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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三国》插图：熊清波本《三国全传》的插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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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三国》插图：熊清波本《三国全传》的插图问题
作者：张玉梅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01期

摘要：明代建阳地区诚德堂熊清波刊刻的《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是今存《三国》刻本中较早的一种。其采用偏像式插图，是《三国》刊本之仅存的一种。《〈三国演义〉版本考》中称其为“刘次泉式偏像图”，该本插图并非“刘次泉”所刻，实则可能是更早时期的木刻画。此刻本《三国》插图在内容表现上独树一帜，与明代其它刊本相差甚远。具体表现在：场景上不符合小说的历史特性，对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交代稀少，但对英雄主义和忠义思想表现充分，反映了书坊主（熊清波）的插图思想。关键词：熊清波刊本次泉图历史感

熊清波本《三国全传》，即《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是明刻《三国演义》的版本之一，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如是[1]：
明万历丙申（二十四年）书林熊清波刊本。插图。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题“东原罗贯中编次”“书林诚德堂熊清波锲行”。首《重刻杭州考正三国志传序》。
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著录刻本时，简要介绍了其藏地、序目、卷数、版心题名、牌记、图像等。其中图像一栏称：“序后有《桃园结义》半叶图一幅，正文上面偶尔有刘次泉式偏像图（前半叶无图，而后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一幅，图像两边竖写标题），但大多数的叶没有全像图。”[2]
熊清波刊本《三国全传》刊刻于万历中前期（1596年），其插图是现存明刻《三国演义》中最为特殊的一种。本文主要讨论熊氏本插图的两个问题：一，是否是“刘次泉式偏像图”；二，熊清波本插图的情景侧重。一、熊清波刊本的图像并非“次泉图像”
现存熊清波刊本有插图125幅，不具规律地插在各卷文本中。在没有配图的书页上，正文上方空出一行，横写插图标题，但省略了图像。这种插图方式与每叶配图的全像式插图不同，称为偏像式插图。目前国内外所藏30余种的明刻本《三国演义》（版心题名有《三国志传》《三国史传》等不同说法，笔者统一用《三国演义》概之，下同）中，采用偏像式插图的仅此一种。
（一）关于刻工刘次泉
刘次泉是明代著名刻工，在各种版刻辞典、刻工文献资料中，一致认为刘次泉是万历、天启年间的武林（杭州）刻工，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历代工艺名家》采用《中国版画史》的说法：“万历、天启年间刻工，武林人。曾刻新安黄凤池辑《唐诗五言》《梅兰竹菊四谱》《批评琵琶记》，均刊‘刘次泉刻’字样。”[3]《中国美术大辞典》：“（约1590-1644）明代木刻家。武林（今浙江杭州）人。刻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书林廷礼本《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调簧》插图，署‘书林刘次泉绣梓’。又刻杨尔登辑《精选百家锦绣联》插图。万历至天启间刻丁云鹏、蔡冲寰绘图黄凤池集雅斋本五言、六言、七言《唐诗画谱》三种。刀法浑圆，堪称佳妙。”[4]
郑振铎认为刘次泉与刘素明是同一人，“（刘次泉曾和刘素明合刻过《陈眉公评西厢记》），可能次泉就是素明的别字”[5]。他对刘素明的评价甚高：“刘素明的刀刻是十分精致的，尤长于深远的山水、细小的人物。以双版的大幅把浩瀚的山光水色布满全局，而中著一叶扁舟，舟中有几个小小的人，乃是他所擅长的画面，是工丽的，也是无懈可击的。”[6]

以上记载中均未提及刘次泉刻《三国演义》插图，且所举作品都属明代中晚期（万历、天启间）的大幅精图，非粗略的小说插图可比。足以见出，刘次泉的创作高峰在晚明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翻刻大幅绘图，刀法浑圆精工。（二）熊清波刊本的图像并非“次泉图像”
《三国演义版本考》共著录了十余种“（刘）次泉图像”的版本。所据为其插图风格均为上图下文、每叶配图、插图数量大约相同，并没有对不同刊本的同一插图作内容和刀工上的比较。事实上，今存《三国演义》刻本中注有“次泉刻像”字样的仅三种：杨闽斋刊本（刊于万历历三十八年）、乔山堂刊本（刊于万历间，具体不详）、朱鼎臣刊本（刊于万历末，具體不详）。三种刊本插图的刻功较为相似，然均与熊清波本插图相去甚远，试比较：
不难看出，熊清波本和另外三种刻本的插图风格迥异，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前者滞涩粗朴，不见流畅，人物形象僵硬木讷，毫不传神；后三者刀法运转有度，线条圆润丰满，人物的外貌虽不算清晰，然服饰轻柔可触，动作形象逼真，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因此，熊清波刊本插图非魏氏所称的“刘次泉式偏像图”。（三）熊清波本图像从何而来
刻书家余象斗在万历20年（1592年）刻《全像批评三国志》时，在书前写了一篇《三国辩》，其中不乏夸耀之意，同时还对之前的多种刻本进行贬低。“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种德堂其书极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伴已矇，不便其览矣。”[7]这说明两点，一是万历20年之前全像式插图在整个刻书业占少数，只有“刘、郑、熊、黄”四家；二是熊氏种徳堂已经刻过“极欠陋”的全像式《三国》。
事实上，自从余象斗刻《全像批评三国志》后，建阳坊间刊刻《三国演义》绝大多数采用全像插图[注：从现存明代建阳地区的《三国演义》刻本来看，在余象斗刻双峰堂本之后，除熊清波刊本（万历24年）采用偏像式插图、吴观明刊本（明代晚期）采用单叶大图的形式外，其余均为每叶配图的全像式插图（其中包括万历33年熊佛贵刊行的忠正堂本，该刻本插图为合像图，即左右两叶各占一半插图）]。但熊清波依然采用了万历20年之前普遍存在的偏像式插图，一来可以节省工料，二来有现成底版袭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偏像式插图无法以连贯的图像阐释文本的具体情节，满足不了普通大众日渐增长的阅读能力，自然江河日下，一去难返。
由于熊清波本图像与同时期及更晚时候刊行的《三国演义》插图从风格与技法上都差别甚大，且采用了早期的偏像式插图，由是推测，其图像可能是承袭自早期偏像式《三国》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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