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文档网

    聪明文档网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 首页>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

    时间：2022-11-08 16:28:38    下载该word文档
    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
    了解文化交流历史的意义：
    中外交流是文化繁荣、历史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克服自卑、自傲：每一特定人群的主体意识都具有局限性；了解他人、尊重事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有交流才能有真正的认识，‘文明的勃发’ 源于交流、兴于冲突！

    中西的“西”
    “西”是个方位词，也是个文化词。
    西域最早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包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西”又扩至欧西，并称之为“秦西”、“远西”；晚明盛清时期，“西洋”特指欧洲。
    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

    “西”=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

    什么是“文化”
    英国学者泰勒1872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Culture is defined as: a completed system including knowledge, faith, art, law, morality, custom, and all the abilities and habits from which a social member would acquire.

    由此，文化可以理解为：
    (1广义:人类从长期经验中所创造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内容 (2狭义:指学术思想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及其成就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

    中华文化的起源

    西来说：安特生，瑞典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安特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华北，气候适宜必有人类的栖息，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华北原有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迁徙频繁，少有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彩陶扩散的同时，也可能导入了高级的农业技术。

    怀疑说：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起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中原说：

    ---黄河文化起源：黄河边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长江文化起源：位于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变成“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没有成为中国文明起源之地。

    长江上游地区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锄形器出现，表明了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说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

    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古城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已发掘房屋40多间。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

    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雏形期：炎黄——夏商周 形成时期：春秋战国
    发展期：秦汉——鸦片战争
    转型期：自鸦片战争至今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也被介绍到西方。 西方文化
    习惯上，学者将古希腊文明视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日耳曼精神、基督教文明三条支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发展成了现代西方文明。 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基督教的道德的结合。 爱琴文化
    所谓爱琴文化是指爱琴海区域公元前3000后半期—公元前12世纪出现的青铜文化。克里特和迈锡尼是爱琴文化的两大中心，是目前已知的欧洲古文明的渊源。
    克里特文化较少受宗教和王权束缚，更贴近现实生活；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观；是一个温和的民族。 迈锡尼文化深受克里特文化的影响，模仿较多，创造较少，尚武。
    爱琴文化的特点：爱琴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王权也没有东方强大，所以受宗教和王权的束缚较小，支配自然和人间的主要是人类自身需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开放，人们更深刻的了解自然，有更开阔的眼界。


    古希腊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进入希腊，为希腊带来了新石器时期的耕作技术。 公元前2600年前后，希腊地区的人们学会了铸造铜器。
    公元前2000年，即青铜时代中期，有一个印欧人种的分支来到这里，他们被人类学家称为“爱奥尼亚人（Ioniens）”，是最早的希腊人。

    随着生产的快速发展，希腊地区开始迈向繁荣，特别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Minos）王国。 公元前16—13世纪（青铜时期晚期）希腊进入了迈锡尼（Mycenes）时期。
    迈锡尼的城墙高大坚固，他们的墓葬非常豪华。在荷马史诗中，荷马常用“多金的”、“黄金的”词语来描写迈锡尼的富有与辉煌。
    公元前1230—1220年，希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 公元前8-6世纪史称古希腊历史的“大移民时代”
    公元前6-4世纪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称为“民主时代”。这段时期。这一时代，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文明到达鼎盛时期，其在政治、民主、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地理等领域产生了无数辉煌的成果，塑造了后世欧洲人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整个希腊，并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将希腊文明传播至东方，希腊文明的中心也逐渐由雅典迁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史称希腊化时代。
    公元400年之后，住在北方边界处的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毁灭。 公元3-4世纪，基督教基本统治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文化处处彰显着交流的历史：
    中国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种多元融合与交汇的态势，而并非单因子文化；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更是多元融合与交汇的结果，直到现在还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故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就是与他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弃浊扬清，取长补短，已达到发展进程中的良性状态。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相互影响的.中国文化在发展中吸纳了多元文化的成分，别具一种厚度、强度和融化力。

    轴心时代(Axis Time及其特点: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中国的东周/春秋战国前770-前256），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斯贝尔斯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首次提到了世界文明史的“轴心时代”这一说法。“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之交的数百年中，东西方几大文明区域都出现的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尤其元前五六世纪达到了高潮：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大雄駄摩那；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大家。除了这三个主要的地理区域外，的次级地理区域也出现了不少贤者：在意大利，努马王正在创立着罗马的各项法律和历法；在波斯，琐德斯创立了祆教（拜火教）；在巴勒斯坦，犹太的诸位先知在编写旧约，酝酿着基督教的诞生。一时间界各地先哲如云，虽然天各一方，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思考人生、人性、灵魂、世界、存在等根本问题们的思想有如黑夜中的火花，燃起一方之烈焰，对当地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为什么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在这西方、中国、印度这几个几乎相互隔绝的地理单元的人会产烈的自我意识，会渴望人性的解放和灵魂的拯救？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而知，精神世界的飞跃必然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背景。这段数百“轴心时代”的始末，见证了这几个地方有部族-城市-城邦-小国-争霸-帝国的发展历史。中国自西周建立春秋战国，正是如此，经历了城市形成，小国林立到各国争霸的局面，西周的时候，氏族的痕迹还是很
    ，武王伐纣分封的多是姬姓的诸侯，地方上解决社会问题，很多时候还是得依靠氏族首领调和，人才的，也多是以血统挂钩；到了春秋，这一局面逐渐改变，氏族进一步瓦解，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聚集一个城市里，以往靠首领的威望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为了解决现实遇到的问题，自然会刺激去思考解决方案，因此这一段时间，思想相当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而人们在和更多缘关系的人接触的时候，思想不再局限于此前孤立的部族的范围之内，自然而然会重新给自身在世界中，对人生人性产生更多的思考。印度和西方也出现了大致类似的局面，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邦国林立十个小国相互厮杀，看遍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其实同一时期，印度新出现了数类似思想团体或宗教这样的组织，最后留下的只有释迦牟尼的佛教和大雄*笩駄摩那的耆那教，当然还统的婆罗门教。而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则是城邦国家星罗棋布，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即相互征伐，又相流，爱奥尼亚地区（今土耳其西海岸）最早诞生了古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即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于爱奥尼亚地区受到波斯帝国等强敌威胁，古希腊哲学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今天的希腊本土，继续开创希腊的辉煌，雅典更是贤哲如云，人文荟萃，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杰出的代表，此外还有伦和伯里克利等政治家。

    主体意识的局限性：
    每一特定人群的主体意识都具有局限性，这可在如下几种观点中得到验证：华夏的 “天下中国观”： -- “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古希腊的 “非希腊他者观” – 类波斯人；古罗马的 “世界中心论” – All Roads lead to Rome
    华夏：
    汉族于先秦时自称华夏/华夏族，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旧称。
    华夏人群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两族最初居住在河南，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们在涿zhuō鹿之战中打败了东夷的九黎族首领蚩chī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黄帝的后裔先后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华夏族正式形成了。

    华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华北文化从华族与夏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渐形成同一种文化。 “诸夏”就是华夏的复数。

    汉语书写系统、夏历、礼乐制度。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 乐制度
    礼乐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相传为周公所创建。它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构成整个中国古代的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化、艺术和思想影响巨大。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

    公，为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汉族，因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为西周初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随着西周社会制土崩瓦解，礼崩乐坏，中国历史进入了东周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面对春秋时社会乱相，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能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孔子对礼的解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乎情乎礼”。孔子不但主张和提倡恢复礼乐制度，还身体力行。传说他曾向老子问礼，又曾痴迷于乐，达到“不知肉味”的境地。

    中央之国：华夏的 “天下中国观”
    华夏疆域辽阔：解释“东渐于海，西被pi于流沙，朔(北南暨（达到）声教，讫（[qì]终了）于四海” 。（北：河北-
    山西-蒙古草原；南：江西广东崇山峻岭。华夏较早从史前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因此华夏人相信“方国天下华贵夷贱”,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蛮夷戎狄,即惟我独尊 家的大九州说：《尚书·禹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五服”制度：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先王之制，邦内甸服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蛮、夷、戎、狄
    蛮夷戎狄是古代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随着历史的演变，不少戎、狄、蛮、夷和华夏错杂混居，不断融合，共同组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柏拉图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知名的柏拉图学院。
    亚里士多德 在柏拉图学院生活了20多年，在许多领域都留下广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


    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腊战争、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
    它在希腊原始初民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 希腊神话中的神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但神祇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

    古希腊艺术：
    建筑、瓶画、雕塑 《掷铁饼者》《马尔西亚与雅典娜》《米洛斯的阿芙洛狄特》 神人同性”，以人为本；表达人类的美好理想；希腊艺术属于全人类。

    古代希腊为西方文化奠定了两个基础——理性成分、浪漫成分。
    对希腊的崇拜主要是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崇拜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古罗马文化
    罗马留给后人是孟德斯鸠所说：“法的精神”
    罗马法通常是指通行于整个古代罗马世界的法律。它是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法律。
    罗马留给后人最多的是实物，如公共建设、民用建设。 古罗马城市拥有豪华市场和淋浴设施， 从山间溪流或山泉引水的自来水管， 排污水渠， 长距离道路网， 高度发展的手工业，
    城市和农村有供暖设施的住房，

    园艺、栽培技术，如葡萄种植法
    日耳曼语中军事、采石技术、建筑、园艺、贸易和交通等领域的许多词汇都可溯源于罗马语。

    日耳曼文化
    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会）的总称。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尔曼人普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北欧日耳曼人被看作是最纯种的日耳曼人 。
    民族大迁徙后从日耳曼人中演化出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弗里斯兰人和德意志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

    4到7世纪间，匈人（Huns）入侵欧洲大陆，触发一连串民族迁徙运动；这段约四百年的时期，称为“民族大迁徙时期”（The Migration Period）。
    匈人入侵东欧与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匈奴西迁，在地理及时间上吻合；惟学界一直对匈人与匈奴人是否同源，尚然未有定论。
    无论匈人来源为何，因其入侵欧洲，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和其他日尔曼及斯拉夫等“蛮族”（由自诩文明进步的罗马人角度而言）被迫西迁，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在欧洲历史上称为“蛮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
    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居住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势力强大的日耳曼诸民族中，没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 但在476年以前即已进入帝国各行省的日耳曼人，则在30、40年之内就皈依基督教了。

    基督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古希腊文本中的他者观 “中西的对立”
    西方对于东方认识的‘谱系’：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荷马史诗、维吉尔的作品、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出现了东西方决战的想像。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关于东方人的资料文件（以希波战争的悲剧为背景，barbarian是希腊想像东方的他者形象,渐具贬义：野蛮人，原始人；异邦人；粗野的人；无教养的人）
    类波斯人（波斯以及其他非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沿着东西方对立的模式，非希腊人都是蛮族人，即希腊与非希腊构成一种模式。其中埃及人也被归结到类波斯人里面了。

    罗马：世界中心论
    在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帝国的公民都认为只有罗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罗马原来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一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1世纪，罗马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罗马帝国为了加强其统治，修建了以罗马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

    古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的交往
    中国与罗马相隔万里，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的条件下，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必然受到许多局限，还会有不少错误的地方。拂菻，又作蒲林，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个名字来自拜占庭人对拜占庭的称呼“城（”Polin），是音译。到东汉前期，中国与罗马帝国还未有直接交往，但各自都流传着对方许多生动有趣的风土人情方面的故事。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的意思。

    古罗马继承古希腊的文化，对中国有一种带有想象性质的的认识: 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58—公元21年）约在公元前20年移居罗马，他写的《地理志》一书多处提到了赛里斯人：大夏国王们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和富伊人的地区扩张。……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尼亚格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座垫和马鞍。
    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 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公元23—79年）在其著作《博物志》(Naturalishistoria,又译《自然史》中就曾叙述过中国的情况：“赛里斯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
    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 由锡兰前往罗马的使节们介绍说，锡兰岛的一侧朝东南方向沿着印度延伸，有一万节之遥；这些使节们曾在赫摩迪山以外地区见过赛里斯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贸易关系；使团长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欢迎旅客们，他们的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人交谈。
    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诗人鲁康（Lucan）在他写的史诗《法尔萨利》中写到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穿的丝绸服装：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的白腻酥胸透过西顿的罗襦而闪闪发亮。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zhù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

    从东方向西方的最初交流： 与西域的交流（胡风）
    与西域以西更广大地区的交流（张骞凿空） 与西方（欧洲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开通）

    新疆的地理形式（不同的地理环境构成不同的政治形态 ）: 沙漠绿洲、草原绿洲、高山绿洲 绿洲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 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

    “胡”：
    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 “胡”物多半来自所谓“西域”。

    西域的概念：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
    还有一些双音词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Sogdiana）语。 武灵王 胡服骑射
    在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于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战国时，赵武灵王采用西方和北方民族的服饰，教人民学习骑射，史称“胡服骑射”。其制：上褶下袴，有貂蝉为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穿靴，便于骑射。《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武灵王（约公元前340年—前295年），中国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嬴姓，赵氏，名雍。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并修筑了“赵长城”。 匈奴：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祖居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由古北亚人种和原始印欧人种的混合。中国古籍中讲述的匈奴是在汉朝时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史记》、《汉书》等留下了匈奴情况的一些记载。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秦：蒙恬北筑长城而守匈奴，秦王朝与匈奴可以说是敌对，处于守势。（蒙恬中国秦朝名将，北防匈奴多年，威震北方。）
    西汉：刘邦白马之围，被冒顿所败。文景时期采取与匈奴和亲。武帝时期，西汉进入极盛，对匈奴作战，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北击匈奴。汉元帝时期采取和亲，有昭君出塞。 东汉：和帝初年窦宪灭亡了北匈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
    第一大战役：河南、漠南之战:公元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西经高阙，直到符离（今甘肃北部），取得河南之战的胜果，夺取了河套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

    第二大战役：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获得陇西，设置凉州四郡。

    第三大战役：漠北大决战:公元前119年春由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五万人，分作东西两路，远征漠北 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使匈奴再也不敢南下，百余年来，北方边境受到的匈奴的威胁，至此基本解除，使西汉北部边郡得到安宁。

    张骞vs班超 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和“休养生息”后，到汉武帝时，国家财力达到鼎盛，汉武帝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等武将打击匈奴，另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让西域归附汉朝，以摆脱匈奴的控制，削弱匈奴的力量。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目的是想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虽历尽艰辛，辗转到大月氏，但他们已西迁，不愿再同匈奴打仗，这次出使目的没有达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是劝说乌孙与汉朝共同对抗匈奴，以“断匈奴右臂”，虽预期的目的没达到，但张骞出色地完成了一大任务，那就是增进了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此后，汉使往来不断，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打下了基础。
    超出使西域发生在公元73年东汉明帝时，此时匈奴已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并且一度控制了西域各国，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

    为攻击北匈奴，重建西域都护，恢复对西域的管辖，班超曾立豪言壮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最终用少数人马战胜了占人数优势的匈奴人，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班超出使西域，副使甘英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东来汉疆，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由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绿洲之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指汉唐时期的沙漠绿洲之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相互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文化。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开启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打下了基础。
    张骞 “凿空”使中国人开始第一次注视西方，知道西域天地广阔、国家众多，物产新奇，民情殊异。同时，西域各国也得到了中国的信息。汉时，西域一些民族仍称中国为“秦”。此外，在希腊和拉丁文献中，又有关于“赛里斯”（丝国或丝国人）的记载。在这个开拓时期，中西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业已发端。丝绸成为西域各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罗马时代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喜着丝绸服装，这在造型艺术中有明显反映。罗马时代的老普林尼称，罗马帝国每年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输出的货币，最低也达到一亿赛斯泰（sestertii古代罗马的货币单位，sestertius的复数
    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使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和发展，捍卫了“丝绸之路”，巩固了我国西部边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班超在出使西域期间，还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虽然没有成功，但为以后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大贡献。 龟兹乐舞、汗血马：马踏飞燕） 汗血马”在我国又称天马、大宛马。《史记》中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说“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后汉武帝两次派大军西宛，“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渐渐地，被称为“天马”的“汗血马”又发展到“龙之友”、“龙之媒”的地位。在我国民间“汗血宝马”有着更为丰富和神奇的传说，神话故事中甚至产生了“马生两翼”、“天马行空”、“飞黄腾达”的形象。我国古有“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汗血马”更多地蕴含着人们的理想和幻想，“汗血马”叱咤
    的气质代表着古代居民崇尚的勇气和力量。

    昭君出塞，完成胡汉和亲：
    昭君出塞发生在西汉。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派遣昭君出塞和亲。昭君出塞“圆满完成了”胡汉和亲“的伟大使命，对于促进当时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昭君作为"民族友好使者"出塞之后，胡汉之间50多年友好相处，北国边疆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做为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创建了"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变"血染沙场"为"交欢玉帛"，实现民族之间"双赢对话"的中国方式。（汉初和亲与汉元帝和亲的比较）

    南北朝时

    佛教的传入
    大约在两汉之际（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立汉朝。8年，王莽篡位，西汉结束。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220年，三国时期开始），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经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到新疆克孜尔，再到甘肃敦煌，然后至中国内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被视为神仙方术图谶chèn(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的书籍 之类；最初只在社会上层的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中流传；在汉地最先传播于洛阳、彭城、下邳、广陵、豫章、会稽、交广等地。 佛教被广泛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

    东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广泛的影响。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

    汉译佛经
    从佛教进入中国的汉代即已开始, 盛于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宋以后即告衰竭。经历千年构成为规模宏大的“大藏经”。 翻译以“得意”为宗旨：“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南朝梁代僧人僧和宝唱曾撰集过一部佛经故事梗概大全《经律异相》,计收录故事669则。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

    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 对中国艺术的影响：石窟艺术、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

    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一尘不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清规戒律、现身说法、菩萨心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 等等。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与融合 1. 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
    2.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

    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以上两方面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 人们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都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南宋孝宗赵眘shèn: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

    “三武”灭佛运动 （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
    北魏是拓跋Tuò bá族建立的政权。公元386年，拓跋硅定国号为魏，称道武帝。不久，北魏攻灭夏国和北凉，而这两国的佛教都非常活跃，为北魏的佛教发展到高峰作好了准备。当时寺庙和僧尼的增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损害了国家利益。 北魏太武帝(408～452年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长江以北。他初崇佛教，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公元446年3月，太武帝下《灭佛法诏》，规定：“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 （543―578年），鲜卑族，南北朝时期北周皇帝。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武帝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年－578年），曾先后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北方寺像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驾崩（578年），灭佛时间共五年。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唐武宗李炎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勒令中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


    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南朝（公元420年—589年）
    南朝是东晋之后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宋、齐、梁、陈的总称。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
    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
    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
    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
    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
    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规模巨大，空前绝后

    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

    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
    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中国丝织技术及古代文化西传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丝绸之路发展至3条----南、中（原来的北道）、北 埃及玻璃制造技术传来中国

    550年波斯僧侣偷运蚕卵至罗马皇帝

    茶叶出口
    在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 公元475年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中蒙边境开始以茶易货贸易。这是我国茶叶出口的最早记载。——美国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


    隋朝时期文明581-618 公元581年，北周丞相杨坚受禅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自秦汉以后的又一大统一的局面，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创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等都对中国的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大运河的开挖也为南北的沟通与经济繁荣。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下诏举“贤良”。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从此，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利，也从地方集中到朝廷。隋朝科举制刚刚开始实行，录取的人还不算太多，但已有房玄龄、孔颖达等考取，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唐初明相，有的是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由于倡导科举制度，读书人大增。加上儒家典籍广泛流传，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 孙中山：“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到清光绪27年止，共实行1300多年。
    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的科举制。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导致任人唯亲，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因此，西方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为科举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这正适合了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比起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科举选士无疑具有优越性。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北方和南方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隋政府在文化上大力提倡佛教，尊重儒学。



    唐朝时期文明618-907
    公元618年，李渊篡隋自立，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
    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 做了皇帝，年号贞观。
    隋唐时代，中国通过欧亚内陆交通线和南海航路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北非都发生过接触与联系，隋唐文化也由此而西传。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地理上的差距较大等因素，中国文化对西部世界的影响远不如东亚那样强烈，西传的隋唐文明成就主要是物质与科学技术，隋唐时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也在这些方面。
    《资治通鉴》记载，在贞观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隋唐文明"泽被zépi远西" 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佛教，中原地区的律令制度，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传播于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构成了东亚文明的基本特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亚地区幅射扩散最为强烈。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到中亚。13世纪时，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 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我国的活字印刷技术由新疆经波斯、埃及传入欧洲。
    唐化

    公元645年，唐文化大规模移植日本。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唐化”为目标的改革运动。 在经济上，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

    在官制上，从皇帝的年号、谥法、陵寝制官八省制，都是直接照搬唐制。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也分大经、中经、小经，也仿唐制进行考试。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其中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的规定，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大化革新”后，日本仿照唐长安的布局营建首都，先后建成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

    在文学方面，日本人特别喜爱唐代诗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最受欢迎。许多日本人也能作律诗，留赠结交人是空海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假名与汉字混合使用，奠定了文字的基本格局。

    辜鸿铭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日本也出现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如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及四月八日浴佛、端阳龙舟竞渡等。

    中国化的佛教也传入口本，并广泛传播开来。

    唐与西域
    639年，出兵高昌，意图收复西域
    641年，公主入藏。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 643年，网玄策出使印度，647年，第二次出使 657年，第三次出使
    中西交通的新通道---中印藏道
    643年， 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又称东罗马帝国）派使臣谒见唐太宗，试图联合抗阿拉伯。


    唐与波斯
    波斯文明是众多古代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出现在历史舞台，全盛时期领土东至巴基斯坦，西北至土耳其、欧洲的马其顿、色雷斯，西南至埃及。
    公元626年，波斯人联合阿瓦尔人，包围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用大型战舰进攻金角湾，但是被拜占庭的火攻击败。同时，从陆地上进攻的阿瓦尔人也被守军击退。围城以失败告终。阿瓦尔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拜占庭人则趁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可萨突厥可汗哲别尔和亲，联合入侵波斯帝国的领土。多年来的无休争战，为这两个原本实力强大的文明敲响了丧钟。公元628年，在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之际，波斯方面发生了政变，太子卡巴德杀死沙皇库萨和二世登上皇位，向拜占庭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在这之后，被战争极大削弱的波斯帝国被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军团攻占了。公元651年，穆斯林势力征服了波斯帝国并完全占有了波斯帝国的领土。 《旧唐书》记载，阿拉伯人在入侵波斯时，卑路斯的父亲亚兹得格尔德三世于公元638、639年以及647、648年分别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唐朝要求提供军事协助，但都被当时的唐朝皇帝唐太宗拒绝。

    卑路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逃到吐火罗（大致区域为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受到当地部落酋长保护，得到些许的喘息机会。卑路斯意欲东山再起，于654年遣使向唐朝求援，唐高宗一如唐太宗以路途太远为由，拒绝出兵。
    661年，卑路斯再次遣使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特使王名远入西域中亚，成立波斯都督府，设于今日阿富汗的Zaranj，立卑路斯为当地都督，662年唐又册封卑路斯为波斯王。后在阿拉伯军队的不断威逼下，卑路斯又沿着丝绸之路东逃，最终于675年初抵达长安。唐高宗授予他右威卫将军，又专门为他在长安城内修建了一座拜火寺。677年，卑路斯在长安去世。

    卑路斯去世后其子泥涅师承袭“波斯王”称号。并被封为左威卫将军。最终病死在长安，终未能复国。

    630年—1258年，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东起印度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与中国唐朝接壤；西临大西洋。南至莫桑比克苏丹国北迄高加索山，形成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封建大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之为大食国，

    阿拉伯人于664年占领中亚的阿富汗（Afghanistan）地区，然后分作两路，北路军侵入中亚，直到在帕米尔（Pamir）高原遇到中国（唐朝，618～907）军队才停下脚步。

    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占领坦桑尼亚的桑格几布群岛。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与中国唐朝军队在中亚城市怛罗斯进行了小规模交战，阿军出动了15万人，唐军也出动了约三四万人的精锐部队。本来唐军在高仙芝的指挥下节节胜利。由于葛罗禄部落的背叛，阿军取得了全胜。但此时的阿拉伯人不敢再向东进攻，因为这是阿拉伯近百年的扩张以来遇到的最大困难。阿军在此战中损失将近4万人。唐帝国本来也可以重整旗鼓，再与阿拉伯人一战，可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国力大减，无力西征。

    《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大食使节来访次数达37次。

    基督教
    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立教派，最初出现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耶稣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小城伯利恒，生在马槽中，长在木匠家，终身贫困、劳苦，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三十三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宽容敕令）》，承认基督教存在的合法性。
    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基督教正式被定为帝国国教。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

    本课指的是广义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

    正史记载

    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
    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
    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
    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

    景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他们的主要工作有：兴建修道院、翻译圣经还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书籍。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神所差遣来的”。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 ），大秦国教士佶和来京行道。唐肃宗令灵武等五郡，重建教堂。

    西医已于此时随景教输入——『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景教的宣教士的服饰、称呼等等各样的名词都是采用佛教的术语。故而被人认为是佛教的一个流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在儒教的框架中用佛道的砖瓦构建基督教的楼宇。景教过度本地化，完全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变成了三不像。

    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从而结束了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

    宋代文化的辉煌
    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统一了中原地区，使辖区内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由恢复步入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宋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

    宋代虽然在军事武力上不如汉唐，但在文化和学术上都超过汉唐。“词”这种新体诗歌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李清照作品的忧伤，辛弃疾作品的壮怀，陆游对统一的渴望，是当时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并立的反映。
    宋元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较之唐代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宋元时期的民间贸易较前代更为发达。更有意义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外传，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曾指出，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特别是中国各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四大发明中的后三项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均是在宋代得以完善和广泛应用并传出域外的。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他倾注了全身心血的“旷世巨著”，15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四大发明之印刷术
    在公元前，中国已懂得印章捺印的方法，后来又会拓印碑石，至隋遂发明雕版印刷之技术。雕版印刷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至于活字印刷，更由宋代毕升所发明，是为印刷术之一大革命。中国之雕版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即传至日本，后来又在十二世纪传入埃及。欧洲大约在十四世纪才有木版印刷的图像，现行之木版水印画依然采用雕版印刷之方法。活字印刷术则在大约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复由中亚传至小亚细亚与埃及，并影响于欧洲。欧洲最早用铅、锑、锡合金所制之活版印刷，乃1450年德人古腾堡(J.G.Gutenberg所创，距毕升之发明已四百余年了。 四大发明之火药
    四大发明的另一项是火药。中国之始制火药初与炼丹术有关，唐孙思邈的《丹经》已记载有原始火药的配方。天祐元年(904年，杨行密部将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曾使用「飞火」，飞火就是用火药制成的火炮之类，这是中国首次将火器用于战争的记录。宋开宝二年(969年，冯继升等改进火箭法，试验成功。及至宋辽金元的战争中，人们多方使用火器，如霹雳炮、铁火炮等。宋人制造火药、火器的技术，通过战争而传给契丹人(辽、女真人(金和蒙古人(元，并随蒙古之西征而辗转传给阿拉伯人乃至于整个欧洲。 四大发明之指南针：
    在宋代，中国也已将司南/指南针利用于航海。指南针在战国时已出现，称司南，到了北宋开始用作海上导航，称罗盘。阿拉伯人将罗盘技术传到欧洲。以前不少西方人认为首先用指南针航海的是阿拉伯人，其实中国之用罗盘见于文字明确记载的至少比西方早八十至一百年。因此，用罗盘导航系由中国通过海上的交通、贸易，传给阿拉伯人，再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乃至全世界。
    罗盘技术和海运的发展为宋代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通道，正是宋人积极开辟国际通道的努力实践才创造了宋代文化的辉煌。宋朝中国人率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中国海上贸易达到了鼎盛。

    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在人类历史特别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欧洲人自己承认，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样评价：
    “（中国人发明的）这三种东西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事务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宋朝时期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亚欧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 在进行之中，促进了中西交流的全面发展。中世纪时期（公元600年——1500年 ），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种以贸易再
    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伊斯兰教穆斯林帝国的征服（8世纪），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


    宋朝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vs.藩客进驻
    宋朝（960-1127年）时，中国的港口（广州、福州、泉州等）再次对外开放。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人称它们为“蕃客”。
    8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现的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杨州等地形成的“蕃商”聚居居民区，称为“蕃坊”（商业区称市）。
    北宋时侨居在广州的蕃客大量增加，南宋和元代居住在泉州的蕃客居多，还增加了杭州、明州。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土生藩客。藩客可以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

    宋元时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
    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伊斯兰教的在华传播。唐代已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华定居，他们的后代，即土生蕃客，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但是伊斯兰教还是在侨民中作为外国的宗教。
    宋时商业贸易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已不少，他们还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宋文献中开始称其为回回。伊斯兰教真正开始在华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中国化但并非汉化）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元时回回遍天下）。

    阿拉伯的天文和历法等科学技术也对元朝有影响。据《元史》记载，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曾应召于1267年向朝廷呈献了7件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位仪、地球仪、平律仪、天球仪和观象仪），同时还进献了新的纪年法《万年历》（自元到清初，中国沿用回回历达400多年之久）。中国的数学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历算、代数、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传入，成了宋元时代中国数学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受阿拉伯数学的影响，中国数学家开始采用阿拉伯数码，并且用0表示空位。
    阿拉伯的医学、建筑艺术也对当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阿拉伯地区的药物输入中国的数量是很大的，当时大食使臣向宋赠送的方物中，香药占了很大的比例，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增设了专为回回同胞及阿拉伯、波斯等国来华之兵民服务的医药机构。回回药物和回回医术在元代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民间广为流传。建筑方面，阿拉伯世界对宋元建筑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地的清真寺建筑上，如宋代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等，都采用阿拉伯或者中亚风格。此外，各地的回回高层居宅和穆斯林墓葬也明显具有阿拉伯建筑的特点。

    元代的音乐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元代宫廷中设有回回乐队，达达乐（蒙古乐）中演奏有回回乐曲，如《清泉当当》等。元朝使用的回回乐器多种，其中火不思、七十二琵琶、兴隆笙，均为新传入的阿拉伯波斯乐器。西亚音乐的东渐，使中国音乐得乐器编配和使用发生了变化。许多传入中国的西亚乐器，经过改制变化以后，逐渐成了中国民族乐器。

    公元900年：一个标志性的时代
    1）佛教的传播告一段落：西去取经和东来传经结束。 （开元三大士，指唐代开元年间到中国弘扬密教的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 ）
    2） 878年黄巢起义，在广州杀死大批藩客（据阿拉伯文字记载有15万），对穆斯林商人造成巨大打击。此后他们改用东南亚作为中介与中国进行间接贸易。
    3）公元900年，阿拉伯帝国开始从鼎盛走向衰弱，更西边的法蒂玛王朝印度变得比他们更加富有强盛。因此经商之路改道红海。
    4）在西亚发生变故的同时，东方的中国也在变化。首都从唐朝的长安迁到了开封，之后到了南宋时又迁至杭州，
    周围都是敌对国家（西夏、回鹘等），丝绸之路上的陆路贸易变得愈加困难，甚至一度被西夏阻断，海路变得越发重要。
    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
    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之为大食yi国（实即波斯语Tajik之音译）。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在穆罕默德领导下创立了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到八世纪中叶，疆域东起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南至撒哈拉，北迄高加索山，形成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封建大帝国。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原在麦加-麦地那，倭马亚王朝时移至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时又迁至巴格达。八至九世纪为极盛时期，商人足迹遍及世界广大地区，在继承发展古代文明、沟通东西方文化上作出了重要贡献。1258年，蒙古人入侵，阿拉伯帝国灭亡，被并入蒙古帝国。

    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 东西两方的变化，加之中间地带阿拉伯帝国的衰弱以及黄巢起义对穆斯林商人的影响，海路开始慢慢取代陆路成为交流的主要通道，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的一条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ute） 。从前穆斯林时代公元900年到穆斯林时代的1500年，航海变得意义非凡。
    宋以前的商人们就可以花几十天时间从泉州和广州到达马六甲：这条航线以徐闻、合浦为起点，沿着海岸前行穿过马来半岛，到达黄支（印度东海岸）。这条路线随后不断延伸，到宋代已经发展成一条漫长的远洋航线：商人们由泉州或者广州出发，穿过南海到达中南半岛，随后穿越马六甲海峡，再由此出发，到达包括印度、东非、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在内的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再经过分支商路，抵达北非和近东。

    宋朝港口城市的繁荣
    宋朝出现了一系列的港口城市，海上贸易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加快了这些城市建设的步伐，其中最著名的有杭州、明州（宁波）广州和泉州。
    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穿越南海（位于中国大陆南部与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之间的太平洋边缘海 ）、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从泉州到渤尼(今文莱航线的开通，与菲律宾群岛的一些古国开展交往才有可能。

    从此，远距离贸易从一个高价值小体积的昂贵商品（如宝香料来丝绸） 转变为较便宜大体积、重分量的商品，如瓷器可大量出口，社会人口受惠面积大大提升。瓷器因此成为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商品，所以这条路又被称之为“陶瓷之路”
    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中，除了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扩展、贸易路线更为便捷、技术条件更进步等以外，还有一点是应该要充分重视的，那就是在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在海外贸易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了，成为元朝和明清东亚经济贸易运行的基本形态。

    因此，公元900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被称为“前穆斯林时代”（900-1500是“穆斯林时代”）。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条件：
    1） 中国人海域知识的不断增加，对南海有东西洋航道的划分（西洋：沿东南亚大陆海岸线，经印度支那半岛一直西行的海域。东洋：从中国大陆穿越台湾海峡，经菲律宾、文莱、印尼群岛，到苏门答腊与西洋海域线相汇）。 2） 造船业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宋朝的船板技术发达（榫接、铁钉、桐油、尖底船、水密隔舱12/船、指南针）。宋代造船技术最有代表性的进步就是水密隔舱的出现。水密隔舱就是将船舱分割成若干相互密闭的部分，它增加了船只的抗沉能力和横向强度。
    3）罗盘技术：近海航行靠陆标。北宋海船已普遍配备指南针测定航向。于是，更多的远海航线得以开发。
    4）远航航线辨别技术：之前需在印度半岛西岸换成阿拉伯船只，否则难过印度洋西边的两处险滩。但是宋末元初
    开始直航波斯湾。
    从宋元到明朝，中国的远洋航行在南海和印度洋两大海域使用的导航技术是不同的。在熟悉的南海使用罗盘技术；在印度洋使用阿拉伯波斯人熟悉的天文导航（见郑和下西洋）。这也说明了中西文化在科学技术上的交流与应用。对中国来说这段时间是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对其的检验和总结便是之后到来的另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1405郑和下西洋！

    宋元两代（960-1368）航海技术的辉煌在明朝得以总结验证并发挥至极致，即郑和前后共7次下西洋（ 1405-1433 ），持续时间近30年之久。 但是1500年之后南海航行权就从中国人手中转到了欧洲人手里。（中西航海交易和交流续见“马可波罗游记”和“郑和下西洋”）

    蒙古帝国的兴衰与元朝的建立：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蒙古帝国是指于1206年由铁木真建立的蒙古族政权. 蒙古帝国（1206～1635），曾建立了地跨亚欧的空前规模的大帝国，陆路同波斯、阿拉伯、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比宋代更广。原来的中国西部边界完全出于开放状态，中原地区同中亚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世界联成一片。蒙古帝国瓦解后的一部分成为其孙忽必烈Kublai Khan的一个汗国,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这才是元朝，它是中国的疆域，但是不包括蒙古帝国其它汗国。但是由于其与其它汗国的密切关系，元朝凸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外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蒙古帝国是1206年由铁木真在蒙古草原建立的蒙古族政权： 13世纪初，整个高原自东向西，塔塔儿（鞑靼）、蒙古、克烈、乃蛮四大集团及北方的蔑儿乞集团五雄并存对峙。为争夺支配整个高原的最高权力，五大部落集团展开激烈厮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吉思汗阔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四处征战。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辽916——1125 金联合北宋灭辽 北宋960 ——1127 金灭北宋 西夏1038——1224 蒙古灭西夏 金1115——1234 蒙古灭金 南宋1127—1276 元灭南宋
    西辽(1131年~1211年是中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国家。由辽朝大将耶律大石在金朝灭辽后，于西北召集残部建立。

    蒙古帝国三次西征
    蒙古帝国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西征的影响：蒙古帝国三次西征，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把中国的发明，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罗盘等传到西亚及欧洲等国；同时亦将西方的天文、医学、历算等传入中国。由此可见，蒙古西征确实对中国史有极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的瓦解
    蒙古帝国分为 元+四大汗国
    元 = 中国现有疆土+蒙古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 窝阔台汗国 = 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 伊尔汗国 = 伊朗+伊拉克，
    钦察（金帐汗国 =乌克兰+波兰+匈牙利+俄罗斯 察合台汗国 = 吉尔吉斯斯坦


    四大汗国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四大汗国虽然先后都与蒙元帝国相分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他们彼此之间依然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驿站制度
    Standing -- Station 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
    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蒙元时期整个欧亚大陆交通无比通畅。形成近代以来唯一100年（1250-1350）的“前现代世界体系”。而中国正处于其中 的核心部位。以前须经多无数贸易中介才能够完成的贸易，现在2-3个贸易圈就可解决。这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吸收。

    元代的历史特点：
    文化多元。元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元朝统一后的有效管辖措施，使中国的疆域发展为历史上幅员最辽阔的时期。
    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以军人、商人、技术人员、传教士、蒙古人的侍者的身份迁入中原，构成色目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几大地改变了宋时迁入的穆斯林的人数、结构和分布区域（从沿海到内地），构成了回回人的主体”。景教也随之传入内地。虽然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一直存在，但是唐武宗灭佛时对其发展打击很大。
    元朝时对外贸易发达。大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每天不仅有大量商品涌入，而且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泉州是元朝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
    元代地跨亚欧，规模空前，西部完全开放，有利于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继续东传，“元时回回遍天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并逐渐华化，奏响交流乐章，凸显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辉映的时代特色。
    此外，元朝时陆路交通枢纽“丝绸之路”又一次得到蓬勃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两条丝路殊途同归：这时的罗马才知道南边的“支那China”和北边的“契丹Kitay”同为一个国家。东西交往的繁荣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 ，马可波罗也带着教皇的信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色目人
    色目人（「各色名目item之人」）即外国人，是元朝时中国西部民族的统称，也是元朝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一切非蒙古、汉人、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包括粟特人、吐蕃人等。传统的说法认为，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

    马可波罗来华与《马可波罗游记》
    东西交往的繁荣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 ，马可波罗也带着教皇的信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东西交往的繁荣，宗教信仰的宽松，使得欧洲人更渴望了解东方，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不断地来到亚洲及中国，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下来 ，马可波罗也带着教皇的信来到了中国，成为当时“色目人”的一分子，为中西文化交流奏响了新的乐章。

    元朝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 Marco Polo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元朝时来中国的一位意大利旅行家。1293年，马可·波罗一家从波斯启程回意大利，途径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由於他经常向人们提起那个繁荣强大的东方帝国，动辄以百万之巨的形容词来描述它的富足。



    《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
    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战争，热那亚舰队围攻威尼斯，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入狱。同狱小说家鲁恩蒂谦劝他把在东方的见闻写出。于是由他口述，鲁思蒂谦笔录，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最初的译名为《寰宇记》、《东方见闻录》。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II Milione（Marco Polo的家族名）； The Book of Wonder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马可·波罗游记》的主要内容 《马可·波罗游记》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 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
    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
    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
    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古亦作“步”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此书引起强烈的轰动，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即传遍欧洲，欧洲的知识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被视为“世界一大奇书”。 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被反复传抄，并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

    A Book of Wonder“世界一大奇书” 在本书中，马可·波罗不是以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身份，而是从一个游历者的视角记叙了他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威尼斯之间的沿途见闻，其中的重点是讲述当时正处于元朝的中国，给西方人描绘了一个天堂般富庶、美好的国度，一种迥异于西方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它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马可·波罗游记》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象征 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一个中西直接交流新时代的开始.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从此，中西
    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 《马可·波罗游记》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的历程，激励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这本书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大航海时代随即到来。

    《马可·波罗游记》传入中国 《马可·波罗游记》传入中国却是在成书五百多年以后。1874年，上海《申报》第264号上刊登了求知子的文章《询意国马君事》，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这本书。清朝末年，魏易、林纾合译《马可·波罗游记》，起先逐日刊登在《京报》上，1913年由北京正蒙书局出版，名为《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后来，中国又先后出版了5种中译本。今天，马可·波罗已是世界各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马可·波罗研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
    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 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漏记现象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争辩之一例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他本人有可能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 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
    有提到过。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马克波罗来过中国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然而《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至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至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傅汉思发现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

    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 很多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马可·波罗游记》 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 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大航海时期随即到来。

    郑和下西洋（1405-1433）
    郑和的国际声望：
    1998年，美国《地理》杂志评选一千年来，一百位对全世界影响、贡献最大的人物，中国仅有五人入选。他们分别是郑和、忽必烈、毛泽东、曹雪芹、朱熹、范宽。


    郑和身世：
    郑和是云南人，回族，本姓马名三保，俗称马三宝，生于云南昆阳州（昆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云南平定原元朝梁王的反抗势力，当时云南的回族人大多站在梁王一边，结果梁王失败，郑和作为回族幼童被明军俘虏。战事结束后，郑和成为燕王朱棣的太监。靖难之役中明朝建文年间发生的内战。建文元年 (1399,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叛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战争持续三年他多次立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他被赐名郑和。1405年，受命出使西洋。
    明成祖派郑和船队下西洋主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7次，持续时间近30年之久。这一大规模的活动是由明成祖朱棣发起和主持的。明成祖派郑和船队下西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由于朱元璋忽视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实行海禁，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国家的关系逐渐削弱，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明成祖夺取皇位后想重新树立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
    明成祖也可能让郑和顺便探访明惠帝的下落，但这不是主要目的，而且这一目的只有郑和等少数领导成员掌握。 开展官方的海外贸易，换回海外的各种珍奇物品，满足包括明成祖本人在内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需要。 在一切准备周全以后，1405年7月11日，在郑和的统领下，这支载有官校、旗军、水手等27670人，由317艘船组成的、如海上城市般的巨大船队浩浩荡荡地向南驶去，人们称之为“宝船”。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只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的一支舰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只有和平和友善，彰显了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强而不欺，威而不霸的气度与底蕴。

    郑和一下西洋：在古里立碑纪念
    永乐三年（1405年）夏，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今浏河镇）出发，行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待风。同年冬天乘北风从太平港出发，经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南巫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郑和还在苏门答腊派出分船队赴榜葛剌（今孟加拉国）、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 郑和一下西洋曾在古里立碑纪念，碑文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永乐五年（1407年）秋，郑和船队回到南京。随船队来华的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朝贡使臣。 郑和二、三下西洋：对满剌加王国国王进行了册封仪式
    二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年）冬，郑和船队再下西洋。这次到达的地方主要有：占城、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山、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的柯钦）、古里等国。
    三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秋，郑和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这次到达的地方主要有：占城、暹罗（xiān luó, 今泰国）、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在锡兰山船队分为两支，一支前往加异勒、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等地，另一支由郑和本人率领，访问了柯枝、古里等地。在这次访问中，郑和代表明朝政府。郑和船队于永乐九年(1411年）夏返回南京。 四下西洋得“麒麟”：
    前三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主要到达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明成祖认为“远者犹未宾服”。永乐十年（1412年）派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当年冬天，郑和船队启程。这次郑和船队在东南亚除了访问前三次去过的那些国家以外，还访问了急兰丹（今马来西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彭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彭亨河口的北干一带）等地。到达古里后，船队向西北顺风行25天，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的霍尔木兹）。郑和向忽鲁谟斯王颁赐了锦缎、彩帛等物品。忽鲁谟斯王立即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到达北京。 这次郑和船队还访问了溜山、阿丹（今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也门的亚丁）、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船队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夏回到中国。 郑和这次访问麻林国（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以后，该国于永乐十三年遣使来中国进贡非洲的特产动物“麒麟”，明成祖曾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 五下西洋：赐封柯枝国国王
    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郑和船队启程出发。这次的路线与第四次下西洋的路线基本相同。船队访问了占
    城、爪哇、彭亨（Pahang是马来半岛上面积最大的一州 ）、满剌加、旧港、苏门答剌、南巫里、忽鲁谟斯、阿丹，以及东非沿海一些地方。永乐十七年（1419年）夏，船队回到中国。
    柯枝国(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西南岸柯钦（Cochin）一带。为东西方交通重要港口所在 的国王曾于永乐九年（1411年）到中国来朝贡，后来该国又两次遣使来访，要求明朝赐封国王并封其国中之山。这次出使，明成祖命郑和带印诰前往该国赐封，并撰写碑文，命树碑于山上。碑文中说：“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 六下西洋：送16国使臣回国
    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郑和奉命送忽鲁谟斯(Hormuz，在今伊朗东南 等16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及其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阿丹、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勒异、锡兰山、榜葛剌、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今印度科摩林角一带）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夏回到中国。 七下西洋：
    明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船队启程最后一次下西洋。出发前，郑和修缮了刘家港的天妃宫，郑和亲自撰写了通番事迹的碑文，树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石碑。
    郑和船队到达福建长乐以后，修缮了长乐的天妃宫，并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这次下西洋郑和船队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等地，郑和也去麦加朝圣，了却了心愿。宣德八年（1433年），船队回到中国，但是郑和在这次下西洋时于宣德八年在古里逝世。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 梁启超
    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六十多年后，一支由四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
    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时，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泽科德竖立了一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
    郑和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对宋元以来航海知识和技术的完美检验与总结，但却是一个谢幕式，航海壮举成绝响。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了近200年。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新航路的开辟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郑和下西洋命运的背后更是隐含了中国历史命运兴衰的征兆。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欧洲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郑和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的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2.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交流和友谊。郑和七次下西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郑和的随行人员费信写的《星槎胜览》，马欢写的《瀛涯胜览》，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等书，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情况作了翔实的记载，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经济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郑和船队带往海外的商品数量巨大，所以郑和每次下西洋对中国的造船业、丝织业、陶瓷业都是一次重要的促进。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和下西洋后，明朝有许多人到南洋（即今东南亚）去做工和经商，促进了南洋的开发。

    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 —东西两半球文明的交汇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的航海家进行了多次远航，开辟了大航海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发现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地方，这个过程称为“地理大发现”。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参与新航路的开辟与对远东的贸易。
    这一个划时代事件使世界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整体的世界产生了整体的市场，进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文明的交汇，是东西文化的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亚海上贸易的旧航道：
    15世纪以前东西方之间有两条海陆并用的贸易通道：一条先由海路到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一带；另一条从海路进红海，再穿越苏伊士地峡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
    这两条商路最后都汇聚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东方商品一般首先运抵此地，然后转运欧洲。

    欧洲开辟新航道的政治形势：
    欧洲处于民主国家成型时期，有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史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在宗教信仰中在经历宗教改革；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在经历启蒙主义运动；在政治制度上追求开明君主专政，新网将权力从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统一的开明君主手中。

    地理大发现的动因：
    1. 到东方寻找贸易机遇和黄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导致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货币作为普遍交换的手段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和社会财富的主要象征。当时西欧市场货币短缺，需求量增加。
    《马可波罗游记》把东方描绘为“香料盈野，黄金遍地”。刺激起欧洲人急于前往东方寻找黄金的欲望。亚洲一直是欧洲许多贵重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如丝、棉织品、地毯、珠宝、瓷器和优质钢、糖和药材，尤其是胡椒、肉桂、丁香、生姜、肉豆蔻等香料。这些商品在当时都比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在欧洲市场上价格昂贵。因此，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欧洲国家都希望到东方寻找贸易机遇。
    2. 西欧商人渴望摆脱控制找到一条直通东方的航路：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的南路基本上都在意大利和阿拉伯商人垄断之下。14世纪之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近东地区战争连年不断。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士坦布尔），土耳其人不仅控制了地中海的商业通道，致使西欧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们在海上大肆劫掠，致使北路交通基本断绝。东西方贸易造成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欧洲上层社会用高价大批购买东方奢侈品，由此导致贵金属大量外流。为了解决价格危机，摆脱控制，非地中海沿岸的西欧国家组织了多次探险，希望找寻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3. 传播基督教的精神动力：宗教革命导致天主教的力量和威信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衰弱。为了对此作出弥补，教会急于在更广大的范围传播基督教。基督教自认为是一种世界性宗教，为了普及基督教，甚至可以动用武力。这种好战的传教精神驱使他们多次发动十字军东浸。传教士们希望其他非天主教徒皈依天主教，从而把基督教扩展到世界上更广大的地区。
    4. 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随着西欧前期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经济日趋衰败，宫廷开支的上升和官僚体系的膨胀，导致各国在财政上出现困境。许多贵族领主为了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矛盾，也都热中于从事对外军事冒险活动。
    这一时期，西欧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加强，为开辟新航路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条件，所以开辟新航路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支持下的航海活动。
    开辟新航道促成了国王权利保护下，冒险商人的垄断性中介贸易，亦与海盗行为相关联，有亦商亦盗的特点。航海人员由商人、军人、传教士组成。 5. 具备了科学技术的条件：15世纪造船术有很大进步，一种可以升起多张帆的三桅新型海船代替了旧式三角帆船，这种新型海船具有船舱宽、速度快、安全性能好等特点，操纵灵活，可以逆风行驶，威航船提供动力。
    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应用于航海事业，航行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地圆说的日益流行，使许多人坚信从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东方，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就将中国和印度画在大西洋对岸。

    大航海时代的杰出代表：
    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
    1486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带领三支小船，沿西非海岸继续南航。途中遭遇风暴，船只失去控制，十余天不见陆地。当风暴平息后，他们把船头调头东驶，但未能找到陆地，便往北航行，不知不觉中绕过了好望角。1487年2月，他们终于到达了南非的莫塞尔湾。归航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岬角 “好望角”。
    绕过好望角被称为“欧洲航海革命” European Maritime Revolution 。这次革命最重要的是对大西洋和印度洋海风规律的发现。


    达·伽马沿迪亚士开辟的航路南行到达好望角，首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到东方的航行：
    当时绕道非洲南端通往东方的航路实际上已经打通。1497年7月8日，富有航海经验的大贵族达·伽马率四艘帆船共170人从里斯本出发，沿迪亚士开辟的航路南行，11月到达好望角。接着沿非洲东岸北航，于次年3月到达莫桑比克港，4月驶抵肯尼亚港口马林迪，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马林迪素丹派人为他们做向导，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东海岸的卡利库特Calicut（在中国古籍中称为古里（郑和下西洋），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从而正式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新航路。
    1499年9月，达·伽马的船队满载香料、丝绸和宝石等东方商品返回里斯本，所获利润为航行费用的60倍。在这次航行过程中，有近2/3的船员丧失了生命。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新的、直接的海上通道，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人的黄金梦，揭开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殖民扩张的序幕。 意大利人克利斯托夫·哥伦布（1451—1506）发现”了美洲： 当葡萄牙人尚在非洲西部海域探航时，西班牙人则朝另一方面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结果意大利热那亚的水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哥伦布相信地圆学说，醉心于远航探险活动。在15世纪晚期他就制定了一个从西欧出发、前往中国、日本及印度的计划。哥伦布的航行得到卡斯提尔的伊萨伯拉女王的支持。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共87名水手，从西班牙的帕洛斯出发，首次横渡大西洋。三个月以后，他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靠岸。后又航抵古巴、海地等岛屿。哥伦布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他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救世主”。他把遇见的土著居民叫做印第安人。从1493年到1504年，哥伦布又三次出航，踏上了美洲大陆。由于哥伦布没能在美洲找到大量的黄金和财富，后来失去了西班牙国王的信任，1506年郁郁去世。
    与哥伦布同时代的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 1499年至1504年多次考察了南美洲海岸，写下了《新大陆》一书，指出那里不是亚洲，而是一个“新世界”，一处“新大陆”。后来地理学家由此将它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
    1519年麦哲伦起航远征东南亚，历时三年的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
    1519年9月，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起航远征东南亚盛产香料的摹鹿加（今马鲁古）群岛。他率领着五艘帆船和265名乘员组成的远征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外港圣卢卡尔出发西航，次年3月横渡大西洋后抵达南美的阿根廷，10月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亚洲菲律宾群岛。
    麦哲伦企图利用土著部落之间的冲突征服该地，因而被杀。幸存者150人分乘两艘帆船，在摩鹿加群岛换得一批香料后横穿印度洋南部直航好望角，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生还者仅18人。这次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航行。麦哲伦历时三年的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1642年荷兰人塔斯曼航抵大洋洲：
    16-17世纪，英国和荷兰等国政府也先后支持航海家参与开辟新航路的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642-1643年荷兰人塔斯曼航抵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这些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成果，实际上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形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为东西方的交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印度洋（南海）中西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体现和考据：
    随着新航道的开辟，在印度洋沿海出现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活动，参加贸易的人群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交流所用的的族际交流语lingua franca：
    — 16世纪以前是波斯语；—16-18世纪葡萄牙语；—18世纪后变为英语

    16-18世纪先后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并进入南海东亚贸易圈的国家：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
    葡萄牙：由于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地中海进出大西洋的咽喉要地，商业比较发达，是欧洲最早完成民族统一的国家，王权不断地增强，这就为葡萄牙谋求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1509年葡萄牙打败埃及舰队，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控制了远东与欧洲的贸易：1560-1580年欧洲进口的香料和胡椒等一半以上是通过葡萄牙，由于其海上帝国霸权，葡萄牙语在16-18世纪成为当时的lingua franca. 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美洲，揭开了西班牙殖民者远征美洲的序幕。“无敌舰队” 西班牙采用哥伦布路线，横渡大西洋，然后再绕过墨西哥，穿越太平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远东殖民点。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人首先将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征服中南美洲广大地区。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已占据了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地，在中南美洲地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帝国，土地面积相当于西班牙本土的20倍。 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
    “海上马车夫”——荷兰绕过了非洲海岸,横穿印度洋, 尽量避开葡萄牙人的视线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达苏门答腊，之后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立了殖民点。在印度建立沿海殖民据点，在美洲占领新尼德兰殖民地，在亚洲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和锡兰，侵入印度尼西亚，1621占领中国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在1652到1674间三次英荷战争后,逐步走向衰落,其世界霸主地位被英国取代。英国几乎与荷兰同时在远东建立东印度公司。18世纪中期，英国最终确立世界殖民霸权，自称“日不落帝国”。18世纪后印度洋的族际交流语lingua franca变为英语。
    17世纪末是法国。法国人在东方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迟到一步。他们在东方贸易上不是荷兰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的对手，乃以传教为手段，向远东渗透势力。
    18世纪：瑞典、丹麦，后期是美国。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其主要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商路贸易中心的转移及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地理大发现扩大了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范围，改变了东西半球及其局部地区彼此隔绝、不相往来的状况，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如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以前所没有的新商品，如烟草、咖啡、可可和茶叶等。以往欧洲人很少食用的大米和蔗糖，输入量大大增加了。来自东方的产品——香料更是大量涌入欧洲国家。香料由供贵族富豪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变为普通人消费的大众化商品。传统的商品交易量也较以前大为增加。
    东西两半球各种文明的汇合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者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近代几个世纪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开始了欧洲对世界征服和侵略的历史。
    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也发生了转移。欧亚、欧美新航路辟通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位于地中海海域的正中心的意大利商业城市丧失了独占东方贸易的地位，陷入衰落。位于大西洋沿岸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葡萄牙的里斯本等成为16世纪新的贸易中心。进入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繁荣起来。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直接促使了资本势力的增长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
    马克思所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东印度公司：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内外贸易，英、法、荷等国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中世纪商人公会的新型贸易公司，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
    这种贸易公司由国家给予种种特权，有的甚至可以自行铸币、拥有武器、对外宣战和缔结条约。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掠夺，对西欧资本原始积累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被纳入国际贸易圈：货币制度变革
    1）中西交换的商品：印度的棉织品、金属工艺品、宝石、胡椒（印度西海岸）；斯里兰卡的肉桂；印尼苏拉威岛东面的“香料群岛”的各种香料，如肉豆蔻、丁香；中国的瓷器、茶、丝、饲料。西方的毛织品、贵金属（金银）。 2）大三角贸易：欧洲-墨西哥（银矿）-中国。西班牙把白银运到马尼拉，与中国交换商品。从1550-1800的250年间，原本自给自足的中国被拖入国际贸易体系中间，对外贸易的最大特点是白银入超（250年高达1.4亿万）。 3）中国的货币价值尺度改为银本位（历史上是铜-元代银铜双本位-铜-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张居正改革于 1581年推广到全国：赋税一律征银。一个贫银的国家却用白银作为流通和储蓄的手段，这就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出现了洋瓷（仿中国瓷）。


    1800年开始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形势完全改变：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牢牢掌握了海上霸权。
    将原来需要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种植到亚洲的殖民地（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 、斯里兰卡），运用中国原产地茶叶成分逐步减少的方法改变英国国民的口味，进口茶叶大减。 出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明、清（1368-1911）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从宋、元（960-1368）到明、清：
    12世纪以前中西间交往基本限于间接，直到蒙古人西征并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时代，中西交往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畅通，西方商人与教士才络绎于途，形成了东西方直接接触的局面。期间，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成为古代欧洲与中国交往的标志性事件。可是，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中西间的陆路交通再次受阻，交往也基本中断了。
    繁荣于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的贸易之路，而且是各国灿烂文化的交流传播之路。
    到了明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环球贸易航线，中西文化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更直接的和更具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后，随着15世纪末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这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

    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5世纪末至16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的复苏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频频经由海路造访中国，其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氛围，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又一次高潮，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次交流中 ,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The Society of Jesus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中学西传”vs.西学东渐
    中学西传：我国的科技和宗教文化思想传播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学东渐：新航路开辟后，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他们为实现顺利传教的目的，宣传西方文化知识，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

    Why these missionaries? 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这些传教士在明朝以利玛窦最为著名.清朝有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汤若望、理雅各、南怀仁等。
    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大都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如利玛窦被称为“西儒”,艾儒略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此外,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罗雅各、穆尼阁及南怀仁等,均显示出在科技、语言及人际交往等方面杰出的才华。 “西学东渐” vs. “东学西进”
    Why these missionaries? 耶稣会士凭借深厚的学识、良好的素养以及非凡的创造精神，克服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他们通过将天主教与儒家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附会而赢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承认，又通过对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定容忍而免除了自己被视为中国社会秩序及法律的反对者与破坏者的危险。
    徐光启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定。于是，在当时那个对外国人防范多于欢迎的中国社会中，他们成为唯一获得官方许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以及他们主动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使他们在中国赢得了比其他宗教修会大得多的传教成果和势力范围，他们不仅是向欧洲全面和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充当着晚明前清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 西学东渐
    这些传教士们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书,仅就数量较大的三次已颇为令人感叹:1620年,金尼阁来华,随身携带有教皇保罗所赠图书7000多部;1651年,汤若望赴华时,携带有个人藏书3000多卷;1687年,白晋、张诚来华时带来图书30
    余箱;这些图书大都是科技图书。明末清初由耶稣会士们肇始,出现了西书中译的热潮。”

    明朝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利玛窦
    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明万历年间旅居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取汉文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早期耶稣会传教原则
    1. 在顺应本土习俗的基础上传教
    “文化适应”政策是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西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
    利玛窦是 “文化适应”政策的亲身实践者和开拓者。利玛窦初到中国，效仿佛家僧侣削发剃须，穿僧服。他还将教堂题名为“仙花寺”，中堂题“西来净土”四字。但渐渐地利玛窦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中国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学问，而且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成为社会上层。随后利玛窦换去僧服，改着儒服，积极与中国儒士相交往。
    他采取灵活传教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宗教采取排佛补儒的策略；尊重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的礼仪，加以宽容；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如礼拜形式、星期天和对女教徒的特殊对待，等等。
    利玛窦能熟练地读写汉语，通读了孔夫子的四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携来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学成果；宣讲的宗教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着具体内容和较系统体系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开始的。

    2. 间接福传法（科学传教）
    元语言：一个世界、一个语言、一个神。保持一的梦想，在差异中理解、解释、感受一。能将一切差异归化、还原成一的只有科学的原理：几何。因此，科学传教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与神的学说融为一体。 从内容上看，利玛窦的著作最重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 1. 《坤舆万国全图》：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代表了16世纪欧洲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2. 《天主实义》： 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 3. 《几何原本》：和中国学者徐光启根据德国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欧几里得原本》(15卷合译 ，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4. 《畸人十篇》
    内容全部是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及评论，共十篇。深入浅出地探讨各种天主教信仰问题，通俗易懂，影响很大。
    5. 《利玛窦中国札记》（zhá jì diary）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让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
    1.利玛窦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还第一个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
    2. 他第一个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并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3.传播中、西方科技地理知识与文化。利玛窦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利玛窦堪称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3. 上层传教：
    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除传播宗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 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它们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
    4. 向中国的价值观开放：
    附会，拉近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学思想的距离。那种没有颜色看不见的“夷”、那种听不到的“希”，那种摸不得的“微”.这三者不可说清楚，所以混为一体就是“道”。利玛窦：“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华Jehovah
    名词的翻译：拉丁文 Dieus 是天主教的上帝。中国上古文献，殷朝记载有“上帝”，含 1） “天帝” 2）“祖先神” （凡人与天帝间的中介）上帝、天、佛爷、神；Heaven, God, god, Spirit 礼仪之争： 1705罗马教廷下令，要求康熙皇帝禁止基督徒祭孔与祭祖。
    “礼仪之争”： 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时，围绕传统礼仪祭祀和关于天主的名称与内涵等问题的争论（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狭义而言,这是指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引发的争论，围绕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和关于天主的名称与内涵等问题的争论。包含两方面：1. 关于上帝的译名之争（Term Issue）；2.关于尊孔祭祖。 1.译名之争：天主教的“天主”，在拉丁文里称为“deus”。在研读了中国典籍之后，耶稣会（Jesuit, or Society of Jesus）利马窦（Mateo Ricci）认为可以用“天主”、“上帝”和“天”三个名称来称呼天主，它们既符合天主的含义，也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2. 尊孔祭祖。利马窦等耶稣会士认为，尊孔祭祖是中国最传统的礼仪之一，是中国人表达对先哲的景仰和对死去亲人的怀念。所以，应当尊重中国人的这种信仰和礼仪，而不应该加以限制或谴责。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尊孔祭祖的活动不算是有“罪”。他们允许教徒到孔庙参加祭祀，允许教徒在家中供奉先人的牌位并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
    但在天主教内部，一些教派对耶稣会的这种宽容态度表示不满。争斗断断续续持续多年。
    耶稣会士的活动几乎从头至尾被笼罩在“礼仪之争”的阴影中。耶稣会士兼任“礼仪之争”和中学西传的主角，他们的思想倾向与利益考虑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设计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因而从源头上影响到了欧洲对中国的理解。耶稣会士的言论却又大多沾染了“礼仪之争”的偏见。欧洲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被扭曲的基础上开始认识中国的，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宗教，还是中国的道德、制度。

    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在为他们带来莫大荣耀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段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交往也不得不深深烙刻下“礼仪之争”的痕迹。
    这主要体现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是理想化的，甚至有被拔高的成分。随着“礼仪之争”被禁，到1775年北京的耶稣会奉命解散时，此次中西文化的直面接触已然了结。1793年10月，在华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钱德明去世，由此象征性地落下了这场以耶稣会士为主导的中西文化交往的帷幕。
    1705罗马教廷下令不允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1710年教皇的使者死去；康熙的回应（驱逐vs.印票）；雍正与乾隆的回应：禁教、镇压传教士；1773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士；1789法国革命，断绝了法国皇室魏传教士提供的经费；1807马礼逊到中国– 新教在中国民众中的下层传教开始。 中学西进
    来华耶稣会士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入了欧洲的方式有三:
    1）耶稣会士将中国书籍带回欧洲。如1615年,卫匡国会士返回欧洲时,将其在中国八年时间里所搜集的中国书籍带回了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带回中国书籍400多册。 1694年,白晋回法国时,将其带回的300多卷中国书籍赠给了法国路易十四。马著瑟会士将在华收集的书籍几千卷寄回了法国,现藏于法国傅尔蒙皇家文库。
    2）耶稣会士们将中文翻译成拉丁文。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方卫济等来华后,研习中文,然后致力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相继被译成拉丁文,使得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传播开来了。
    耶稣会士介绍、翻译的这些中国典籍对欧洲人中国观的形成也很重要。学习儒家经典始终是耶稣会士来华后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更是需要频频引用这些经典。 这种介绍与翻译是开拓性的，开始以先秦汉儒学为主，后来扩展到宋明理学，甚至旁及道家和诸子。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 从1645年至1742年，经耶稣会士介绍、翻译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华文化的书目达262部之多。这些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翻译者的预期，成为欧洲人接触并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历史的重要依据。
    3）是耶稣会士撰写有关介绍中国概况的著作。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便是这批著作中的代表作。该书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欧洲人通过亲身经历向欧洲介绍中国古代的名作,但后者传播的是物质文明,前者传达室播的是精神文明。欧洲人触摸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则始于《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是中学西传的一个转折。 研究中国的专著中著名的还有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又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等。
    在16世纪末，依据传统，进驻中国的耶稣会成员要报告其传播福音之地的人情风俗和地理情况，因此，耶稣会士定期向罗马教廷上交详细描述其活动的报告便成为一种制度。

    这些报告依据惯例被定期编辑出版，《耶稣会士书简集》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集这些报告于大成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向欧洲普及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休谟等人都深受其影响。甚至身在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也参考这本书进行写作，可见其影响之大。 So, 双向交流：
    一方面 ,耶稣会士们为了传教的需要 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 ,使中国知识界对 “西学” 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 ,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 ,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 ,使欧洲出现了 “中国热” 。
    传教士利玛窦等通过这些著作把中国儒家思想传播向西方，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图影。 传教士们不仅系统表达了东西方政权在权利及高贵上的某种相似之处，还描述了中国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对它进行了考察。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效仿。 此外，传教士们还介绍了中国对公德的极度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是不教“纯粹的”科学的，而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
    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道德不仅超过了科学，而且也优于宗教信仰。
    尽管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国儒学教育背景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且其论述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传教士们对中国儒学教育的介绍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西方提供了大量真正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发生“信仰危机”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存在。 随着中国陶瓷、纺织品、家俱深人欧洲社会的艺术领域 ,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审美情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西方室内设计、家俱、陶瓷、丝绸和园林设计中形成了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是指西方人在远东 ,特别是中国文物上寻求启迪和表现泉的艺术倾向 ，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 “中国式风格”(Chinoiserie 1650-1715：中国艺术冲击，大量仿制的中国艺术品流入欧洲市场，形成欧洲想象中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
    在耶稣会士们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入欧洲的同时,畅通的海道上不断扩大的中西贸易将中国的丝、瓷器、漆器、屏风、扇子、壁纸、家具、茶叶等大量传入了欧洲。东方情调、东方的想象让欧洲人着迷。
    德国学者利奇温在他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写道:“开始由于中国的陶瓷、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又经文字的鼓吹,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感情。商业和文学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到十八世纪前半叶,使中国在欧洲风尚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于是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股以中国趣味为时尚的热潮,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式风格”。 巴洛克风格 Barroco
    文艺复兴后自17世纪初直至18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欧洲的主要艺术风格。该词来源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再现了罗马古典艺术风格，有如下特点： 一、豪华。既有宗教特色又有享乐主义的色彩； 二、激情，非常强调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 三、极力强调运动，运动与变化是巴洛克的灵魂； 四、关注作品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五、具有综合性，强调艺术形式的综合手段，例如在建筑上重视建筑与雕刻、绘画的综合； 六、浓重的宗教色彩； 七、优雅与浪漫。
    洛可可风格Rococo=Barroco + Chinoiserie：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充满中国情调的Rococo风格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崇尚。 洛可可为法语rococo 的音译，源于法语 rocaille(贝壳工艺），以岩石和蚌壳装饰为其特色。洛可可是巴洛克风格与中国风格结合起来的、运用多个S线组合的一种华丽繁琐的艺术样式。 洛可可以崇尚中国文明,传播中国哲学,模仿中国艺术风格为特征的文化现象。 洛可可风格的总体特征是轻盈、华丽、精致、细腻。 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 在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说:“Rococo艺术风格是古代中国文化与欧洲时尚的契合。
    这种中国风格的狂热蔓延，在德国没有哪一个宫院建成时没有中国风格的房间。其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爱用蓝白色对比，不对称,不用传统透视画法，大面积的贴金涂漆。罗科科时代对中国的概念,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以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丝绸美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揭露了一个在温文尔雅的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之前, 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美景。 中国热社会时尚
    另外,模仿中国建筑修建佛塔、凉亭在当时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种社会时尚;在法国、英国、荷兰、瑞士等国家兴建的钟楼、石桥、假山,以及门窗和内部装饰,都受中国建筑的影响,许多社交场所,几乎都成为“中国式样”。欧
    洲的中心巴黎,设有“中国咖啡厅”、“中国舞场”、 “中国秋千”、“中国浴室”、“中国戏剧”等。
    欧洲的庭园盛行堆砌假山，建筑、家具、壁纸、陈设上面的装饰无不以模拟山水、卷纹花草为基本纹样。 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先是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赞赏,于1670年在凡尔塞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Trianon ,随后中国的园林建筑传入英国,与本来就重视自然天成而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壁的风格。 尔后,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在德国也流行开来,德国的许多皇家宫苑和庭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及中国式曲径假山,如有名的菠茨坦无忧宫(sanssouci 、卡尔斯鲁的雉园等。
    18世纪初,大量的中国瓷器通过中西贸易传回了欧洲,欧洲的日常用具便发生了革命,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颁布熔化宫廷金银器,用瓷器代替的命令后,一时上行下效,瓷器风行欧洲。特别是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粉彩”“斗彩”尤得欧人青睐。
    除大量进口外,欧人竭力仿制,先是意、荷、法烧制出软质瓷器,1709年在德国迈森烧制出第一窑中国式瓷器,此后,迈森就以出产精美瓷器闻名全欧。1768年,法国也烧制出第一批硬瓷,随着瓷器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画家,如印象派大师雷诺阿便是从绘画进入艺术殿堂的,为模仿中国瓷器,他必须一笔就将线条画好,不再涂改,这对锻炼他的绘画技巧帮助极大。
    景德镇陶瓷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陶瓷工艺品主要通过伊斯兰国家传入,对西方艺术发展只能间接产生影响。 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后，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逐渐打开市场，在法、德、英国家的上流社会受到赞赏和重视。中国陶瓷的代表景德镇陶瓷工艺细腻、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欧洲的艺术家深受其艺术陶冶。
    东方艺术具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者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虚幻的方式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强调通过自然完善来表达到美的境界。后者注重直观，要求艺术反映的内心世界，审美观建立在直觉上。东方的绘画艺术重视写意，西方绘画艺术强调写实。
    作为富有东方情趣的中国家具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同样令欧人着迷,1680年英国的家具商开始模仿中国的家具图案和色彩,打造中国式家具;著名的家具设计师齐彭得尔和海普尔华特设计、制作的橱、柜、椅子等,完全模仿中国式样,雕刻龙、塔、佛像、花草等图案,且用上等的福建髹漆。 中国茶在欧洲
    茶,最初是由16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的。1596年荷兰人到达爪哇并要那里建立了农产品转运中心。大约在1610年,荷兰人从中国运去的第一批茶叶到达了欧洲。从此,中国的茶叶文化开始影响欧洲。
    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荷兰。 茶叶传入荷兰之初,价格是很贵的,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会的时髦饮料,且茶叶与药品一同销售。
    半个多世纪后的1675年,中国的茶叶开始在荷兰的食品店里销售,此后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饮料,从而开始比较全面地影响荷兰人的生活,形成了饮早茶、午茶、晚茶的习惯,各种商业性茶室也在全荷兰兴起,有钱人则在自己的寓所里建造专门的茶室品茶,这犹如中国的佛家及明代的中国文人,喜爱在茶室中享受清静饮茶的乐趣。
    荷兰人的待客之道中融入了中国人以茶待客的礼仪,在荷兰也形成了颇有中国味的迎客、入座、敬茶、品茶、寒暄、辞别等待客步骤。妇女们组织了饮茶俱乐部,以茶会的形式聚会,很多妇女沉迷于这种茶会,170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上演的戏剧《茶迷贵妇人》正是这种风尚的生动写照。世界茶文化史上这种趣事也说明了中国的饮茶文化在17世纪就对欧洲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中国茶文化在英国：继荷兰之后 ,受中国茶文化影响最久远、 深刻、 广泛的是英国。在17世纪 30 年代 ,中国茶叶和饮茶习尚曾从荷兰传入了法、 德、 意、 英等国 ,但没有战胜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和得德国的啤酒 ,却战胜了英国的咖啡和可可 ,促使英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 中国茶文化在英国
    中国饮茶习尚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深刻则表现在饮茶成为英国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早在17世纪中期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妻子凯瑟林(Catherine 嫁给查尔斯二世时 ,把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传入了英国王室 ,茶会还成为了人们交往或招待友人的聚会 ,这也是饮茶传入英国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英国雷打不动的下午茶
    从上述可知 ,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精神文化传入了中国 ,对中国有一定影响。
    中国文化通过中西贸易和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曾风靡欧洲很长的一段时期 , 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 深刻和最长的影响。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
    ——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


    英国先后共有三次派出使团出访中国

    1787年，那时的航海条件还很落后，由于风暴和疾病的肆虐，使团被迫于中途返航。第二次就是以马戛尔尼勋爵为正使的著名访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使团顺利抵达中国并觐见乾隆皇帝。其所提请允许英国派遣贸易代表居住中国管理中英贸易等要求，为乾隆皇帝所拒绝。其后由于跪拜礼仪的矛盾，使团于9月初被遣回国。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到达中国的使团，是英王乔治三世第三次派遣出使中国的使团，以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清朝官方译为罗尔美都）为正使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之所以能维持“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过是因为统治者手腕高超，“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但最终“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马戛尔尼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18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那时英国人口不多，一年英国从中国进口不到六万吨茶叶，但要支付两千万两白银。无奈之下，英国只好对华多出毛纺织品，却受到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顽强抵制，英国对华贸易处于入超地位。英国一方面采取外交和武装恐吓；另一方面输出鸦片，谋取暴利，弥补逆差。

    据李伯祥等估算，19世纪30年代每年耗在鸦片消费上的白银达1175万多两。而1830—1838年八个年度的关税总收入也只1227万多两。

    道光十九年（1839年）, 54岁，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措施，收缴英国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
    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

    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即组织一批通晓外文的人材，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在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即使到后来被革职了，翻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他除了根据编译成的外国报刊汇编《澳门新闻纸》，分类整理为专题式的报导资料《澳门月报》外，还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整理成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

    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

    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的议论中国的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或译作《万国公法》；又摘译英国僧侣池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等书。
    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
    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

    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

    《南京条约》中要求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中国对英国出口茶叶的一年总值。

    洋务运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 （1861-1894年）
    又称自强运动，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 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 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对中国迈入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首领。

    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1865年11月6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客卿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反复说明，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外交等“洋务”不但有种种好处，还能“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

    1866年，英国外交官、发明了第一种汉语拼音法的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互派公使、兴办西学、西法练兵的必要。威妥玛还直言，今日之西洋诸国并非昔日之化外蛮夷，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纳西方文明成果，那么中国的前途必定多灾多难。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

    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开始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1879年，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1881年，先后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威海卫战役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外交
    在1861年3月11日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后来成为推动自强运动的主要机构。另为了应付对外通商事务，于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到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总理衙门的作用渐减，几乎所有外交事务都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处理。
    军事工业
    洋务派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
    开平煤矿（河北开平，李鸿章）、湖北织布局（湖北武昌，张之洞）、汉阳铁厂（湖北汉阳，张之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左宗棠）、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李鸿章）等，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教育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著名的翻译机构同文馆也于1862年建立于，广方言馆等...；翻译及出版西书，推广西学；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容闳负责选召收批留美幼童，并担任副监督。

    1871年，，“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学生年龄，定为12岁以上，15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同时制定了考试规则，应考及格，才能进入预科，再学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

    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

    分三批回国的留美学生，“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其中，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

    通讯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西方译著
    清光绪三年（1877年）和四年（187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了《西艺知新》 ，共32卷，英国诺格德原著，由英国人傅兰雅口译、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笔述。
    光绪十年（188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又出版了《西艺知新续刻》和《宝藏兴焉》。《宝藏兴焉》由费尔奔原著，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述。内容有介绍铁船针向、内科、西药、化学冶炼、金石、机械制造、航船制造等门类；《宝藏兴焉》内有熔炼钢铁、炼铜、矿金等门类。

    1894年6月，孙中山28岁，提出《上李鸿章书》，对洋务运动提出赞赏与批评并举。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qīn qīn 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ti听欢呼，闻风鼓舞”。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1895年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书，系统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

    甲午战争爆发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与日本 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 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 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
    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

    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几乎是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当李鸿章得知日本名门子弟甘愿去西方工厂作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时，颇为感动。他引用了《易经》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遗憾的是，尽管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但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却从未被最高统治者认真考虑过。

    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

    马礼逊及新教传教士入华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

    业绩一：翻译圣经，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完成。 业绩二：编纂字典，《华英字典》（又译为 《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 业绩三： 《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是马礼逊继《通用汉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学著作，马礼逊坦言是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非供人娱乐用的。该书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

    马礼逊的后继者
    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一：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 米怜是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位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他们同样是英国人，同样属于伦敦传道会。他于1813年来华。1819年米怜在马六甲发表取材于圣经故事的中文章回体白话小说《张远两朋相论》，此後此书在马六甲、新加坡、上海、宁波、香港、福州、汉口等地重印多达30次。他在1822年去世。 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二：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 马儒翰，马礼逊的长子，一般中国史籍上称为小马礼逊或秧马礼逊，出生于澳门。他在英国受短时期教育后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进修。自幼习汉文，对中国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习很是谙熟。十六岁时就在广州为英国商人作翻译。1832年编成《英华行名录》，1833年著《中国商务指南》。1834年马礼逊死后他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他除热心传教事务，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与传教士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合作完成了新的译本，但却以更多的精力参加英国侵华的政治活
    动。

    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三：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麦都思 自号墨海老人。1796年生于英国伦敦。他在伦敦学会了印刷技术。1816年被派往马六甲。他在马六甲学会马来语、汉语和多种中国方言，并帮助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在马来亚期间，除了发表各种中文和马来文的传教册子之外，他还专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838年麦都思在伦敦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一部将近600页的书《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深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明。

    马礼逊的后继者之四：理雅各(James Legge 1518-1897 1815年生于苏格兰一个富裕的布商家中。

    1839年被伦敦传道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 理雅各随着迁居香港薄扶林，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届校长。 1841年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1-1872年，相继出版《中国经书 （The Chinese Classics）》五卷一共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及《春秋左传》。 1876-1897年，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1879-1891年，相继出版《中国经典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六卷包括《书经》、《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 1885年，翻译出版《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 1888年，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翻译成英文。 1897年，在牛津逝世。

    理雅各主张“上帝”为God的对应观念
    传教士们在如何最恰当地将“God”和“Spirit”译成中文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他们在争论中形成了两大主要派别：
    一派赞成使用中文经典中的“上帝”或就是“帝”来表达“God”，用“神”来表达“Spirit”； 另一派则主张用“神”来表达“God”，用“灵”来表达“Spirit”。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究竟用哪一个词来作为“God”的译名。裨治文及其他美国传教士主张用“神”，而大部分英国传教士主张用“帝”或“上帝”。
    理雅各则以为，“神”一词多义，兼指精神与灵魂，不可用来翻译God或 god。中文里表达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概念的是“帝”、“上帝”或“大帝”。“上帝”之名，虽为五方上帝以及道教玉皇上帝、玄天上帝、元天上帝等偶像所僭用而流于多神崇拜，但可以为唯一真正之上帝(God耶和华夺同。首次加入译名之争的理雅各，对中国经书尚无深入研究，在文献佐证上完全依赖同一派系的麦都思 (WaiterMedhurst。他主张“上帝”为God的对应观念，但并不否认中国宗教为多神崇拜。
    理雅各阐述说，由于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实质上如同犹太-基督教的“God”一样反映了其与人类世界的关系，因此可以肯定地是，“中国人确实具有对真正的上帝的认知”。他继续理直气壮地补充道：“我很愉快地表示承认和接受中文典籍中的‘上帝’以及中国人民的‘上帝’就是至高无上、永远得享荣耀的上帝”。

    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五：梁发 （1789年-1855年）
    梁发是基督教的第一位中国传教士,也是第一个参加近代化中文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人。原名恭，字济南,小名“阿发”。1789年生于广东省肇庆府。 梁发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832年所写的《劝世良言》。它基本上是九本小册子合订一起。其中一部分是从圣经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的教训中选出来的；另外一部分讲述基督教的教义。梁发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从而使一般人容易理解。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就是最早从这本书接受到基督教的教义。

    19世纪 新教传教士的大规模入华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1830年从波士顿来到
    广州。他曾主编《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还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曾到澳门望厦村亲身参加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
    1847年以后，他移居上海，参加《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的裨治文译本（Bridgman’s Version）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又译郭实腊 。1803年出生于德国东部的波美拉尼亚。1826年，在荷兰传道会毕业。1831年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
    1843年，担任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
    林乐知生在美国乔治亚州（Georgia），1860年来华，到上海后不久美国爆发南北战争（1861-1865），经费断绝，于是另辟蹊径，“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末有片刻闲暇。”（傅兰雅） 1868年，他开始从事文字工作。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或 The Globe Magazine）。偏重于介绍“西学新知”，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欣赏。 1882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900年，监理会决定合并苏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1896年）和上海中西书院，扩建为东吴大学。校址苏州天赐庄。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东吴大学主楼命名为“林堂”。 1907年5月31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

    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傅兰雅
    被称为中国迷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 他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在洋务运动中单独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 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倡议建立“格致书院”，以作为研习和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场所。倡议得到了各方热烈支持。傅兰雅作为董事会董事参加了书院的创办。1875年（清光绪元年）他成功地创办了著名的格致书院。

    傅兰雅的工作意义非常重要。他的1876年2月9日（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科学译著《格致汇编》——我国第一部定期出版的科普刊物， 为封闭、落后的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的农村，属于大英浸信会。他在1870年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他在青州积极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从事赈灾活动，由此在山西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916年）。
    广学会1891-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 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原名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新政策》等20多种。 1901年，在庚子事变(1900，Boxing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就可以减少类似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辞世。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在很少传教士穿唐装时代已穿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十九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
    历史学者路得·塔克（Ruth Tucker）总结其一生：“从使徒保罗之后到十九世纪，没有一位传教士比戴德生在海外宣教有更广阔的视野、更系统性的计划。

    到了19世纪，虽然来华的欧洲人更多了，但他们的身份也更为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承担起当时耶稣会士团队那样的角色。在谈论19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时，只能就个体而言，不能就群体而论。

    严复——中国第一位现代思想家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1877年-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严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严复的主张——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来源于西方,有严谨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持，“民力”是基石,“民智”是资源,“民德”是保障。国民的道德水平、智力程度与体力现状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这是严复思想的核心所在。严复“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座丰碑。


    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深远。整整一代中国的知识界，包括胡适和毛泽东。

    严复的“误译”，把“伦理学”给丢了，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人从此就没有道德了，甚至也由“人”变成“狼”了。

    严复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子之后又一座里程碑。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是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如汉儒学和宋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创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二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严复是促使西方现代思想中国化,是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合理内核来诠释西方现代思想。严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思想家。）——王岗峰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他15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1954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正式发表前，中国在西方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著名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谈起中国的时候，他会说中国的文明是非常原始的文明，不是中心的文明。中国的文明仅限于丝绸、瓷器、茶这些原始的、非中心的东西。中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也经历了多次战争，国家变得四分五裂，非常贫困，这更让西方人觉得中国和世界中心的角色差得太远了。

    有了这本书，西方科学家开始关注中国，慢慢地也有很多西方普通人开始关注中国。书向西方证明了，中华文明实际上奠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并且在西方现代文明成功建立起来的过程中起到了中心角色作用。所以有更多的科学家和普通民众开始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也开始崇敬中国，甚至开始害怕中国。
    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1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2.“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主要原因是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3.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
    外部因素。
    4. 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



    免费下载 Word文档免费下载：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

    TOP热门搜索

    相关推荐：

    幼儿园父亲节方案

    • ￥29.8

      ￥45 每天只需1.0元
      1个月 推荐

    • ￥9.9

      ￥15
      1天

    • ￥59.8

      ￥90
      3个月

    选择支付方式

    • 微信付款
    会员须知 联系在线客服 登录账号
    郑重提醒：支付后，系统自动为您完成注册

    请使用微信扫码支付(元)

    订单号：
    支付后，系统自动为您完成注册
    遇到问题请联系 在线客服

    常用手机号：
    用于找回密码
    图片验证码：
    看不清？点击更换
    短信验证码：
    新密码：
     
    绑定后可用手机号登录
    请不要关闭本页面，支付完成后请点击【支付完成】按钮
    遇到问题请联系 在线客服

    侵权投诉  © 2013-2019 http://www.tcm999.cn   站点地图 |  手机版

    本站文档均来自互联网及网友上传分享，本站只负责收集和整理，有任何问题可通过上访投诉通道进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