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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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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lin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EditionnMay.2015No.3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5.03.002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大连116605文章以文本为切入点,从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理想、爱情与人性三方面阐述了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爱情与革命”回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爱情与理想”“爱情与革命”的另一个版本,按照美好的社会理想来选择爱情;爱情与人性”借爱情故事表达对历史理性、现代文明、欲望的认同与困惑。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关键词1980年代小说;爱情;意识形态;革命;理想;人性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7-5674(201503-0011-04爱情在中国现代语境中从来不是单纯的,经常与“个性解放”反封建”革命”等现代性的关键词同时出现,构成了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模式,构成了1930年代的“革命+恋爱”的左翼文学写作模式。蔡翔认为,现代的爱情叙述就不曾是“纯粹”的爱情本身,而是被纳入社会/政治的意义象征系统[1]。张莉、旷新年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爱情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博弈、较量和配置的结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爱情最终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2]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媒介即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3]。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4]唱片……加以实现的。小说作为媒介在建构1980年代的爱情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1980年代小说如何讲述“新时期”的爱情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新启蒙主义”潮下的“人性解放”一是官方主导的“思想解放”“现代化建设”人”在新的语境中需要被重新叙述,这意味着将个人与国家、革命与爱情重新编码,讲述属于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1980年代前期的爱情故事很革命、很神圣,叙事者对待爱情的态度严肃且认真;1980年代中后期,爱情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一、爱情与革命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提出:革命”是被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话语而建构起来的[5]张莉、旷新年认为,爱情”从来不是自然的本能的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故事是本文的兴趣所在。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主收稿日期2015-02-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重建和文学价值新探”编号:11BZW0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50-70年代与80年代小说的家国书写”编号:ZJ12RWQN0252014年大连民族学院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启动基金“革命之后的话语重建1980年代小说的爱情叙事”作者简介王莉1975女,蒙古族,辽宁北票人,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11-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构起来的[2]。由“革命”“爱情”所组成的叙事结构充满了意识形态性。1979年,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1980不可耻”年,以小说的方式宣告了。这两篇小说在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革命者也有爱情”“文革”刚刚结束之时,宣告了“爱情“爱情与革命”的框架里开启了“爱情故事”1980年代讲述。刘心武在《爱情的位置》中穿越“文革”接通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模式。他在内容上接续了林道静开创的“共同事业”“共同语言”的爱情故事,这个“共同事业”指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共同语言”指工作、学习、集体和他人;在结构上回到了赵树理讲述小二黑和小芹爱情故事的方式。《爱情的位置》中,冯姨以“思想导师”的身份出现,这个角色与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里的“区长”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是相同的,她的出现使工厂团小组长孟小羽的恋爱行为获得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念并不新奇,但经过了“样板戏”“去爱情化”“去家庭化”文学创作上形成了“革命取消爱情”的模式,生活上形成了“恋爱就是不革命”的非正常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刘心武重新讲述“革命者也有爱情”的故事自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爱情带来的不仅仅是正常感情的回归,它意味着生活由革命向日常的回归,个人由革命者向普通人的回归。但爱情的位置也仅止于1950年代“爱情位置”革命仅仅在“有助于”的前提下允许爱情存在。这种回归的1950张弦的年代那样主导“革命爱情”已然无法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年代的爱情了。讲述了解放区民主政权、文革、改革三个年代的爱情故事。文革使存妮和小豹子的爱情成为耻辱;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支持了存妮的妈妈菱花和爸爸沈山旺的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但未能提供爱情和婚姻幸福的经济基础;改革给存妮的妹妹荒妹带来爱情的希望。赵树理通过“区长”支持小二黑与小芹的故事使革命由外在变为年轻人的内在要求,张弦继续了这种1940年代爱情故事的政治讲法。公社团委书记的报告让荒妹第一次听说了“爱情”这个字眼,懂得了要“反对买卖婚姻”团支书许荣树组织年轻人看电影打破了荒妹严防死守的心灵栅栏,层层包裹的柔情有所流露,喜欢男人”“不要-12-脸”的错误爱情观念和心灵重负松动了。中央的文件”使荒妹相信农民会富裕起来的,她不会重演妈妈美好却贫困的爱情。改革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为荒妹和许荣树的恋爱提供启蒙和多重保障。小说结尾,荒妹因为萌动的爱情,坚定地相信和欢迎改革的到来。许荣树的政治身份与恋人身份合二为一,荒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许荣树而相信改革,这与1950年代梁斌的《红旗谱》中严萍对爱情与革命的认识一致。爱情是严萍参加革命的动力,也是荒妹相信改革的动力。刘心武《爱情的位置》的意义在于重新正视并处理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重新讲述了“革命者也有爱情”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起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恢复到上世纪4050年代“爱情是革命的动力”的程度。1985年以后,革命建设爱情的爱情故事叙述模式销声匿迹了。二、爱情与理想“爱情与理想”的故事是“爱情与革命”1980年代的另一个版本,革命与理想背后都有投身社会发展的理想主义情结作支撑。个人与集体、质与精神、理想与世俗这些“革命与爱情”框架里的重要二元关系在“理想与爱情”的故事中继续起着甄别主流与支流的重要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讲述的革命追求与规训下的爱情故事充满了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孟小羽不选择学历好、工作好、家境好的年轻人,却选择了烙火烧的陆玉春,因为她爱的是“这个人”相信他们能创造出理想的生活《爱情的位置》真真鄙弃世俗的第一个男朋友,倾心于胸怀报国之志、情澎湃的老久《公开的情书》。在这些爱情故事的讲述中,世俗被叙事者作为理想的对立面加以否定。理想主义还表现在叙事者对道德和身体资源的分配上。叙述者把道德分给理想女性,把美丽的服饰分给世俗女性。孟小羽的“革命爱情”使她在工作中一个人有两个人的劲儿,却远离“花枝招展的装束”搞对象”的亚梅却与洋红的拉毛围巾、宝蓝色的呢外套、海鸥”相机、大立柜、存款折为伍。《北极光》中,理想主义者芩芩的心中时刻想“北极光”她的夜大女同学每日与舞会、手表、羊毛大衣相伴。叙述者把那些美丽的衣裳分配给世俗女性,而同时道德劣势又使世俗女性只俗不美,远离美丽,于是造成了高尚而不美丽的革命爱
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情观。表面看起来,世俗的因素受到批评和抑制,理想得到肯定和宣扬,但深层来看,丰富的物质、美丽的身体对于革命、理想和道德是一种危险的诱惑,理想主义者需远离美丽和物质,才能实现理想和道德的完善。这种道德和身体资源的分配原则也适用于男性。给他物质,便不给他道德;给他道德,便不给他物质。《北极光》中代表世俗的未婚夫傅云祥与代表理想的曾储就是一对比照。傅云祥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曾储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傅云祥为准备婚礼而奔忙,布置新房、立体声、大衣柜,为芩芩订做羊皮小靴子,曾储只有一间破房子,是个水暖工;傅云祥只想结婚过日子,曾储学习经济学,希望用知识推动改革,改变社会现状。而知识、革是1980年代最大的道德。傅云祥最终因太重世俗、缺乏理想而被芩芩在婚礼前夕拒绝,曾储因为拥有理想和建设现代化的知识和热情而获得芩芩的青睐。《爱情的位置》中,陆玉春的家境如曾储一样寒酸,他同样也因为学外语、去图书馆、努力工作而赢得了孟小羽的爱情。重理想、轻现实,重道德、轻物质的理想主义爱情观在1980年代初昙花一现,恢复了“爱情的位置”却无法再恢复1950年代革命爱情观的主导位置。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使物质重新获得了合法性,理想主义只是1950代的革命爱情叙事在“文革”刚结束的特定时空里的回光返照。三、爱情与人性“人性”“革命”一词一样充满了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如果说40“革命与爱情”延续了上世纪“新时期”50年代的爱情故事,的爱情故事。五四时期,那么“爱情与人性”爱情是反封则开启建的现代性话语,1980年代,爱情是人性解放的现代性话语。叙事者站在启蒙立场,借爱情讨论了人性这个1980年代现代性的重要话题,即追求理想爱情和承认爱情的可变性,从两个方向肯定了的丰富、复杂、多变。理想爱情被当作理想人性来追求。张洁的是不能忘记的》赋予了爱情崇高的意识形态:纯洁、坚定、美好、神圣,将理想爱情提高到理想人性的高度来追求,爱情高于婚姻、高于欲望,在于坚信与守望。张洁把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讲述为超越婚姻和道德限制,经得起时间、空间和身体的分隔,精神层面的心灵相通的爱情,树立了1980代初“理想爱情”的范本。这种爱情近乎宗教,一种信仰,属于引领着尘世的人超凡脱俗,进入纯净和狂喜后的安宁。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张洁讲述的爱情故事是与婚姻分离的。也就是说,张洁对爱情的认识与爱情故事的讲述之间存在明显裂隙。张洁讲述的理想主义爱情只在婚姻之前、神层面上存在,她后来的爱情文本证明了这种讲法是讲不下去的。在张洁的理想主义爱情到达顶点之后,作家们宣告了永恒、专一的爱情神话破灭。他们意识到,人的感情并不是一种永恒的东西,承认爱情是可变的,表现出“婚外情”艳遇等符合人性和爱情、婚姻、性相互分离的价值取向。当然这并不是创作主体价值选择上的原始主义倾向,[6]只是承认爱情会受到环境变化的诱惑。陆星儿的《啊!青鸟》里,丈夫上了大学,视野更开阔,认识的同学更有品位,于是看妻子蓉蓉不够层次了。爱情开始喜新厌旧。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里,中年记者陆琴方尽管对妻子一往情深,但面对年轻热情的女大学生戈一兰仍然怦然心动,只是他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受到奚落。但叙事者最后谴责了戈一兰以色诱人,道德堕落。李宽定的《浪漫女神》里,同样讲的是一个已婚男性面对年轻女性有心动无行动,受到了叙事者的批判和嘲弄,他被理解为是一个被文明枷锁泯灭了生命力的人,而女孩子却非常可爱。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对爱情的可变性看得最透彻,一个中年女性与丈夫的婚姻生活已经审美疲劳,她在出差时与一位陌生男性相爱了。叙事者只是让这段意外的婚外情诠释了新鲜感,最终让女主人公平静地回了家。理性是“人性解放”的重要内涵。谌容的《褪色的信》借用章小娟的爱情故事讲述了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重新获得历史理性的故事。章小娟下乡插队时爱上了农民的儿子并嫁给了他。革”结束后,章小娟考上了大学,她对“文革”对社会有了新的理性的认识,对丈夫的爱情也随之消失。她认识到“文革”是一场噩梦,她与农村青年的爱情是噩梦的产物,现在该结束了。叙事者给予了章小娟客观性的肯定,大学校园内的章小娟拥有了反思历史、反思自我的启蒙品质,她的理性从文革的狂热中清醒过来、解放出来,否定了“文革”连同“文革”时期的爱情—省委书记的女儿-13-“人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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