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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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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CONTEMPORARYWORLD57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王友明／文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1]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种“陷阱”现象经常发生，即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论述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常用语汇。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和总结及对概念的解读和诠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日益完善和丰富。目前，该概念较为完整的意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2]“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特征通常表现为：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裂痕扩大并行。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产生“有增长而无进步”的现象。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边缘化并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高消耗、生态恶化并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不可持续性凸现。四是发展手段的失衡，资源出口强劲与内生消费疲软并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未能并驾齐驱，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占社会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急于实现经济腾飞式发展，奉行“重增长、轻分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很快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但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对抗加剧，社会持续动荡，殃及经济发展，国家发展长期徘徊在人均GDP4000—5000美元阶段，难以向前迈出更大步伐，教训深刻，值得警示。一、奉行“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观念，盲目追求“大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和边缘化相伴而生。在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承受力的限制，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一些中心城市人口数量在短期内迅猛增加，且全国过半数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首都。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人口就达到2000万以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措施，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和流浪人口，形成城市边缘地带，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明显脱节。贫民窟的肮脏破败和富人区的骄奢华贵形成鲜明对比，使城市处于一分为二的“对立状态”，社会潜在风险上升。同时，由于城市无节制地发展，政府被迫扩大城市的投资与建设，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投入与援助相应减少，进一步促使民众无节制地涌入城市，结果，城市建设陷入“越扩越大，越大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状态。二、误将教育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将大量公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公办教育向私有化转轨。私立学校大规模扩张，聚集优质教育资源，竞相提高教育费用，成为富人子弟的专门学校，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被排斥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大门之外。教当代世界2012.7CONTEMPORARYWORLD58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育资源在公私教育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分配不均，严重制约拉美教育健康发展。多年来，拉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质量、学生受教育的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不公引起民众不满，经常引发社会冲突，学生动辄上街游行，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三、忽视农民利益，导致农民
运动高涨。拉美国家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农民利益，草率处理土地问题。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地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农民运动持续高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尤为频繁，抗议农民常达200万之众，席卷全国大部分州区，呈现规模大、有组织、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已经发展成为拉美最大的社会运动。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武装活动同样困扰政府多年，成为墨西哥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拉美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也时有发生，“三农”问题久拖不决，严重牵制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四、社会运动缺乏管控，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社会矛盾加剧，拉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经常利用民愤相互攻击，政党斗争成为拉美社会运动高涨的重要因素。执政党与反对党均利用“街头政治”谋求一己私利，导致抗议、示威活动泛滥。政府缺乏应对社会运动的有效机制，放任社会运动的发展，许多本可以在萌芽状态加以控制和引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动辄升级为全国性运动和骚乱。由此引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城市暴力和犯罪成为社会毒瘤，不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影响拉美国家的国际形象。五、中等收入群体未能成为国内消费主体，消费拉动经济的动力长期不足。拉美虽然较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中等收入群体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其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主要是靠规模迅速扩大的富裕阶层财富“被平均”的效应。以巴西为例，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其中等收入阶层仅占全国人口的2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