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的影响

　　摘 要：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会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需要知道的是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中，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研究组设计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影响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影响结果，再以之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分析结论是：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地理学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分析国家认同。未来需要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关键词：韩国；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社会网络；地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K91；K18 文章标识码：A

　　0 引言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国家认同会因为许多原因而发生变化[1]。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本文以在韩国的朝鲜族为调查对象，设计一个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自变量，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因变量，从而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

　　本文中的“朝鲜族”是指持有中国护照的朝鲜族人口。他们与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North Korean）和韩国人（South Korean）认同为同一个民族来源。在中国的朝鲜族祖先于19世纪后期从朝鲜半岛迁到中国东北，主要居住在延边地区。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彼时延边朝鲜族人口占全国朝鲜族人口的49.2%[2]。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朝鲜族出国的比例相对高[24]。朝鲜族从中国流动到世界各地，其目的地至少有88个国家[3]。由于语言、历史、文化、血缘的关系，朝鲜族人首先选择目的国为韩国。韩国在出入境统计时，把中国朝鲜族与其他民族分别统计，朝鲜族被称为“在中同胞”。至2014年11月，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朝鲜族人口占首位，共588，803人，占韩国外国人口总数的34%[4]。本文所说的在韩朝鲜族既包括长期居住在韩国，也包括暂时居住的、没有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朝鲜族人口。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国家认同分类及影响因素

　　对国家认同的定义有许多，例如将之分解为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公民认同和文化传统认同[5]、宏观认同和个体认同[6]等。本研究不涉及公民认同，因为我们讨论的在韩国的朝鲜族在中国公民身份选择上基本上没有选择空间，只讨论他们面对的传统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也不涉及内隐的国家认同，因为内隐的国家认同还需要通过外显的认同来印证。本文也不讨论宏观认同，而是分析个体认同。

　　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本文采纳罗卡斯和布里沃尔的分类。他们认为认同具有复杂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六种）：稳定的经验因素（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个人属性（需求、价值观）、环境因素（减少资源重要性的因素、增加群内重要性的因素）[7]。有学者认为跨国界人口流动必然导致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之后可能出现文化敌视或文化融合，这些都会影响到国家认同的变化[8]。还有学者调查表明，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并不一定导致国家认同变化[9]。作为地理学研究，我们重点分析的是，在韩朝鲜族跨境空间流动（地理现象）对六种影响认同因素的作用。

　　1.2 社会网络地理特征与国家认同

　　人口的跨国界移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属于文化地理学讨论的问题。这个论题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性的假定，即一个地方自身会决定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认同。当人们跨出原来居住的地方，新移入的地方会使移入者产生新的文化认同。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霍尔提出了一个反例，即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也可以有相同的文化认同。地理环境不一定对认同起决定性作用[10]。地理是否无用了？

　　梅西给出了新的地理分析视角，即从区域尺度转换的角度分析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她认为地方是不同尺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11]。每个人既嵌入在地方、也同时嵌入在国家，甚至全球中。我们不难理解，一位在韩的朝鲜族，他（她）会同时认同中国/韩国，认同延边/首尔，因为他（她）与这些地方都有密切的社会联系。本文在梅西观点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将社会学、心理学与地理学融合在一起，进而分析流动到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的认同变化。按照地理学第一定律推导，人口流动一定会改变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改变其社会网络特征。因此本研究则将社会网络与六种影响认同的因素组合起来（图1）。

　　与该框架相关的国家认同机制包括：第一，人们嵌入在全球的经济网络中，个人经济上的需求决定其选择在哪个国家谋生。例如有学者分析墨西哥向美国移民，其社会网络经济地理条件的不对称性使得墨西哥人在谋生目的上，肯定是选择移民美国[12]。第二，年轻时期建立起来的亲情关系决定人们选择认同亲人所在的国家。例如有学者分析保加利亚吉普赛人的国家认同，认为家庭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与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一样显著[13]。第三，每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也决定认同哪个国家。例如，有学者研究以色列建国后的头十年，国家意识形态环境导致一些以色列人开始向外移出，民族认同让位于意识形态认同[14]。再如，有学者指出美国与加拿大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一种灵活的国家认同和北美（盎格鲁美洲）认同氛围。两国媒体时而强调共同遗产，以塑造出的两国一致性；时而强调不同的历史，以突显两国的差异[15]。

　　1.3 关于国家认同变化的道德评价 　　国家认同变化是好是坏？对此有两种道德分析视角：其一，当人们跨境流动后，其知识、技能有进步，才智得以更好发挥，则这种流动就是好的。其二，人们没有被小尺度地方认同所禁锢[16]，将国家认同与全球责任联系起来，形成国际主义的意识，则这种流动也是好的。当然对这两种道德判断还有许多讨论[17，18]。有学者以移民到英国的波兰专业人群为研究对象说明了这两种道德层次的判断，研究结论是迁移到英国的原波兰的专业技术人员，选择居住上的临近，从而获得相互支持的力量，从而证明他们自己在英国的社会评价标准下，依然属于社会精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波兰专业移民从狭隘的国家认同，上升到世界主义者，因为英国可为他们在全球性平台上展示其全球责任和知识创造的抱负[19]。遗憾的是这个案例没有指出这些波兰移民对其祖国的认同。

　　有一种简单的空间道德：无论是“新家”还是“旧家”都是旅居者情感所系的家。比利时社会文化心理学家德雷斯和梅斯基塔等研究了土耳其至比利时移民的文化适应情况，认为虽然移民在新家乡停留的年限越长，其对新家乡的文化更适应，他们的情感经历使他们更像是新家乡人，但是，这些移民还同时认同自己是土耳其文化的成员。他们同时研究韩国至美国的移民的情感文化适应情况，同样也认为，移民对新老家乡的文化都认同[20]。美国心理学家迪茨认为，一些移民至德国的前苏联犹太人，仍然积极地认同其老家乡的文化和传统，包括日常生活中使用俄语等，但同时他们也加入到新家乡的犹太人社区中，适应当地的社会组织与机构互动、邻里关系等文化[21]。荷兰社会学研究学者英泽格尔和贝泽韦尔德认为，移民进入“新家乡”时，逐渐接受了新家乡主流文化的一些主要要素，对其产生了情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老家乡”文化的认同[22]。人们从“老家乡”到“新家乡”时，不是寄居或者旅居，因为他们融入了新家乡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日常生活的模式中。但同时，他们与老家乡保持联系、开展互动、影响当地事务等[23]。当人们心中既有自己的亲人、老乡，同时也容纳新的朋友时，对祖国或母国的认同才不狭隘。

　　1.4 在韩朝鲜族对祖国认同的文化地理背景

　　许多学者研究了历史上朝鲜半岛的人们对中国的认同。其结论是，中国认同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建筑形式等方面的认同，不同类型的认同程度差异很大[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的民族主义上升，出现去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现象[25]。尽管如此，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韩国很难彻底拔除中国文化的历史之根。这便是在韩朝鲜族中国认同的文化地理背景。历史上的“朝鲜族”，尤其是朝鲜族精英在文化上倾向认同中原（中国）文化[26]。还有学者认为，如今从亚洲许多国家来到韩国的外国人，在融入韩国社会时，主要认同的是源于中国的儒学[27]。从该结论可以推论出：在韩朝鲜族所处的韩国文化背景也包含了中国文化要素。

　　在韩朝鲜族对中国和韩国的认同维度不同。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指出，在韩打工的朝鲜族，很多人都经历了国家认同的转变，从最初抱有“韩国情结”（跨境族群认同），后来民族认同被阶层认同打破。在韩朝鲜族具有经济上的韩国认同和精神上的中国认同的分离[28]。在韩朝鲜族对韩国的经济认同非常容易理解，多数赴韩朝鲜族为农民，到韩国后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根发现，韩国人（含朝鲜族人）在美国是通过增加自己的人文资本来融入当地社会的，提升人文资本的表现之一就是居住在相对好的郊区社区中[29]。而在韩朝鲜族并不容易搬入韩国中高档社区。有学者调查了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半为朝鲜族）与韩国学生在休闲活动上并不能融为一体[30]，语言不是阻碍交融的原因，成长环境的文化差异是重要原因。

　　2 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特征对中国认同的影响

　　2.1 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特征

　　文化地理学从生计、制度和精神三维度分析人的空间活动[31]。地方理论（theories of place）为分析地方认同提供了两个概念。其一是地方依靠（place dependency），它是指人们在生计上对一个地方的认同；其二是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它是指人们在精神上对一个地方的认同。但是地方理论没有从制度维度上解释地方认同。本文认为，人们是通过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相关制度存在的行政区（国家是其中之一），而不断实现个人生计上的福利目标和精神上的追求。下面则是在韩国的朝鲜族的社会网络特征和机制。

　　第一，追求勤劳致富机制下的就业社会网络。在这种经济动机下，在韩国的朝鲜族集中在某些行业中。最初赴韩打工的朝鲜族集中在采矿、海洋渔业、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中的脏、险、苦的工种，在韩朝鲜族将这些工作称为3D工作（dirty，dangerous，difficult）。目前在韩朝鲜族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建筑业等体力劳动。1980年代，朝鲜族赴韩主要是打工，当时很难获得就业签证，因此大部分是以探亲形式先去韩国，后来逐渐转为就业签证。目前有46% 持有访问就业签证。到1990年代，延边地区向境外的劳务输出更加活跃，主要目的地有韩国、俄罗斯、日本、利比亚、塞班岛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达十几万，其中大部分去了韩国[32]。2000年以后，朝鲜族去欧美国家的人数逐渐增加。现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的朝鲜族逐渐增多。

　　第二，追求家庭情感稳定机制下的亲缘社会网络。近年来，随着韩国政府对朝鲜族的入境签证放宽，夫妻分居在中国和韩国两侧的情况逐渐较少（因为期初朝鲜族家庭因为签证不得不分局在两国，当时朝鲜族家庭的离婚率是比其他民族更高。近年签证放宽，这种情况变少了，但还有不少分居两国的夫妻。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家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据延边妇联统计，截止到2007年5月，整个延边地区共有外出务工人员9.9万人，其中一半的人有子女，三分之二的留守子女的父母是同赴韩国打工的[33]。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韩国的朝鲜族男女比例大致平衡。2004年韩国修改了《海外韩胞法》，对持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护照的韩胞给予特殊的在韩政策。该政策也促成了在韩国的朝鲜族的配偶可以比较容易一同在韩打工，2013年32%的在韩朝鲜族都拿到了在外同胞签证[31]。图2显示，入韩朝鲜族人数逐年增加。2007年韩国政府为了扩大中国以及俄罗斯地区同胞自由往来和就业，出台了访问就业签证政策，即入韩的迁居者可一次性获得三年就业和居住签证。因此，即使在韩国没有血缘关系的朝鲜族也可以入境，并减少了朝鲜族的非法迁居者身份。在这一年，朝鲜族迁居者比前年增加了29%。图2中的数据并非意味着朝鲜族男女内部婚配的年龄结构合理。有学者统计，2005年，在韩国的跨国婚姻中，分别有66%和31%的外国妻子和丈夫为中国人（主要是朝鲜族）[34]。这也证明在韩国的朝鲜族多有较为稳定的婚姻亲缘网络。 　　第三，依赖亲朋互助机制下的居住邻里网络。这种机制下，在韩朝鲜族在首尔形成若干居住集中区（图3）。随着居住集中区的逐渐形成，从中国来韩打工的朝鲜族慕名而来。这些居住集中区给后来的迁居者提供生活、就职等方面的便利。同时这些地方也是非法迁居者的隐身处。这些居住集中区的特征是交通方便、房价较低。最为突出的一个居住集中区位于首尔大林洞。那里曾经是韩国工厂职工的居住区，房屋比较简陋、建筑容积率高。最早来首尔的朝鲜族选择居住在大林洞，后续来韩的朝鲜族，也偏爱居住在这里。与美欧发达国家大城市中的少数族裔聚居区不同，韩国城市中的朝鲜族居住集中区并非一个母语的语言岛，亲缘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2.2 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与国家认同

　　第一，在韩朝鲜族亲缘社会网络的地理特征是高度覆盖中国一侧，且网络的核心人物“家庭长者”在中国一侧。这样的地理特点对维系在韩朝鲜族的祖国认同起重要作用。随着无线通信的发展，在韩朝鲜族与国内亲人的联系强度普遍加强。有学者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过沈阳朝鲜族的社会网络特征，其一是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虽然有许多朝鲜族出国务工，但是朝鲜族的社会网络规模没有大变化。其二，朝鲜族的社会网络中心度逐渐增强，即中心人物的作用日益增强[35]。李银河认为1978年～2013年延边朝鲜族社会网络覆盖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32]。这两个研究的结论并不矛盾，由两者推断出社会网络的地理特征是高度植根中国，表现为网络的核心人物是家庭的长者在中国。虽然朝鲜族外出打工的目的地国家逐渐增多，但是在韩朝鲜族的国内亲友还在社会网络中占相当的比例。在外的朝鲜族每年通过向亲友汇款，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1990年代在外打工的朝鲜族通过正规渠道向国内的汇款相当于地方预算；2003年汇款总额相当于地方预算的两倍；2007年汇款达到高峰，近些年基本上与2004年持平（图4）[36]。

　　第二，在韩朝鲜族业缘网络的地理特点是逐渐从只分布在韩国，开始向与中国有关的行业扩展，例如从事与中国的贸易、旅游。这种特点有利中国认同的加强。为了在韩营销中国商品和旅游地，在韩朝鲜族更加突出商品和旅游地的中国特色，而隐去“跨境民族”的特色。以大林洞为例，那里有各种中国餐厅、宴会厅，而非韩国料理。这里的旅行社主要办理在韩中国人的签证等业务，并从事人民币与韩元的兑换。在节假日居住在韩国其他地区的朝鲜族同胞们会聚集在这里，参加婚礼、生日宴、同学会、周岁宴等各种聚会。有调查表明，在韩国留学的朝鲜族学生更愿意回到中国的韩国公司工作，他们具有朝鲜语和汉语的双重优势。目前中国境内已有数千家韩国投资的企业，他们起到吸引在韩留学生回国的作用[38]。在韩朝鲜族的就业原集中在3D行业上，尽管这些工种的工资较高，但是依然使得他们在韩国人面前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强大，中国公民的社会保障也逐渐提高，因此许多在韩朝鲜族不再全部愿意留在韩国，有些人也希望回到中国[39]。

　　第三，在韩朝鲜族精神网络的地理特点表现为中韩双向，这对中国认同有利有弊。所谓双向表现之一在韩朝鲜族在精神文化上倾向于消费或接受韩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有学者对811位朝鲜族青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3.3% 的被试经常浏览韩国网站，60.4%的人喜欢韩剧[40]。在韩国的朝鲜族青年就更喜欢韩国文化。双向表现之二在韩朝鲜族从情感上逐渐倾向中国，作为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更希望祖国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也使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随之提高。韩国的一个新闻调查组访问在韩朝鲜族，其中66% 的被访问者都回答，在韩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41]。当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时，他们在情感上会倾向中国。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定性的分析得出：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

　　本文尝试建立的国家和地方认同分析框架，将地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视角整合在一起。研究个案发现，地理学的视角非常必要。设想在本案例研究中，如果没有地理学视角，我们只知道在韩朝鲜族喜欢亲友集聚，但无法知道他们亲友社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是否植根在中国；我们只知道在韩朝鲜族从事的行业比较集中，但无法知道他们的业缘网络是否脱离了中国；我们只知道在韩朝鲜族喜欢韩国文化，无法意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韩朝鲜族心中祖国形象也在提升。

　　研究提到需要对人口流动对认同的影响进行道德评价。第一层次的道德分析是从流动是否促进了个人的发展来判断。我们发现多数在韩朝鲜族通过求学、打工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二层次的道德分析是观察人们小区域的认同感或责任感是否上升到更大的区域。目前还没有找到刻画国家认同和世界认同的访谈或问卷问题，从而没有对这点做出评价。

　　本文的不足是没有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一些。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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