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厚道，处世要圆融-为人处事 
厚道做人是宝，圆融处世最妙！ 圆融不是圆滑，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发心。圆融取自佛教《楞严经》卷十七：“ 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 换作今天的话说就是“破除偏执，圆满融通”。发心不正、居心不良的话，善巧就成了圆滑；发心纯正，学会观察因缘而应机方便利益周围人等，则是圆融。 
人之圆滑，堪称是人的本能。《菜根谭》在诲人“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时，亦劝人“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世方圆并用”，自有作者之良苦用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圆滑之人的动机、手段和目的都是以明哲保身、追求完全的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遇事采取“拖”字诀，消极应对，事不关己，不问结果，而往往结果就是误了他人，坏了大事。
圆融是高境界，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迎门看到的那个大牌坊两边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圆是混含练达，融是融洽和谐，它和它那个疑似叛逆的小哥们、其实毫无血缘关系的小混混之圆滑追求的结果截然相反：圆融系指遇事思虑周详，拿捏有度，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结果总是皆大欢喜。这正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应是现代人自身修养的最高境界。 
从古至今，在人们眼里，圆融之士多厚道君子，而圆滑之流俱利己小人。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常常会做事，小人常常会做人；君子往往说实话，小人往往说谎话。人生在世，既要会做人，又要会做事，确实两难全。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明代翰林学士解缙曾领导三千人用三年时间完成鸿篇巨制永乐大典，他如此会做事却对“人际关系学”一窍不通，在朱元璋要他提意见的时候，他秉笔直书，历数朱元璋及各位大臣的政令多变、滥杀无辜、无贤否之分、无枉直之判，等等，把皇帝和同僚说得一无是处，结果后来被人陷害，活活整死。而五代时期的冯道却是个很会做人不做事的角色，他历经五朝，侍奉过八姓十一帝，一直官不离将相、三公和三师的高位，在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他苟且一生，把毕生精力放在讨好主子和趋炎附势上，窝窝囊囊的最后忧郁而死。此二人丝毫不圆融和做人太圆滑的不同处世方法，的确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做人难，做事也难。做人难，难在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做事难，难在难以心想事成。而圆融是一种大智慧，将两者隐含的矛盾有效统一起来，既相辅相成，又互相促进，做人做得好，会有利于做事；做事做得好，同样会有利于做人。宋代的包拯可谓具备圆融智慧的典范，他忠君、爱民，对大奸大恶必摧之，进谏时总是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毫无傲慢之态，力争取得皇帝的支持；他做事踏实，弹劾他人敢于直言又讲究方法，当时许多人弹劾张尧佐，而宋仁宗正迷恋其妹妹张贵妃，包拯审时度势提出将其外调，打破了僵局，使宋仁宗有台阶可下。纵观历史上许多刚直不阿的谏官，多是“清官不到头”，而包公既履行了自己份内职责，又保全了自己性命，不得不归功于他圆融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策略。　　
圆融之人多是身有傲骨，心无傲气，厚道谦虚。要知道人都是生而平等，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只因自己心灵的或高尚、或庸俗才有所分别。做人可以有傲骨不能有傲气，心存傲气自然会排斥外物、与众不合、作茧自缚、自寻烦恼，限制自心与外境交流，只会自绝于大众，坑害自己的同时也难以做成君子。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每爻都是吉祥卦意，“满招损，谦受益”，可见虚心能使人博大精深，能从对待万事万物的宽大与包容中，领略到一种自由自在、无挂无碍的圆融之美。 
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个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的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中。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的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如是回答：“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呀！而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一个知道示弱的聪明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聪明，也是一种圆融的境界。 
当然，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厚道，而厚道做人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厚道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厚道低调做人，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才能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厚道低调做人才能有一颗平凡的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一个人成就自己的最起码的前提。 
其实，对于圆融可以处世、做人必须厚道的道理，早在200多年前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已经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做人要“处事圆融、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告诫人们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可以适当掌握尺度，依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内心一定要诚实忠厚，做人要保持诚信。该坚持的事，你应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妥协的事，应该更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意思，做出适当妥协，甚至放弃自己的主张。如果一个人什么事都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那不但会让人觉得你是个好斗的公鸡，也觉得你情商偏低；但如果一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主见，只会点头奉承，那不但会被认为生性圆滑，也肯定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总之，做个圆融的厚道人，就是要做个处事灵活而心态成熟的人；就是要在人际交往中保持适度的弹性，把握说话的分寸，学会婉转和含糊，以保持平衡的人际关系；重视生活中的应酬，通过一些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树立好的人缘；同时要与朋友进行真正有价值的交往，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日常工作中，对不同类型的同事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与上下左右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便于更好的开展工作。面对想要干的事，既要执著，又要学会变通，才能兼顾各方的利益，避免伤害他人，只要内心真诚追求多赢，做人做事才能长久。 
鉴于此，无需感叹“社会多不公，小人常当道”的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圆融处世，厚道做人，前方必然是坦途。 

“方圆”之说源于我国古代的钱币，一枚铜钱，外圆内方，朴实无华，但古代先贤却在这小小钱币中悟出许多的道理。《论语》“仁者可谓方也矣”。古代把“内外相应，言行相称”的人称做“方者”；而“圆”则具有圆滑世故、言虚行伪的意思。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主张“治事合乎至德”。所谓“至德”就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智圆行方”被古人当做境界极高的人生道德和智慧。 黄炎培给儿子写道“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思是做人应当方圆并用，该方则方该圆则圆。洪应明《菜根谭》：“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曾国藩家书》：“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润，行得通也。” 史上有很多精通“方圆”之道而成就功业的。如：诸葛亮、徐文远、曾国藩、勾践、乾隆二刘（刘统勋和刘纶）、同时期的刘墉、纪晓岚等具精此“变通”之道。刘宗元因严正刚直，藐视贵族，直言抨击官场丑恶，显得锋芒毕露。以至遭到种种报复和打压，最后流放南方，方才觉悟：“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者。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亦将可退也。” 古人早已有“变通”之道，《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最高的善像水那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想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为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淮南子·主术训》 ：“智欲圆而行欲方”，既要中庸、圆滑，同时又不能失正气、骨气和品德，要在坚持原则情况下和保持独立的个性。释义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 “方”，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被外人所左右。“圆”，圆滑世故，融通老成，指一个人做人做事讲究技巧，既不超人前也不落人后，或者该前则前，该后则后，能够认清时务，使自己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也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外圆内方的人，有忍的精神，有让的胸怀，有貌似糊涂的智慧，有形如疯傻的清醒，有脸上挂着笑的哭，有表面看是错的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人仅仅依靠 “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无论是在商界、仕途，还是交友、情爱、谋职等等，都需要掌握“方圆”的技巧，才能无往不利。 “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现实生活中，有在学校时成绩一流的，进入社会却成了打工的；有在学校时成绩二流的，进入社会却当了老板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绩一流的同学过分专心于专业知识，忽略了做人的“圆”；而成绩二流甚至三流的同学却在与人交往中掌握了处世的原则。正如卡耐基所说：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而85%却要依靠人际关系、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 真正的“方圆”之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威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方圆”之人能对大喜悦与大悲哀泰然不惊。真正的“方圆”之人，行动时干练、迅速，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真正的“方圆”之人，没有失败，只有沉默，是面对挫折与逆境积蓄力量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