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二、“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全面小康、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不仅勾画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也勾画出了“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的中国未来蓝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下滑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5月以来，工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就业稳中有升，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我们将继续实施区间调控，加强定向调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基本公共服务。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周期经济，其增长和下滑都有一个调整期，只是中国的调整期比较长，因为我们总喜欢干预，害怕硬着陆、害怕破产、害怕经济失速。

其实，经济下跌有很多好处，不仅能推动企业优胜劣汰，更能优化经济结构，况且经济下跌后，基数变低，下轮上涨数据就变得更好看了。因此，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我们目前面临经济调整是正常的，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也就是本轮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所致。事实上，根据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进程来看，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如以往那么高也是正常的，毕竟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环境压力在加大，未发达国家利用更低成本优势吸纳全球资本等，这些因素均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至7%甚至更低，未来如果维持这个增速，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均在3%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仍有2-3年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产生的系列问题才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另外，经过前面两轮过热以后，紧缩政策未及时退出，也是导致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面对地产市场过热，自2010年4月起实施自住房限购政策开始到现在，北京等地限购政策仍未退出。存款金率，依旧处于历史相对高位，面对经济下滑，也忘了及时退出；存款利率，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低利率政策，我国利息仍然偏高；至于汇率政策，我们自2005年就采取要盯住一篮子货币政策，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整，但现在我们升值、贬值仍是盯着美元，这一系列问题不解决，对经济产生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当务之急是全面清除各项限制性政策，让政策回归中性偏积极。当然，政策上的原因并非全部因素，但确实是左右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抗战胜利历史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软弱，最后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

（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世界政治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抗战以前，中国在世界上毫无地位可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四大国之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由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可以一直冲向中东。”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军进军西印度洋，必然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因此，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在宣言上领衔签字。1945年4月筹建联合国，会议在美、英、苏、中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进行。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是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挣脱了大部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在1942年以前，苏联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美、英两国政府也于1942年10月通知中国，表示愿意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九龙租借权除外）。中国还收回了被日本侵占达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四）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落转向振兴。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急时刻，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终于觉醒了。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原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中华各界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海外赤子心系祖国，泰国1000多名华侨司机回国参加军事运输，美国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抗战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五）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由此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经过抗战，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准备了精神和物质条件。邓小平同志说：“在这场以劣胜优的战争中，我们成功的主要秘诀是因为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