的平地要高一丈零九寸。一张零九寸，民信能承受这一丈零九寸的差距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一听说一丈零九寸了，纷纷的要出城去避难，那苏轼是坚决不允。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我苏轼不走水就冲不垮徐州城，你们都回去。给这些人都劝回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些富户、商户一旦全部迁移走，整个城里面民心全乱了。这是第一步，抓住了民心。第二，紧急调动了五千民夫，抢修城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可是你知道，这个洪水围住之后你老这么堵他，这不是根本之道，你得怎么样呢，你得把它疏导出去，怎么疏导啊，他招集水利专家把徐州城北有个地方角清冷口，把那儿给凿开了以后，把水想办法逐步的引到黄河的故道上去，引到黄河故道，然后再流到海里去，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否则你调十万人来堵，越堵水越高。你要知道这是徐州知州，他是第一把手，他要决策要具体组织实施，这是对苏轼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人命关天。大水围困了七十多天，最后终于被疏导到黄河故道上。苏轼这个时候一直都是七十多天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拄着木杖，屉拉着木板鞋很辛苦。这是在徐州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我们讲徐州他的抗洪抢险工作，这只不过是苏轼在八年的地方行政工作当中一个很小的侧面。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六口水井全部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用不成了，吃水成了大问题，苏轼和其他的官员一起商量修复了这个水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说，这八年的实践证明苏轼不但是一个好官，处处为民着想的好官，这是首先的前提，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大家也许要问这八年行政工作这么繁重，苏轼还写诗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他写诗的事，抗洪抢险我们没听过，写诗我们听得多了。应该说正是由于走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他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写得更好了。 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太美了，苏轼到杭州做通判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杭州的美景，特别是杭州城的美丽的眼睛－西湖，他在诗中写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想到西湖就本能地会想到这首诗，这首诗已经变成我们对西湖想象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映。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西湖是这么样的明媚明丽，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装扮了浓妆一样；在下雨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么空灵那么缥缈，就好像一个女子化了淡妆一样，不管西湖是浓妆还是淡妆，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像西施一样无比的完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子湖，就是从苏轼这诗里来得，所以你说大诗人写诗他一不留神就会缔造一个新的风景名胜的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官，而且是一个得民心的有能力的好官。即便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能够非常潇洒而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的情思，他惹人喜爱，他很幽默，又很超脱，这是苏轼的迷人之处。现在苏轼又要去他的另一个新的任所，这就是宋神宗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恶梦也将伴随着他到达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大难临头》。（三）大难临头

上一集我们讲到，苏轼初出茅庐，反正是不顺，地方上开始不顺，后来到了中央也不顺，在中央，因为呆得不顺，所以想到地方上去顺，呆了八年，应该说做得还是相当不错，那么，就在他要去湖州当知州的时候，有一个灭顶之灾降落到他的头上，这个灭顶之灾是什么呢？因为苏轼在这好几年当中一直都没有在中央工作，对当时的朝政的局势不太了解。作为革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六年的时间里边，先后两次被罢免了宰相，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彻底回到了自己家，闭门著书，支持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王安石离开了宰相的岗位，司马光不问朝政，那朝廷里头到底什么人活动呢？那不空了吗？没有。活跃的人物大有人在，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当然是宋神宗，这时候的宋神宗已经30多岁了，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事都要征求王安石意见的小伙子，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推进和困难的不断增加，宋神宗已经变成了一个希望惟我独尊，而不是再需要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趋近中年的皇帝，他需要有皇帝的权威。第二类是谁呢？以宰相王珪为代表，这个王珪叫做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请圣旨，接圣旨，传达圣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是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谁的大腿粗，就抱谁的腿，是此人的主要特点，这是朝中的一股势力。第三股势力是什么呢？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人。代表人物是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书亶、何正臣，这个御史台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的，有点儿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监察部。权御史中相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李定，刚才说的书亶和何正臣是监察部的官员，他们都是靠着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高位的，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利益在哪呢？就是最担心的是像司马光和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在这里面，像李定、书亶何正臣这不过是一些前台主刀的人物，王珪是个敲边鼓的，宋神宗是平衡旧党人物和新党人物真正的幕后的操盘手，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苏轼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对于朝政点点戳戳，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第二，苏轼确实写过抨击新法的诗文。苏轼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这是第二。第三，苏轼有重返朝廷任职的趋势。宋神宗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我前面说了，宋神宗对苏轼那是非常欣赏的，徐州抗洪抢险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里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重新任官的趋势，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至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就拿他来开刀。开到不能乱开，开国的皇帝北宋有规矩，不能因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出版诗文集而杀头，这是祖宗家法，那怎么办呢？好办。苏轼不是到湖州了吗？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苏轼的这份上表，实际上是一封感谢信，感谢龙恩浩荡，赐于我这个官职，本来是个常例，这份上表叫什么呢？叫湖州谢上表，李定等人把这篇三百多字的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总算给研究出点名堂儿，由何正臣首先打响第一炮来。他说，苏轼在这个上表里面，处处讥讽朝政，标榜自己。第一，苏轼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什么意思？我这个人，个性特别古怪，名声又很微弱，才疏学浅，别人都有所长，只有我毫无所长，只有所短，这是什么？这是正话反说。想要标榜自己，先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要借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我自己这个人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式，跟人家那些提拔快的官员没法比，也跟不上去，皇上看我这个人老了，没用了，也不会生是非，所以派我到地方上去牧养老百姓，实际上就是到地方上去任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跟不上新提拔的干部？什么叫年纪大了，就不会惹事生非？难道我们新提拔的干部都是惹是生非的？你这就是对革新变法的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罪状一条，算上。李定，我刚才讲了权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的首长，终于赤膊上阵，指出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哪四大该杀之罪呢？第一该杀之罪，苏轼不学无术，不过偶然考科举，滥竽充数，浪得虚名，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和皇帝，行地非常仁爱，宽容他，希望他自己悔过自新，不料，他变本加厉，毫不悔过，该杀。第二该杀之罪，苏轼无视朝廷，说苏轼面对朝廷之上，口出狂言，傲慢无礼，影响很坏，弄得中外人士都知道，该杀。第三该杀之罪，苏轼的言论蛊惑人心。说苏轼所做诗文，蛊惑人心，影响了圣上对百官和百姓的教化，该杀。第四该杀之罪，苏轼诋毁圣上声誉。苏轼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有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埋怨皇上，抱怨皇上，所以，公开诋毁圣上的声誉，该杀。连续四个该杀之罪，这个导火索的火一点着直接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不死也是半死。我刚才讲过，神宗是平衡新党和旧党的操盘手，现在他手里拿着这个天平，这个天平怎么办呢？就开始倒，倾斜，朝着谁来倾斜呢？朝着李定，他下了圣旨，让他们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把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监察部，审理这个事，李定等人一听，精神振奋，总算有事情做了。马上派亲信叫黄埔遵，带着两个士兵和自己的儿子，星夜快马加鞭，赶奔湖州，7月28号，黄埔遵到达了湖州，手持笏板，带着两个士兵，直接闯入衙门大厅，苏轼毕竟是个读书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局势，他有点慌，苏轼出去一看，黄埔遵脸色铁青，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僵持了半天，还是苏轼自己先开了口，苏轼就问，说，我知道自己平时的言行多次激怒朝廷，这回肯定是皇上赐我死罪，死我倒不怕，请给我留出时间，跟我的家人告别。黄埔遵盯了他一言，牙缝里吐出几个字说，还不至于。黄埔遵说，立即上路，马上两个士兵过来，五花大绑把苏轼像一条狗一样就拉走了。到了京城，审。怎么审？先问苏轼，你们家就没有丹书铁券，就是民间传说的免死牌，这个问法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丹书铁券是皇帝特别颁发给那些开国功臣的子孙的，犯了死罪的话才可以免，哪有这么问的？一见面就问，有没有免死牌？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就是要死的人了，所以，还没有开始审理，就已经等于给他定了要死罪，定死罪你要证据，证据哪来？有的是。苏轼已经所有已经出版的刻印诗文算是一项，开始苏轼只承认说，的确，我有那么几首诗，讥讽朝政来着，讥讽新法来着，可我不是所有的诗都讥讽新法，难道，欲把西湖比西子，也是讥讽新法吗？那不可能啊。审判员一听不干了，暴跳如雷，必须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怎么样讥讽的新法，怎么指责的皇帝，你就按我这个思路来解释，这才能通过，不然不能通过。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苏轼的诗文，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杀你也不冤啊，有没有问题？分为三种情况来看。第一，苏轼的诗文有抨击新法的倾向。平心而论，苏轼的诗，包括一些文，的确有抨击新法的倾向，譬如有这么两句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什么意思？朝廷制订了新法之后，社设立了一些办事机构，农民为了能够办某些手续，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苏轼意思说，新法的好处农民没得到多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跟在屁股后头的孩子，什么没得到，倒把城里人的口音给学会了，就是讥讽新法没好处。第二，苏轼的诗文含义模糊，说不清楚。有这么两句，东海若知明主义，应教斥卤变桑田。钱塘江潮，大家都很熟悉，北宋的时候，钱塘江潮一来，有很多的年轻人就跳到那个钱塘江潮里面去弄潮，浮游，这是一种冒险的活动，朝廷多次下命令，不让当地人从事这种活动，太危险了，把命送了，苏轼说，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东海龙王如果知道皇上体恤民情的一番好的意，就把这钱塘江，甚至东海，变成万亩良田，那老百姓就过不去，不去弄潮了，种地了，他说，这两句是这个意思。严刑逼供之下，你得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第三，对苏轼的诗文瞎编乱造，歪曲诬陷。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还没忘记那王珪吧，他该出场了。有一天，王珪跟皇上说，苏轼对您有忠之心。宋神宗很吃惊地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反对新法，让我感到很恼火，不至于对我不忠，有什么证据吗？王珪说，有，他那诗里面就对你忠，念了两句，这个诗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个诗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这个树的根，在地底下，是伸了还是曲了，我们不知道，只有潜伏在地下的龙才能知道。这首诗是什么呢？是写树根的。王珪说，你看，皇上就是龙，真龙天子，您在这儿呢，他不写您，他要到底地下找什么蜇龙，这不就是谋反吗？这不就是不忠呢？宋神宗固然年纪小，对苏轼很有意见，但不是个傻子，也不是白痴，脑子还是清楚的，他说这个是诗人的话，怎么能当真呢？他写他的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旁边另外一个宰相，叫章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龙啊，不一定非得是国君自称，古代历史上有很多人都自称做龙，宋神宗说，我想起来了，诸葛空明不就自称我是卧龙吗？他也不是皇上啊。王珪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见在朝廷里面，对这种文字狱打击报复，很多的官员也是非常地不满。好了，说来说去，到底有没有一首诗，是足以能够让苏轼人头落地呢？我们看了，不就这三种情况，没有。其实我们大家说白了，苏轼不过就是这个文人，有时候文人，刁钻刻薄一点，写在诗里面，写在文章里面，仗着自己有才学，骂人的时候不直接骂，引用好些个典故，曲里拐角地还是把你骂了，让别人看了心里头不舒服，也是有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破天去，苏轼的罪过也就到这儿了，非得要杀吗？没有证据表明他可以被杀，问题在于，我想要杀你，还需要理由吗？审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他们忙着总结这个审讯的结果，写判词，打算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指责皇帝来起诉他。我们的公诉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就等着皇帝一签字，马上拖出去，一切就OVER了。第一类，就是已经退了休的，保守派的旧大人物，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退休的宰相，已经70多岁的张方平，他跟苏轼他们家族关系非常地密切，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赦免苏轼。当地的官员，不敢转呈这封信，张方平大怒，给他儿子说，他们胆小鬼，你去，直接把这交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他的儿子叫张恕，来到信访办的门外头转了好几圈，他生性懦弱，不敢去敲那个鼓，犹豫了很久，把信揣到口袋里，回家去了。大家不要叹气，换到是谁都会考虑到，这封信交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父亲原来是个宰相，已经70多岁了，如果这封信交上去，可能就会倾家荡产，跟苏轼一个下场。但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苏轼到最后是多么地感谢张恕，苏轼后来案件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苏轼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连连吐舌头，吓坏了，为什么呢？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苏轼是很了解宋神宗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当着宋神宗的面说，苏轼是天下奇才，杀的就是你这奇才，不但救不了苏轼的命，还会很快断送了苏轼的姓名，懦弱的张恕，无意当中救了苏轼，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我们想都想不到，早已退居到南京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上疏神宗皇帝，告诉他，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不能在圣明的时代杀知识分子的，也许王安石这个话对神宗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王安石对于宋神宗来讲，就好比一个改革变法之父，虽然他已经退居南京，但他的话在当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三位人是中间派。有一次，下朝之后，宰相吴充跟神宗聊天，他就问皇上，说您认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宋神宗说，曹操这种人不值一提，他心目当中，向往的是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曹操是法家。吴充就说，那就怪了，连曹操这种不知一提的人都能容忍当面谩骂他的祢衡，皇上您这样的圣君怎么就不能容忍苏轼这么个小人物？神宗听了以后，猝不及防，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想把情况问清楚，回头就给他放了。这是中间派。我在一开始就讲过，宋神宗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平衡新党和旧党的操盘手。现在30多岁的宋神宗，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来判断这件事情，有一天晚上，苏轼正在牢房里边睡觉，突然门一响，进来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发，带一个小包袱扔在地上，直接倒头便睡，苏轼想，这个人真没礼貌，可能是新来的犯人吧，不管他，咱接着睡。等睡到四更天的时候，那新来的犯人把他摇醒来了，摇醒来以后就跟他说，恭喜苏学士，监狱里头说恭喜苏学士，这挺吓人的，苏轼不懂，何喜之有，这个新来的犯人说，你只管睡觉，不用管事儿，拿起小包袱走了。这早上上朝的时候，这位新来的犯人，就对宋神宗当面汇报，说苏轼昨晚一夜熟睡，酣声如雷，中间根本没醒来过，除了我那天把他摇醒了，可见心底坦然，并无瓜葛之事，原来这个新犯人是宋神宗派去观察检查苏轼的一个小黄门，就是小宦官。现在，宋神宗的这杆天平，开始发生了一个移动，慢慢地朝向了苏轼这一边。我们都还记得黄埔遵去抓苏轼的时候是7月28号，在12月28号，5个月之后，这个案件做出了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这个罪名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他涉案人员各有不同层次的处罚，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个案子的名字，叫乌台诗案。什么叫乌台呢？我前面讲过，审理案子的机关叫御史台，在汉代的时候，御史台里面种了很多的柏树，有很多的乌鸦在树上造窝，所以，就把这御史台叫乌台，因为苏轼的案子皆因他所做的诗而引起，所以后边的历史把这案子叫做乌台诗案。算起来，苏轼被整整拘押了130天，现在他从牢房里出来了，看到路上行人往来，车水马龙，空气清新，全身放松，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如一场大梦，拿起这支笔写诗依然感觉到运行如神，大难过后，何必想那么多，人生何官场上的事情，难道都一定是有原因的吗？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了搓手，然后骂了自己一句话，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可救药啊。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杭州了，大难不死的苏轼，该如何面对黄州的生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潇洒东坡。

（四）潇洒东坡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职务，它有一个全称，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就是这么个官。但是，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四个字，叫什么呢？俸禄所得，随手辄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一年以后再说。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住在哪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但是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都很潮湿，很湿热，20多口人挤在里面，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了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个客房，雪堂，住房问题暂时解决了。第三，吃饭问题。没有钱，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一个流传很广的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丢人不丢人，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你还东坡，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有这么一种看法，但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困境的时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检验你的潇洒的底限。就说居士这个名号，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他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也就是好人。尤其在黄州，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惊吓，恐吓，很狼狈跑到杭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觉得又酥又脆，他问人家这个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素吧。后来又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什么酒，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是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要刘家为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时候很随意、无所顾忌的态度，但是这个只有在远离了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态度，他又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慥，人特别好，你知道陈慥是谁啊？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不像，陈慥为人特别豪爽，但是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慥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同情，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慥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慥的夫人名声大震，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所有女性的一个共同的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得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面对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苏轼自己反省说，他自己平生所做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他像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也是很有才华的例子，说什么呢？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有的长得非常地奇怪，忍不住过去欣赏一下，看到有的石头长了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一种病，石头上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是很深刻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是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息，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劳动过程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地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面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面装的全部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做诗，会做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自我。真是这个真实的自我，打动了千半年之后的人，对他投去敬重的目光。苏轼曾经感慨，他说什么，说黄州真如在井底，可不是吗？这个黄州对苏轼来讲，真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是苏轼不是那一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面算账，种地，写诗，做饭，交朋友，盖楼房，做一切自己能做的事，做一切能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他在这口枯井里面，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而在这口枯井里面，也慢慢流淌出能够滋润苏轼自己，滋润子孙后代，甚至滋润中国文化的点点的甘露。作为伟大文学家的苏轼，苏东坡，在宋神宗的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在黄州江边的赤壁，对历史，对人生，对宇宙，展开了伟大的歌咏，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艺术的杰作，而且也是苏轼人生当中伟大的杰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什么叫做震撼古今的伟大绝唱，就是这一首词写完之后，从古一直能唱到今天，唱到今天人的心里去，一千年前发出的一个声音，到现在还能敲打着你的胸膛，震撼到你的心灵。你看，浩浩荡荡的长江往东方流去，让我们想起孔子的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你再看看大浪淘沙，把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人物席卷而去，据说，在这山崖的西边，就是当年三国周郎大破曹军，百万雄师的地方，你再看赤壁，乱石穿空，陡峭的山崖像是要刺破苍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雄壮有力，但就是这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壮怀人心的历史，在时间长河不断的冲刷之下，也消失殆尽，这词的唱阙，既是这样的有力量，又是这样的美丽，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惊心动魄的美丽，充满力量的美丽。词的下阙，更不得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小乔的出现，让惊心动魄的美丽变成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艳丽，小乔的出现，让周郎更加能够显示出他雄姿英发的一面，他不但是个幸福的英雄，还是一个风流倜傥，浪漫的英雄，但是，如果没有小乔这个人物，好像周郎的身上，就少了一点从容，就少了一点潇洒，少了一点风流，少了一点倜傥，所以，小乔在这个小阙的词当中，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正是她的出现，使这一段宏阔的历史和英雄的画卷，变得如此地儒雅，如此地从容。你看，这就是苏轼心中的历史，如画的江山，滔滔的巨浪，雄奇的峭壁，多情的美人，儒雅的英雄，还有流传千古的功业，可是，苏轼又是多么地感伤。赤壁再壮阔，英雄再浪漫，与我有何干，我现在蹉跎半生，老大无成，只顾在这里发这些徒劳的感慨，又有何用呢？他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我真是多情，难怪生出这么多的白发，小乔的确很美丽，周郎的确很潇洒，赤壁大战的确是千古以来的辉煌的战绩，但是，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这位昔日的美人，现在又在何处呢？想来想去，苏轼觉得人生不过一场大梦，我自己何必为这种虚幻的历史而顾自多情呢？我又何必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感伤呢？也许，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命题，只有江水和明月，是永恒的。怎么办呢？还是再举起酒杯来吧，不如让我们来领略这个美丽的夜晚，其他的都不是自己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下阙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潇洒而多情的感伤。原来这一段时间，苏轼有点上火，这个右眼睛，发炎肿痛还很严重，以至于他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可是因为苏轼这个人太活跃了，就是在黄州，他都有很多朋友，猛地一下闭门谢客，好长时间这么个大活人不见了，所以，大家就传，苏轼早就病死了，这个谣言传得很快，也很广泛，苏轼有一个朋友，年纪比他大，一个退休的大臣，叫范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失声痛哭，太难过了，老头性子急，马上跟自己儿子说，马上去黄州，马上吊唁，这个儿子比老爸还是冷静一点，他说传说苏轼死要是吊唁人家还活着，就难办了，多了个心眼，派了个门客去看一看，结果一看，没事，虚惊一场，苏轼非常地感慨，他在跟范镇的信中说，我平生所得到的诽谤和诬蔑，大体如此，早就见怪不怪了，消息传到了皇宫，宋神宗也知道了，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说了两声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很难过，饭碗一推，回书房了。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一桩事情，苏轼肯定是没有死，他病好了之后这个谣言也不攻自破，关键在于，宋神宗开始了转变，宋神宗对苏轼态度的转变，是有大背景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轼在黄州已经待了四年多了，革新变法也已经整整持续了16年，不顺利啊。宋神宗的用人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专用新党人物打算新党和旧党人物两用之。那么这个两用之就有一个条件，你马上提拔司马光这可不行，司马光是反对派旧党人物的大腕级人物，你提拔司马光，会引起政治地震，那就得提拔一个小一点的，当初，乌台诗案的时候，他们想要拿一个人开刀，锁定的是苏轼，现在宋神宗觉得要变动一下用人的政策，又锁定了苏轼。为什么呢？苏轼虽然出言不逊，攻击新法，但是多少算起来是个一流的人才；第二，比起司马光，苏轼的影响还是小一点，把他提拔了一下，或者把他宽宥一下，不会引起太大的振动。再一个，第三，苏轼这几年在黄州，听说反省得还不错，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所以，宋神宗就动了这个心思，但是阻力还是很大。有一次，他跟身边的大臣说，苏轼这个人，跟哪个古人比较像呢？有个大臣就说，很像李白，宋神宗说，不像不像，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他没有苏轼的学问，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千古难得的大人才，窝作自己的朝廷里，被贬到那个偏远的黄州，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思前想后，宋神宗亲自书写了手诏，对苏轼的官职不动，品级不动，还是团练副使，还是安置，还是不需签书公事，但是地方挪了，给他挪到哪呢？给他挪到河南的汝州，河南的汝州，距离开封就很近了。如果跟黄州比，简直就是开封的郊区，这个小小的变动对苏轼来讲，给他的命运，也许会带来一次不小的变化。那么我们说，宋神宗到底会不会再重新启用苏轼呢？在苏州被移到汝州这个命令发出了以后，又在他身上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故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东山再起。

（五）东山再起

上一集我们说，宋神宗将苏轼页黄州团练副使改判为汝州团练副使，汝州就在现在河南临汝，我们上节也讲了，这个代表着他跟宋神宗之间在政治达成了某种默契，但是要真正地开始走出这个政治阴影，苏轼还必须要再去见一个大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是革新变法的领袖，但是他跟苏轼一样，在漫长的革新变法之路上，也是历经了坎坷和波折，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这六年当中，王安石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亲手任命的一些亲信，背叛了他，他33岁的儿子，又先他而去，种种政治斗争的打击折磨以及他老年丧子的这种悲痛，让王安石万念俱灰，他给皇上提出请求，再也不干这个宰相了，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就退隐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住在了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王安石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生活经历，跟苏轼一样，也充满了波折。我们说，平心而论，王安石历行变法，想要富国强民，这是对的，而且王安石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所推行的革新变法，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效果，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这并不等于说他推行革新变法就错了，王安石革新变法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苏轼这次能来江宁，应该说在主观上还是有现实的政治的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你可以算一个账，苏轼离开黄州的时候，当然是个好事，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他也是一只惊弓之鸟，离开黄州以后，确实到了汝州，下面路怎么走，宋神宗当年才33岁，他都47岁了，按正常的算法，他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宋神宗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必须考虑自己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政治前途，王安石的确现在已经不是宰相了，两次都被罢免了宰相，但是在宋神宗的治下，谁又会能预料他不会第三次做宰相呢？即便他不会做宰相，但是，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的思想领袖，他的影响依然是非常大，他的那些部属、部下还遍布朝野上下，所以，王安石这三个字，已经不单纯指他一个人，而是一种政治力量，无论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还是对自己家人，对自己孩子的考虑，苏轼都很有必要来一趟江宁。这两个昔日的政敌，如果见面了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6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慢慢地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变化很大，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看到以后，心里面酸楚，又是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就好像五味瓶子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就迎上前去，王安石也下了鞍子，两个人快步走到一起，就像小说上经常描写的那样，两个伟大的人物，两上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会面是很艰难的，苏轼先开了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苏轼今天，你看，竟敢穿着这样一身便装，乡村野夫的便装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握着苏轼的手，朗声大笑，说什么呢？说这些繁文缛节，这些琐碎的礼节，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吗？言下之意，我们之间的恩怨，都是关乎国家、天下社稷大事的恩怨，至于我们私人之间，毋宁说，更是一对相知的好朋友，有两句诗说得很好，叫做度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63岁的王安石和47岁的苏轼并非兄弟，岂但不是兄弟，曾经还是面对面的彼此攻击的政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这许多的恩恩怨怨，从来都没有过个人的私利的恩怨，他们的恩怨都是为了天下之功利，而要争个是非曲直，而且作为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学者，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又是文学、哲学，包括史学方面的知音。我们以前只注意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某种对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作为两个学者，两个天才的诗人，他们也有着倾慕对方的那样一种深情。在随后的一个多月跟王安石的交往当中，苏轼逐渐地看清楚了王安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见到的王安石，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谈起过去朝廷里边的一些是是非非，谈完了以后，当时谈得挺带劲的，话音刚落，说完之后，王安石不无犹豫地又不无忧虑地跟苏轼说，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可千万不要再跟任何第三方提起。他已经给政治斗争整怕了，这哪里还像当年那个敢于冲绝传统桎梏，大刀阔斧地要进行天翻地覆改革的那个王安石，一点都不像了，所以，苏轼在诗里面很感慨地这么写道，怎么写呢？他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什么意思呢？退休晚年在家的这个老宰相王安石，一脸的病容，骑着一只小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当中，再也不复见到当年的风采，老宰相见到我，劝我就在江宁这个当地，不如买上一些田宅，就此安家，两个人做邻居算了，我想想，觉得要是早早十年，我们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应该说，这次江宁的会面，确实让苏轼对王安石和自己的关系，有了很新的一个理解和了解。譬如说吧，以前他对王安石也很有成见，老觉得王安石跟自己作对，对自己有成见，其实不然，除去政治上的那种对立的意见之外，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的，苏轼被贬黄州以后，每当有人从黄州路过江宁，或者到江宁来，王安石总要问他说，最近子瞻有没有什么妙语啊？因为他知道苏轼的俏皮话太多了，有一次，苏轼写了一篇写文章，很快就传到了江宁，来的人把苏轼这篇文章交给王安石，当时正是天色黄昏，王安石等不及家人，点起灯来，就在屋檐底下拿着这篇文章，就着黄昏微弱的光线，一口气读完，边读边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他评价很高，可他说话也得小心点，这里面用了一个龙字，前面整苏轼的黑材料里面，有的就说苏轼的诗里面是有龙的，可见他对苏轼文学的才华，相当地看重。苏轼跟王安石在江宁前后呆了有一个多月，走了以后，你猜王安石对苏轼是什么样的评价？他对身边的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後，方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一时的成见和对立的意见那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评价，那是对一个人长远的、长久的评价，是很容易烙在后代人的心中的。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也学问，可是这些学问有时候难免标新立异，我们还能记得，他老讽刺说，水波的波，王安石说是水的皮，他就说滑冰的滑是水的骨头，讽刺王安石。这次，他见识了，苏轼有两句诗，这两句诗写的什么呢？说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什么意思？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以为是形容冬天的一般的景色，拿去让王安石看，王安石一看就明白了，说这里面用了两个道家典籍里面的典故，哪两个典故呢？在道教的典籍里面，用玉楼来形容人的双肩，用银海形容人的两只眼睛，两句诗的意思是在冬天的时候，把人冻得肩膀都缩起来了，光摇银海，那个光线，让人的眼睛都感到眩目，这个意思本身很朴素，但是你要不了解这两个典故，你以为说的就是玉楼，说的就是银海，其实指的是人的肩膀和眼睛，苏轼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两句诗写出来，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面藏了这么两个典故。他得承认，王安石是有真学问的。宋人写诗，是靠学问为诗，那诗里面藏的全都是一个一个的学问的小包袱，就等着你来把它打开了，没学问就打不开，打不开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没学问，人家的诗你就没看懂嘛。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死牛筋，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对不对，有时候真的是令人生厌，其实这次一看，也不尽然，譬如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式，他就对王安石说，你这个政治影响力很大，对现在政治上实行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措，一些弊政，你应该勇敢地向皇帝，向执政者提出意见来，王安石说，你看，我已经告老还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好说三道四，实际上他是心里边有点怯，害怕搅到政治斗争里，苏轼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这个话讲得不对，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做大臣的以寻常之利对待国君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对我也不过是寻常之礼，可你不一样，宋神宗当今圣上是怎么对你的？那是以非常之礼来对你，你就应该以非常之礼，非常地尽心尽力来对待当今的圣上，所以你应该去做，而且要做好。要搁以前王安石的性格，一拍桌子，你说我呢你，你不看看你自己，你有资格说我吗你？但是现在王安石不是这样，他很诚恳地道歉，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一定把你的这些意见如实地转告当今圣上，他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只不过以前你老戴着有色的眼镜，戴着红色的眼镜，你看他全身就是红的，戴个蓝色的眼镜，他全身就是蓝的，今天戴了一个什么呢？戴了一个透明的才发现他身上是五颜六色的，什么色都有。挺好的一个老头儿。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轼跟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像现在国际社会间，政治家一见面，总要签个备忘录，总要签个什么协定，完了也不遵守这些协定，关键是这次会面是一个融洽的标志，这是最关键的。苏轼给王安石后来写了一封信，离开以后写了一封信，信里怎么说呢？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这句话耐人寻味，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在你的门下游学，一直没有机会，这一次跟您做长久的交往之后，我才发现，您的很多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太容幸了，相见恨晚。你要知道，古人说游学门下，那意思就是要做他的学生，这个表态里边有客气话，但是，也有某种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成分，这是一种和解的语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欧阳修的学生，本是同门，怎么他又做王安石的学生了呢？这是一种姿态，你把姿态放得低一点，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价值高一点，你把自己抬得比天还高，没办法了，只好把你打入地狱，所以他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和谐的，一种融洽的姿态，能够让王安石接受的姿态。苏轼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像王安石所邀请的那样，住在江宁，他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请求不要去汝州，他想待在常州，就此守在常州，一直到老，宋神宗对他不错，让他还挂着汝州团练副使的衔，但是可以住在常州，我们前面不是说他叫本州安置吗？那就不本州安置了，就是汝州团练副使常州安置，还是不能签署公事，但是不要紧，苏轼之所以想要住在常州也是害怕靠近开封，那既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漩涡的中心。所以，常州这个地方，山明水秀，景色不错，气侯宜人，是个宜居城市，他花了一笔钱，把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买了幢房子，而且是一次付款，真是一次付款，一次就全部交清了，就是做了这种打算，要是分期付的话，中间我翻悔一下，不想付了还可以，他打算长期在常州住下去，就在这个当口上，朝廷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苏轼每次在他命运的转折点上，都是因为朝廷里出了天大的事情，这一次也是，没有比这事情更大了。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自己想安静，风老吹你，你想安静都安静不下来，宋神宗熙宁八年，3月5日这一天，38岁的宋神宗皇帝，因为积劳成疾驾崩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他驾崩了不要紧，他的儿子，也就是后的宋哲宗，当时只有十岁，十岁的孩子怎么能管理朝政呢？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执政。这高太后是坚决的一个反对新法的人物，神宗去世了没几天，她执政以后，就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宣布废除新法，她在当时有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把退休回家15年之久的，66岁的老臣，也是反对派的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请出山来，让他担任宰相，主持大计。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高太后的执政，北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上把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叫元佑（音）更化，元佑（音）是宋哲宗新的名号，更化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重打锣鼓新开张，以前都不做数了，一风吹了。这司马光一上台，就有三个举措。第一个举措，号召广大的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新法到底合适不合适，其实说白了这事就是为了废除新法造舆论的。第二，纷纷贬斥新法跟新党的人物；第三，把过去反对派旧党的人物纷纷召进朝中，苏轼的回朝，回到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个元佑（音）更化的回中央的浪潮当中才回来的，你能说他的命运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吗？买的房子也没办法，这会儿房价还没涨起来，没办法，只能低价先卖了，损失就损失了。从1085年的5月到1086年的9月，在短短的17个月的时间里头，苏轼从一个被贬到偏远地区的犯官，一跃升到三品大员，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列个时间表来看一看苏轼提拔的速度。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这一年50岁，3月5日，神宗病逝，哲宗继位，5月6日，任命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相当于登州市市长，七品，9月18日，任命为礼部郎中，六品，主管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12月18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六品，宋哲宗元佑（音）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51岁，3月14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四品，9月12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但是我觉得这快得有点不正常，我刚才讲了，这是跟司马光担任宰相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苏轼的这样一个飞速的东山再起，说明了什么呢？大家刚才听我念了一大串的官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深长啊。观众同志们，第一，六品官，京官起居舍人，主管的是礼仪，祭祀和科举事物，但是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如实地记录皇帝的言行，随侍在皇帝的左右。第二，四品中书舍人，更重要。国家的典章制度的修订，完善和编修，都由中书舍人来主持，而且，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也由中书舍人来起草，在北宋，有个规定，要担任中书舍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任用，可是苏轼是免于考试的。第三，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更了不起了，刚才说，中书舍人起草诏书，那还比不上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门起草册封太子，册封将相，册封皇后，这样最高等级的诏书，而且翰林学士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国务大事，从中唐以来，翰林学士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内相，实际上就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在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担任翰林学士不过两三个月就立刻提拔做宰相，所以我刚才说，他做了这个官以后，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他官位变了，身上的颜色也变了在北宋，官服的颜色大体是三个等级，七以下，绿袍，五六品的官员，穿绯袍，就是粉红色的袍子，四品以上穿紫色的袍子，苏轼现在穿紫色的袍子，佩戴勋章，金光闪闪，穿金戴紫，荣极一时。我们就要问一问，一般的人如果在17个月的时间里面，由一个正在黄州种地的一个小老头，突然地就变成了一个三品大员，如此地靠近皇帝，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自己的脑子会不发生忘乎所以的念头？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知难而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