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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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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2015年5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lin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Editionn)May.2015No.3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5.03.002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王莉(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大连116605)[摘要]文章以文本为切入点,从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理想、爱情与人性三方面阐述了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爱情与革命”回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爱情与理想”是“爱情与革命”的另一个版本,按照美好的社会理想来选择爱情;“爱情与人性”借爱情故事表达对历史理性、现代文明、欲望的认同与困惑。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关键词]1980年代小说;爱情;意识形态;革命;理想;人性[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674(201503-0011-04爱情在中国现代语境中从来不是单纯的,它经常与“个性解放”、“反封建”、“革命”等现代性的关键词同时出现,构成了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模式,构成了1930年代的“革命+恋爱”的左翼文学写作模式。蔡翔认为,现代的爱情叙述就不曾是“纯粹”的爱情本身,而是被纳入社会/政治的意义象征系统[1]。张莉、旷新年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爱情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博弈、较量和配置的结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爱情最终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2]。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媒介即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3]。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4]唱片……加以实现的。”小说作为媒介在建构1980年代的爱情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1980年代小说如何讲述“新时期”的爱情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下的“人性解放”,一是官方主导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人”在新的语境中需要被重新叙述,这意味着将个人与国家、革命与爱情重新编码,讲述属于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1980年代前期的爱情故事很革命、很神圣,叙事者对待爱情的态度严肃且认真;1980年代中后期,爱情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一、爱情与革命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提出:“革命”是被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话语而建构起来的[5],张莉、旷新年认为,“爱情”从来不是自然的本能的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故事是本文的兴趣所在。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主[收稿日期]2015-02-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重建和文学价值新探”(编号:11BZW0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50-70年代与80年代小说的家国书写”(编号:ZJ12RWQN025);2014年大连民族学院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启动基金“革命之后的话语重建——1980年代小说的爱情叙事”[作者简介]王莉(1975—),女,蒙古族,辽宁北票人,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11-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构起来的[2]。由“革命”与“爱情”所组成的叙事结构充满了意识形态性。1979年,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