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韩两国陶瓷、冶炼行业人祭传说的比较

陈连山

一、对本文概念和材料的说明

人祭，就是把活人当作祭品、牺牲品献给神灵，以求得神灵保佑与赏赐。这是古代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宗教习俗，现在已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彻底消亡。但是，由于人祭习俗的残酷及其幻想结局的神奇在人类脑海深处刻下了极深的记忆痕迹，所以人祭作为一种叙事母题总是反复出现于各种口头传说之中。例如，为河伯（河神）娶妇的传说、向吃人妖魔（大蛇或者金鱼精）献童男童女的传说、修建水库大坝、大桥等重大工程的时候杀人奠基的传说、烧制陶瓷或冶炼、铸造金属时把活人投入陶窑或熔炉的传说等等。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S260、S261、S262、S263、S264，以及B11.10等都是人祭母题，其分布范围遍及世界各地。这些以人祭母题为核心的传说就是本文所说的人祭传说。

中、韩两国都存在不少的人祭传说，也涉及建筑、陶瓷、冶炼等行业。但是，本文只讨论陶、冶两个行业的人祭传说。

本文把陶瓷、冶炼两个行业的人祭传说放在一起研究的原因和根据是：陶瓷、冶炼行业的生产方式比较接近，都是使用高温窑炉。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行业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古汉语中也常常把两个行业并举，称之为“陶冶”。（现代汉语中，这个名词演化为动词。）两个行业各自崇拜的行业神也彼此相关，甚至于一神而兼二职，例如《吕氏春秋·君守篇》云：“昆吾作陶”。即，昆吾发明了制陶。高诱注：“昆吾，颛顼之后，吴回之孙，陆终之子，己姓也。为夏伯制作陶冶。”按照这个说法，昆吾同时发明了制陶与冶炼。《考工记》则把发明制陶、冶炼的行业神定为神农：“炎帝神农氏始课工、定地、置城邑、设陶冶。”近现代的陶瓷、冶炼行业在祭祀行业神的习俗方面也存在类似。因此，这两个行业的人祭传说非常接近。所以，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与陶瓷、冶炼行业相关的人祭传说，简称“陶冶人祭传说”。

我目前掌握的中国陶瓷、冶炼行业的人祭传说有37篇（包含2篇口头资料），另外还有12篇异文则是使用人的头发、指甲、血液等代替活人做祭品。合计49篇。韩国方面的材料共计16篇。其中包括我在韩国大田搜集到10篇关于奉德寺大钟的人祭传说（6篇文献资料、4篇口头资料），在北京的韩国留学生中搜集到1篇。另外，1999年《韩国民俗学会报》第10号发表了崔云植先生的《人祭传说研究》，涉及多种行业的人祭传说，其中有4篇关于奉德寺大钟和1篇关于汉城大同门公园铜钟的人祭传说。

1987年以来，我先后两次讨论中国的莫邪铸剑投炉传说和陶瓷冶炼行业的人祭传说， 主要用人祭这种原始信仰来解释此类传说中神奇情节的根源，以及人祭传说在中国社会各种主要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变异。2003年，在崔云植先生论文启发下，对中、韩两国的陶冶人祭传说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本文是根据近年得到的新材料对中、韩两国的陶冶人祭传说所做的全面探索。

二、陶冶人祭传说的原型

陶冶人祭传说的核心是其中的人祭母题。而人祭母题则是由被祭祀的神灵、祭品（牺牲者）和祭祀方式三部分构成。这三部分之间的不同组合，反映了不同的宗教观念。

我所掌握的59篇中、韩两国的陶冶人祭传说的人祭母题就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我在《陶冶人祭传说再探》中依据古代文献记录和情节类型分析，构拟了陶冶人祭传说人祭母题的原始形态，是：男性的炉神，牺牲品是妇女，祭祀方式是为炉神娶妻。与此相应的故事情节原型是：

1、 陶冶工人没有向炉神献祭，触怒炉神，导致铸造失败。

2、 为炉神娶妻。

3、 铸造成功。

这和战国时代漳河农民为河伯（河神）娶妇的宗教行为是一致的。

陶冶人祭传说在中国的最早文献记录出现在东汉人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吴王）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祠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为剑闻于王，使子作剑，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将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剑，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后世即山作冶，麻经见服然后敢铸金于山。今吾作剑不变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师知铄身以成物，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透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

但是这条材料存在一些问题：核心问题是师父欧冶子的祭炉方式是“夫妻俱入炉中”，做牺牲，但是徒弟干将的祭炉方式仅仅是妻子莫邪的一部分头发和指甲——这是一种替代性的牺牲。师徒两代针对同样的问题、祭祀同一个神，他们的祭祀方式竟然不一致！这是完全不符合祭祀仪式的惯例的。这说明赵晔记录的可能是传说的变异形式。所以，这条最早的文献记录并不是陶冶人祭传说的原型。

最能代表陶冶人祭传说原型的文献记录是唐人陆广微所著《吴地记》的记载：“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成物。□□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入炉中，铁汁遂出。”这段文字虽然有残缺，但是文中明确指出了为炉神聘娶妻子可以得到成功，莫邪投身炉中，验证了这种信仰。所以，这是一个珍贵的能够代表陶冶人祭传说原型的文献记录。陶冶人祭传说原型所反映的宗教观念是非常古老的。其中的炉神具有明显的异己性质，他要求人类奉献自己的生命以换取支持和保护。所以，这种炉神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吴地记》记录的这个原型传说是原始宗教在民众中的一种历史记忆。

根据“历史地理学派”研究民间故事传播的一般理论，由于记录时间早，同时也有符合原型的传说异文，所以，中国可能是陶冶人祭传说的发源地。

我所见到15篇韩国陶冶人祭传说都是有关铸钟的，陶瓷行业没有（可能是文献不全，我也尚未到韩国陶瓷行业进行调查）。这些传说中没有和原型接近的材料。

现有韩国陶冶人祭传说以奉德寺大钟的传说为代表。此钟正式名字是“圣德大王神钟”，俗名“eimille钟”，目前保存在庆尚北道庆州市国立博物馆，属于国宝级文物。崔云植先生总结该传说的基本情节如下：1、新制作的钟声音不好。2、主持梦见一个老人说：“你们制作钟的时候，有个夫人会施舍她的女儿”。3、和尚找到那位夫人，说服她，然后把孩子在铸钟时放进去。4、完成了大钟。我搜集的11篇韩国人祭传说中也没有涉及原始炉神、或钟神的内容。

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崔先生认为这些韩国传说里的老人就是钟神，我认为不妥。从韩国的铸钟传说内容看，老人仅仅是一个通晓铸钟需要人祭的人物。《韩国口碑文学大系》第7卷第2册《奉德寺钟》里也有一个了解这种需要的普通人。1998年，忠南大学中文系学生朴美贞提供的口头材料是一位日官通过占卜知道需要用一个男孩子做祭品。所谓日官，就是一个算命的。只有韩国《说话杰作选》第138-143页所收的《“eimille”钟》称：和尚梦见的是一位神灵。但是，这位神灵并不是要牺牲，而是说那位母亲撒谎没钱，应该予以惩罚，才夺走了孩子。这位神灵更像是要求虔诚信仰的佛教神灵，而不是钟神。因此，我认为：韩国陶冶人祭传说中没有原始的炉神（或钟神）。没有原始的炉神，当然也就不存在为炉神娶妻的情节。

三、陶冶人祭传说的变型

农业方面的河伯崇拜在战国时代被西门豹铲除了。陶冶工人抛弃了向人类索要新娘的原始炉神，又创造了新的行业神——他们把原来的牺牲崇拜为新的行业神。这种新兴行业神的成神过程就是做牺牲。与此相伴，出现了陶冶人祭传说的各种变型。

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陶冶人祭传说的人祭母题都呈现为变异形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牺牲者成神的变型、无关行业神信仰的变型。

1、牺牲者成神的变型

在各种变型中，最接近信仰实践的变型是牺牲者转化为神灵，受到人们崇拜的变型。例如，《太平御览》卷四引唐人牛肃《纪闻》云：

“吴宣城郡青阳县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庙居曾阜之颠……娥父，吴大帝时为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竭炉而金不出。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损折数过千万。娥年十五，痛伤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炉中，赫然属天。于是金液沸涌，溢于炉口。娥所蹑三（三，疑当为“二”）履浮出于炉，身则化矣。其金汁塞炉而下，遂成沟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几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仍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

其中根本没有提及原来的炉神，李娥投炉的情节中也没有提到人祭需要，只是说“痛伤”于父亲即将遭受刑罚，于是投炉。李娥投炉产生奇迹的原因，也不再与炉神有关，而是被解释为“孝心感动天地”—— 祠庙被冠以“孝女李娥庙”的头衔，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0五记载的传说云：李娥投炉以后，被人尊为“圣姑”，所立之庙名“孝娥庙”。李娥传说还被收入《孝苑》、《百孝图说》。这些传说强调的“孝心感动天地”应该是汉代以后鼓吹孝道的主流社会（即冶炼行业以外的人）对冶炼行业的人祭传说进行的利用和改造，他们强调的是李娥投炉的目的——替父亲受罚，或者说是救父亲。牛肃的记录没有详细说明冶炼工人如何解释李娥投炉的原因，只是说当时吴地冶炼行业的从业者也崇拜李娥，“每冶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我觉得，工人们并不是从表彰孝道的目的去祭祀李娥的，而是为了能够完成冶炼工作。他们看重的是李娥投炉的结果——保证冶炼成功。因此，李娥是他们的行业神——一个由牺牲者转变成的神灵。

在行业神的性质上，李娥和原来那种异己的男性神完全不同。但是，从情节发展来看，女性投炉能够带来成功，而且，这位牺牲者还成为行业神，这明显是从原型转化而来。所以，李娥传说属于陶冶人祭传说的变型。

牺牲者转化为神的情节在陶冶人祭传说中相当常见。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了当地另外一位从牺牲者转化为神灵的冶炼业女神：“铁于五金属水，名曰黑金，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 民国时期，北京钟楼大钟的传说中，姑娘为了避免父亲被杀而投身熔炉。皇帝敕封她为“金炉圣母”，在附近建立钟娘娘庙加以祭祀。我在1987年的调查时，听当地居民说：原来有庙，现在已经被毁。城市居民为什么信仰这样一位行业神，究其原因，原来钟楼附近有一片居民区，旧名铸钟厂。那里在明清时代曾经是铸钟作坊所在地，正是铸钟行业人口的集中地。这位“金炉圣母”（或“铸钟娘娘” ）是当时铸钟工人信仰的由牺牲转变来的行业神。附近的居民受铸钟工人影响，也记住了这位女神。北京西郊大钟寺里另外一口大钟也有类似传说，投炉的姑娘成了神，很多人信仰她，初一、十五给她上香，尤其是三月十五，上香的人更多。大约五十年代的时候，该寺每年给她献一双新鞋（传说全文见附录）。

在陶瓷行业同样存在许多把人祭牺牲者崇拜为行业保护神的传说。例如，陶瓷行业的人祭传说中“老师傅女儿”、“陈氏窑女”、“金火二圣姑”、“金火圣母”都是女牺牲者被崇拜为行业保护神。但是，清代记录的“风火仙”童宾和现代钧瓷产地的“芦师傅”则是男性牺牲者转化为行业保护神，这和人祭传说的原型距离更大了，属于更新的变型。

上述人祭传说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陶瓷、冶炼行业。它们是陶冶行业内部流传的关于行业保护神的传说，因此这些传说和陶瓷冶炼行业的行业信仰有着深厚紧密的联系。

这些陶冶人祭传说变型的资料中所反映的宗教观念显然和原型所反映的宗教观念大不相同。这里的神灵原本是人类牺牲者，为了拯救其他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因此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这里的神、人关系是亲密的，和原始的炉神与人类的关系不同。这是建立在崇德报功观念基础上的一种宗教信仰。

2、无关行业神信仰的变型

当然，中国有些人祭传说中没有牺牲者成神的内容。例如天津流传的《鼓楼的大钟》说：铸钟时，几个劣绅出主意，抓来一对童男童女祭炉。女孩子的鞋子掉在炉外，所以大钟发出的声音是“鞋”。情节跟北京钟楼的传说非常接近，只是多了一个男童。但，他们都没有成神。这是天津大钟传说与北京大钟传说之间的最大区别。河北承德地区流传的《新宫庙顶的龙》说：铸造九龙盘顶的时候不断失败，老金匠意识到要用童男女祭炉，只好把自己的儿女投进熔炉，才获得成功。但他悲痛欲绝，一条龙突然活了，驮着他飞走了。

南京地区流传的《铸钟》变异更大。它说：在铸造万斤大钟的时候，铜水洒了一斤，即将失败。工匠的女儿身上的首饰正好一斤，可是情急之下摘不下来，只好投身炉中。在这个作品中，人祭完全是出于偶然，似乎是可有可无。

甘肃流传的《大云晓钟》的情节更复杂：一个和尚为讨好武则天而铸造大钟，结果有裂缝，和尚要用童男童女祭炉。这时候，有人声称该和尚亵渎神明，必须用他祭神赎罪。最后，和尚自己成了牺牲品，所以大钟发出的声音是“应当、应当”。这里的和尚是个恶棍，讲述人完全不相信人祭，和尚的死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他当然不可能成为神。

这种作品还有一些，此处不赘。

现有韩国陶冶人祭传说中也没有牺牲者成神的内容。我推测其中的原因是：在这些韩国传说里，牺牲者都是被动的，她（他）们之所以成为牺牲，一般是因为母亲说错了话。故事结尾的钟声“eimille”，意思是“因为妈妈”，就是牺牲者在抱怨妈妈说错了话，导致自己遇害。当然，这样的牺牲者不具备拯救他人的意义，所以不可能成为保护神。由此可以判断，现有韩国陶冶人祭传说中缺乏牺牲者成为行业神的变型。

那么，现实中韩国陶冶行业是否没有对牺牲者的崇拜？我没有找到相关材料。可能是我调查不够造成的，也许是韩国调查者对陶瓷冶炼行业的行业神崇拜了解不够——现有人祭传说材料可能都是从行外人那里得到的，不能充分反映行业神信仰的实际情况。因为，韩国土木工程行业的人祭传说中就存在把牺牲者加以崇拜的内容，例如崔云植先生论文中使用的第9条资料《丹若的灵魂长眠碧骨堤》是修筑堤防使用人祭的传说。其中丹若为了成全他人幸福，主动代替别人做了牺牲者，成就了大堤。金堤地区的人民开始祭祀丹若的伟大灵魂。既然土木工程方面能够接受祭祀伟大的牺牲者，那么从理论上说，陶冶行业也可能接受。希望未来进一步深入的田野作业也许可以找到这样的异文。

四、韩国陶冶人祭传说的两大特点

1、与行业神崇拜关系疏远，文学幻想色彩浓厚

前文已经说明，韩国陶冶人祭传说跟行业神崇拜关系不大。因此，这些传说的文学创作自由度相对较高，文学色彩浓厚。故事讲述人似乎并不关注为什么需要人祭，也不关注牺牲者死后的结局，而是关注获得牺牲者的过程——特别强调是母亲失言致使儿子被选为牺牲。

韩国这15篇铸钟传说中有7篇情节十分近似：和尚为了铸钟而化缘，一个妇女没有钱，只有一个孩子。她说：“如果您要孩子，可以带走。”在另外一个异文中，母亲有钱，但是不肯施舍，于是用开玩笑的说法推脱：“我只能捐献自己的孩子。”各个异文中，这句话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大意近似。有人认为这是一句含糊不清、磨棱两可的话。我认为：仅仅从字面来理解这句话，它的确有歧义。可是，在作品的特殊语境中，母亲原话的意思很清楚，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和尚要求按照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带走孩子时，母亲坚决反对。由此可以清楚地判断：她原来的话仅仅是一个推辞而已。因为任何正常的人都决不可能要求别人捐献孩子的生命。所以，这句话的含义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只是语气比较和缓而已。这句委婉拒绝的话，被别人刻意误解为同意捐献孩子，于是孩子被杀铸钟。钟声是“eimille”,意思是“因为妈妈”。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它是韩国铸钟传说中的核心内容之一。“eimille”在民间已经成为奉德寺大钟的通用名字。

在中国众多的陶冶人祭传说中只有一个异文与此相近：甘肃武威流传的《大云晓钟》有这个母题——和尚逼某家的丈夫去参加铸钟，又去他家化缘。妻子无物可捐，就愤怒地说：“你硬要化（缘），就把尕娃化去好了。”结果和尚利用这句话，抢走孩子准备祭炉。母亲为自己失言，大为后悔。万幸的是孩子的叔叔设计让和尚自己成为祭品，孩子才免于一死。尽管如此，但是这个“母亲失言”的母题与上述韩国铸钟传说非常一致。看来，中国民众也想到了母亲失言的情节，但是没有让它成为主导故事发展的核心情节。

2、韩国陶冶人祭传说几乎完全集中在圣德大王神钟（eimille钟）

圣德大王神钟原在庆州奉德寺，现存庆州国立博物馆。可是，它的故事却流传到韩国各地，全罗北道，忠清南道、首尔都有，甚至流传到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中间。而且，这个传说情节基本上只属于它，全国各地那么多古钟只有首尔大同门公园那口钟有一个类似传说，其他钟都没有。完全可以说，圣德大王神钟垄断了这个故事情节。

圣德大王神钟传说发生垄断性的全国乃至国际性的流传，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这个传说的艺术价值很高，很吸引人。其故事情节出人意料，妈妈的一句平常话，却被解释为“愿意捐献孩子”；而孩子成为人祭牺牲之后，竟然带来成功。其中的教训意义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平时不要随便乱讲话、乱承诺。在一个讲究礼仪、行为严谨的民族中，人们当然欢迎这个作品。不过，仅仅这个理由并不足以使圣德大王神钟传说发生垄断式的大流传，因为别的地方完全可以把这个故事情节转移到本地的大钟身上，而不必讲远在千百里外的庆州奉德寺圣德大王神钟。换句话来说，圣德大王神钟几乎完全取消了全国其他大钟形成地区性人祭传说的机会。为什么？

这就谈到了第二个原因，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看，圣德大王神钟铸造于新罗时代。而新罗乃是韩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国家，正是它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后来，新罗的政统被高丽和朝鲜时代所继承，所以，后世尊崇新罗时代顺理成章。包括圣德大王神钟在内的新罗时代的文化业绩受到后世尊崇也是很自然的。庆州是新罗的文化中心，根据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总结的理论——文化中心地区的故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那么位于这里的圣德大王神钟的传说自然更容易获得人们的重视。

第三个原因是圣德大王神钟本身的价值。它是韩国目前已知最大的古钟，被列为第29号国宝，陈列在重要旅游区的国立博物馆之中，供人参观。据说，它的形制已经显示出来韩国特有的风格。因此，它代表着韩民族的高度文化成就，在全体韩国国民心中的地位十分崇高。那么，它的传说自然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获得广泛传播就顺理成章了。

相比之下，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陶冶人祭传说具有全国性的传播范围。没有一件瓷器作品具有全国性意义，同样也没有一口古钟得到全国性声誉——即便是目前测定为全国第一大的北京钟楼大钟，其他地区的人一般也不知道。原因之一是大钟高悬在数十米高的钟楼之上，政府不许人们接近它。所以，人们对这口大钟的了解非常之少。它的传说就无法取代各地存在的地方性的大钟人祭传说。比如天津鼓楼也有自己的铸钟人祭传说，南京鼓楼大钟亭有自己的铸钟人祭传说，它们彼此接近，可谁也无法替代别人。北京钟楼大钟的传说是匠人女儿救父亲投炉，但遗下一双（或一只鞋），所以大钟在阴天的时候就发出“鞋……鞋……”的声音。人们祭祀她的时候，供品有一双鞋。天津距离北京较近，传说也接近。天津的传说是抓来了一对5岁的童男童女，抛进熔炉，铸成大钟。但是，抛得太急，女童掉了一只鞋，所以，大钟发出“鞋”的声音。南京鼓楼大钟亭的铸钟传说有两种：其一与北京一致，父亲阻止女儿不及，只抓下一只鞋，所以钟声是“鞋、鞋”。其二说因为铸钟不成，来了三个少女投炉，铸成大钟。在天津、南京找不到关于北京大钟的传说。其他城市，例如甘肃武威钟楼、湖南岳麓山下的大钟都有关于人祭的地方性传说。陶瓷行业的情况也类似，尽管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但是它并没有一件作品全国闻名，能使其传说家喻户晓。所以，景德镇的各种人祭传说和其他瓷器生产地的人祭传说并行于世。在这里，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导致的交流障碍是阻止出现某个陶冶制品的人祭传说发生全国性传播的原因之一。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看出由于各自的历史地理特点决定了中、韩两国陶冶人祭传说的不同传播特点。

五、中、韩陶冶人祭传说比较的结论

第一、中国最早的记录是东汉。唐代的记录材料也有一些。而现有的韩国陶冶人祭传说的记录年代都晚于中国记录。我所见到的15条韩国资料中，14条都是关于庆州国立博物馆所收藏的圣德大王神钟（又名奉德寺钟、“eimille”钟）的。此钟原来是新罗国孝成大王为追悼父亲圣德大王而造，完成于慕王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而且当时史料上根本没有这个传说，所以它可能是后来逐步产生的。具体产生年代不详。而唯一的例外是关于汉城大同门公园铜钟铸造过程的人祭传说，其年代更晚。崔云植先生认为它很可能是受圣德大王神钟人祭传说影响产生的。所以，根据现有材料推断，韩国的陶冶人祭传说记录晚于中国同类传说的记录。我期待能早日见到韩国方面更古老的记录。

第二、中国有一篇唐代记录，符合人祭母题的原型。而现有15条韩国陶冶人祭传说资料中的人祭母题都不符合上述原型。其中没有那种异己力量的神，人祭牺牲更不是作为妻子献给神的。因此，它们应该是产生时代较晚的人祭传说变型。

第三、中国陶冶人祭传说有大量的牺牲者成为新的行业神，像李娥、涌铁夫人、风火仙等等。而韩国陶冶人祭传说中没有牺牲者成为神的内容，这些传说距离陶冶行业的实际信仰比较远，应该是比较晚近时代的一种变异。

因此，我推论：韩国陶冶人祭传说可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作品附录：

大钟寺

讲述人：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警察刘永生

记录人：禾波、许步云、郑瑞林

选自1960年6月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编《北京民间传说故事资料》第三册

海淀区有一个大钟寺，这里的这口钟很大。每逢初一、十五，许多人到这儿烧香，尤其三月十五日，这儿挺忙，很多人去烧香。

据说这口钟有三层楼房那么高、那么大，要敲钟得上楼去敲。钟敲出来的声音老是“鞋——鞋——。”为什么这样呢？

当时皇上要铸这口大钟，限定多少天铸成，铸不成要杀头。这许多工匠中有一个工匠是头，铸不成，他得先杀头。大家没有办法，铸了好多天没铸成。这个头很发愁，这天回家和家里人说话，他的闺女躲在旁边听。她听父亲会被砍头，就说：“我有个办法，明天我到铸钟厂去看一看就成了。”她父亲问：“是什么办法？”闺女回答：“这办法现在不能说，说了，你一定不同意我这样做。”

第二天早晨，闺女到钟场去了。她到铸钟场里，就问大家：“就用这个铁吗？”大家答：“是的。”她又用手一指东边说：“你们看那东门是什么东西来？”大伙儿都掉过头去看。她就纵身跳进炉里。大伙回过头时，看见一口大钟铸成了，但是看不见这个闺女啦，只有一双鞋还掉在炉旁。钟铸成，她父亲不会被皇上砍头了。

以后这口钟的声音就是：“鞋——鞋——！”这是女孩要鞋子。大钟寺每年都要送上一双鞋。

2007年12月16日星期日，北京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第一届中文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