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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2019年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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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一、前言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接触到新兴的文学类型――政治小说，“未来记”是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既满足了梁启超“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①的政治热情，又配合着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②之文学理念，成为其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一部工具。《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明显地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回头看》）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在文体上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但内中包涵有其“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③的政治热情，以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形式展现未来的中国发展图景的设想，虽然是未完稿，仍可一窥其时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二、《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连载于一九?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年一月的《新小说》（第一期至第三期）杂志上的政治小说，开篇即指出“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公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以六十年后的“新中国”为叙写对象，采用传统之章回体，共连载五个回目。④虽然是未完稿，但在仅有的五回中，
梁启超为我们简单勾勒了他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生活制度的想象，小说预言了六十年后“新中国”繁荣雄飞的景象：2062年⑤，值此中国维新成功五十年大祝典之际，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上海大博览会上，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开坛讲授“中国近六十年史”，详述新中国发展所历经的六个时代。小说四个回目的叙述仍停留在第一个时代――预备时代的开端。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的往复辩驳反映同时代下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不同政治呼声。（一）君主立宪制小说中舌战的两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生同里，少同学，长同游，壮同事”，李去病是黄克强父黄群的得意门生，两人一同游学英国，周游列国，积极寻求政治改革良策改造旧中国。黄克强君考察各国政治制度，钟情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追求“平和的自由”和“秩序的平等”，主张渐进式改良，在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主张藉助专制政体中的圣王与贤臣，“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缓慢推进制度改革，防止革命的流血牺牲，保障民权，让权于民。这种政治体制正是梁启超所追求和提倡的。在小说第二回中，梁启超借孔觉民之口道出新中国产生之基础――“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宪政党”）的创立，表现出了对为“新中国”奠定基础的“宪政党”的法律运作的支持，他把宪政党看作是建立“新中国”第一要素，“这宪政党为再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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