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老王》主旨的探索与思考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韩非子》也有云：“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也谈对《老王》主旨的探索与思考

“师”之概念，大体是从先秦时期的“师长、师傅、先生”而来。其中“师傅”更早则意指春秋时国君的老师。《说文解字》中有注曰：“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师”之含义，现在泛指从事教育工作或是传授知识技术也或是某方面有特长值得学习者。“老师”的原意并非由“老”而形容“师”。“老”在旧语义中也是一种尊称，隐喻年长且学识渊博者。“老”“师”连用最初见于《史记》，有“荀卿最为老师”之说法。慢慢“老师”之说也不再有年龄的限制，老少皆可适用。只是司马迁笔下的“老师”当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教师”，其只是“老”和“师”的复合构词，所表达的含义多指对知识渊博者的一种尊称，虽能从其身上学以“道”，但其不一定是知识的传播者。今天看来，“教师”的必要条件不光是拥有知识，更重于传播知识。 《语文建设》2018年第9期刊载了怀宁《对〈老王〉主旨的探索与思考》一文，读后很受启发。该文认为，教参把《老王》的主旨归结为对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物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天性的讴歌，“违背了作者的写作初衷，甚至可以说将作者看得太浅薄了”。怀文的看法是，《老王》的主旨“是人物的颂歌，但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怀文这个看法令人信服，它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同《老王》的内容及思想情感是一致的。但是，怀文对作者杨绛同老王交往心态的评析则显得轻率、武断，对《老王》结句修改原因的“揣测”也有牵强之嫌。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先看怀文对作者同老王交往心态的评析。怀文说：“在当时，尽管作者对老王也是心怀感激，但到底有没有将老王当成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来看待呢？显然是没有!这种心态有点像现在我们对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建筑工人的态度差不多：我们感激他们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同情他们的辛劳，但我们从来就只把他们当作‘民工’，当作下层人民，甚至时时刻刻提防着他们，怕他们给我们带来麻烦给城市带来不安定……”

怀文断定作者没有将老王当成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来看的根据是什么？是《老王》本身的思想蕴涵，还是怀文的主观臆断？综观《老王》全文，答案只能是后者。因为即使在显微镜下也难以找出《老王》有这样的思想蕴涵。《老王》一开篇，作者就交待自己与老王的交往不同一般：“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要知道，老王的三轮，乘客是“不愿坐”的，“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可作者杨绛却不怕，她愿坐，而且“常坐”，岂只“常坐”，还一路上“说着闲话”呢。

这是何等的信赖!这是何等亲密的交往！这种建立在信赖基础上的亲密交往，在《老王》里贯串着始终。

夏天，老王给作者送冰，“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作者认为，他是蹬三轮的人中“最老实的”，“压根儿没想到”欺负她这个“好欺负的主顾”。“文化大革命”开始，作者的丈夫一条腿走不得路，她没求别人，是“烦老王送他上医院”，而老王“却坚决不肯拿钱”，并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不仅如此，他还担心地问：“你还有钱吗？”作者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作者关心的是老王的生计；老王病了，也扶病上她家，不能上了，还要托“同院的老李代他传话”。病逝前，老王还硬撑着登作者的门，给她送“好香油”“大鸡蛋”，作者也领受了他的谢意。这种建立在信赖基础上的亲密交往还感染了下一代。作者在干校时，女儿得知老王患夜盲症，夜晚看不见东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作者杨绛如果没有将老王当作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来看，她同老王的交往能彼此这样信赖，这样亲密，这样善始善终吗？

再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两人的社会角色。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社会地位是每况愈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则降到了最低点，在“臭老九”的黑帽子下，许多人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法维护。工农大众呢，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实惠，但表面的社会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声震云霄，响彻大地。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中，作为“臭老九”的一员，而且正在“炼狱”中的杨绛，她敢藐视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工农阶层的老王吗？她会贱视老王这个冒着“受牵连”危险，那么热心地帮助自己的“工农”朋友吗？

由以上事实和分析可见，怀文以目前一些人对待民工既感激、同情，又提防、惧怕的病态心理来推断杨绛先生对待老王的心态，是不正确的。

再看《老王》结句的修改。《老王》的结句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个结句很重要，它表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反映了文章的主旨，表明该文确确实实如怀文所说“是人物的颂歌，但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这句中“幸运的人”原作“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怀文从两个方面作了“揣测”：一是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自己有幸得到了老王等热心民众的关心与帮助，幸运地活了下来，是不幸中的万幸；二是自己若干年后得以省悟当年对老王的“侮辱”与“不公平”，并有胆量将它“公之于众”，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洗涤，这也是幸运的。这种揣测，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脱离了对原文的具体分析。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改动？这只能从文章本身去寻求答案。从章法看，这个结句在文中主要起收束全文和点明主旨的作用。“多吃多占的人”显然概括不了全文内容，也不能真实反映作者同老王的交往，更不能正确揭示作者愧怍的原因。老王给作者送冰，帮作者送人，给作者送油送蛋，作者都是给了“钱”的，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观点看，这是“等价交换”，不是“多吃多占”。可是老王送冰是优惠的，送人是热情的，送油送蛋是真诚的，而且都是出于自愿，都是这位不幸者善良淳朴品质的自然流露。对这种优惠、热情和真诚，处在十年“炼狱”状态中的作者，无疑会感到特别温暖，特别宝贵，所以，应该说，作者接受它们，也是出于对这位不幸者的感激与回应，是对他的善良淳朴品质的认可与尊重。既然是这样，对他们的交往，怎么能用“多吃多占”来反映？“多吃多占”又怎么能充分表达作者的不安与愧怍？

把“多吃多占的人”改为“幸运的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就内容而言，它的概括是准确的，而且紧密呼应着前文。《老王》中，老王的不幸是明写的，隐含着作者“幸运”的意思，而且在作者心中始终有着暗暗的比较：老王没有组织相靠，自己有；老王没有亲人相依，自己有；老王身有残疾，自己没有；老王患难治之症，自己没有；老王身处“陋巷”，自己不是；老王的生计只能“凑合”，自己不是。同不幸者老王相比，作者是“幸运的人”。就主旨而言，它能深切地表达作者的愧怍之情。作者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会产生愧怍呢？如前所述，老王是不幸者，作者是“幸运的人”，可不幸者给“幸运的人”送冰、送人、送油送蛋，都是善良淳朴的心田里绽放的真诚花朵，是崇高的友谊树上结出的圣洁果实，它没有世俗气味，也没有功利色彩。“幸运的人”是如何看待这善良、真诚、崇高与圣洁的呢？开始，她心安理得，认为你投桃我报李，一瓢换一碗，谁也不欠谁的。后来，她心生不安，觉得投的多报的少，滴水报涌泉，自己是“多吃多占”了。最后她渐渐意识到，不幸的人投给自己的并不只是“桃”，也不只是“涌泉”，它还是善良、真诚、崇高和圣洁！钱是不能与它等价的，它也不是钱能报偿得了的。于是她拷问自己的灵魂：你这不是侮辱不幸者吗？你这不是幼稚、浅薄，甚而至于卑下吗？这样，对不幸者的愧怍之情就深深地刻在“幸运的人”心中了。

作者对不幸者老王的愧怍还有一点。她想，自己身处危难时，老王忘记自己的不幸，不怕受牵连，勇敢而坦诚地送理解，送温暖，送慰藉，帮助自己从危乱中挺了过来，自己是何等的幸运！现在死神严峻地逼在老王面前了，老王形同“僵尸”了，却还是依然“忘我”，艰难上楼，亲自登门，给自己送油送蛋，这是怎样的崇高啊！自己是怎么回报的呢？自己不是千方百计帮助他赶走死神，而是继续用“等价”的钱去“侮辱”他，这是何等的低俗，何等的麻木，何等的愚蠢哪！为了把这种愧怍强烈地表达出来，她就对结句作了如前文所说的修改，让“幸运的人”同不幸者、低俗同崇高构成鲜明对比，以突出“拷问自己灵魂”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