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考历年各省录取分数线比较与分析

  (2012-01-12 18:02:09)

转载▼

主要以时间序列来考察中央部属大学分省招生的公平性问题，本节主要考察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整体演变趋势，这也是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具体来说，依据分省招生的数量、基础教育的水平和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三个因素来揭示其演变的动因。首先，高考分数线的变化与招生名额的投放有很大关系，即在相同的条件下，招生数量越多，录取分数线就越低；其次，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该省生源的优劣程度，在同等条件下，基础教育水平越高，分数线也相应越高；最后，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招生数量的多寡，也会影响到分数线的变化，其中，高校的数量，特别是“211 工程”院校和“985”工程院校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科一批分数线的高低。本节主要选取这三个因素来反映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变化情况。
　　一、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变化趋势
　　高考建制之初，由于招生数在整体上多于高中毕业生数，所以录取分数线也较低，并且实行以大行政区为主的招生体制，所以当时的分数线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1958 年高考制度暂时中断，次年旋即恢复，并从此确立了分省录取制度，至此才出现了分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但因 20 世纪 60 年代强烈的**因素的干扰，高考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反复，科目改革频仍，且相关数据散佚难以获取。
　　故此，只研究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分数线的变化情况。笔者选取 1980 年、1991 年和 1999 年的三个时间点的分省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研究其基本的走势，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时间点，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1977 年到 1979 年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属于特殊时期，从 1980 年开始，各项教育事业和高考制度逐步趋于正常；

　　其二，1999 年除广东实行“3+X”改革和上海单独命题之外，其他省区均采用全国卷，分数易于比较，之后因“3+X”改革方案在全国推广，试卷纷繁多样而难以比较；其三，1991 年大致处于两者之间，且大多数省区采用全国卷，分数易于比较。故此，选取以上三个年份的数据。大体而言，三个时段的分数线基本能够反应各省分数线变化的趋势。

将 1977年至 1999 年的各省录取分数线整理如下

可以看出：1980 年的录取分数线只有本科和专科（没有列出）两条，理工类最高的为浙江（374），其次为江苏（364）、天津（360）、安徽（360）、湖北（356）、江西（355）、福建（354）、辽宁、上海和山东均为350，北京为 349，与最高的浙江只相差 25 分；最低的为青海（240）、西藏（260）、云南（265）和宁夏（270），其余省区均在 300 分以上。文史类最高的也是浙江（365）、其次为湖北（356）、安徽（340）、江苏（336）、福建（333）、山东（330）、黑龙江（330）、北京（329），最低的为青海（240）、西藏（240）、宁夏（250）、云南（255）。由此可见，恢复高考之初的 1980 年，各地分数线相差很小；分数最高的为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北京和天津的分数线也较高，而且与最高的浙江相差不大，天津的理科线甚至排名全国第三；文理分数线最低的均为青海、宁夏、西藏和云南等西部边远省区。

　　再来看 1991 年的高考分数线，该年除了上海（上海卷）、湖南、海南、云南（“三南”卷）和广东（标准分）之外，其他省区均为全国卷（原始分）。理工类重点线最高的为浙江和江苏，均为 547，其次为湖北（544）、安徽（539）、河南（533）、江西（532）、山东（531）、四川（531）；最低的为西藏（370）、青海（435）、云南（447）和贵州（471），北京和天津分别为 490 和 495，与西部的甘肃（497）和新疆（499）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仅比前面最低的四个省区和山西略高；文史类重点线最高的是湖南（499），其次为山东（497）、安徽（493）、浙江（491）、湖北（491）、河南（490），最低的依次为西藏（350）、青海（400）、1977 年至 1979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分别达到 573.1、610.2 和 468.4 万人，录取率也分别只有4.76％、6.58％和 5.87％，属于较为特殊的时期。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63 页.

　　云南（440）、山西（443）、贵州（447）和甘肃（448），北京的分数为 455，还低于新疆的 456，天津为460，也基本上处于后列。该年北京的理科录取线与最高分数线相差 57 分，文科录取线与最高分数线相差 44分。

从以上三年高考分数线的整体走势来看：

第一，全国各地的高考分数线呈现整体升高的趋势，这既与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有关系，也是随高考竞争的水涨船高而反映出文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第二，分数线一直较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湖北、安徽、山东和江西等，基本为中部或东部地区的省份，原来分数较低的河北、河南、山西等省份，近来分数线也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第三，三年中分数线一直较低的省区有西藏、青海、云南、甘肃和新疆等，这与其基础教育较为落后有很大关系；

第四，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录取分数线在恢复高考之初还是相对较高的，但整体走势是逐渐降低，近期甚至还低于西部的某些边远省区，与高考大省分数线的差距逐渐拉大。

这就是各省分数线变化的整体趋势。那么，各省高考分数线的整体走势为什么会呈现如此的特点？其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这是下面将要研究的问题。

　　二、招生数量与高考分数线的变化

　　毫无疑问，高考分数线的起伏变化是由教育内外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由于实行分省定额录取的制度，所以各省招生量的多寡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分数线的高低。当一个地区招生名额多、入学机会相对充裕时，高考分数线可能就会4221980 年，高考文理科总分均为 530 分，外语成绩按 30％记入总分；1991 年，文科总分为640，理科总分为 710；1999 年实行原始分的省份高考总分文理均为 600，实行标准分的省份高考总分文理均为900。1980年的高考总分参见谢青 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Z].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816 页.

　　随着入学机会的增多而降低，反之，则有可能升高。下面就以 1977－2002 年的各省本专科招生数423和高中毕业生数424的变化来考察各地入学机会的演变，并分析这一演变对分数线变化的影响。无疑，最为理想的指标是用本专科招生数和报考人数来反映入学机会对分数线的影响。但因历年的分省报考人数数据不易获取，故此，用高中毕业生数来替代报考人数。为了进一步明确用毕业生数代替高考报名人数的合理性，笔者选取了1999－2003 年的分省高中毕业生数和分省报考人数425，对两者做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76、0.976、0.983、0.985、0.993。可见，两个数据呈高度的正相关。虽然高中毕业生数与报考人数在早期会有较大差异，426但这对各省报考人数占全国的比例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笔者还用 1978 年至 2003 年各省本专科招生数和各省总人口数427做了一个入学机会指数变化的表格，428并与表 4-2-2 做了对比，发现虽然各省入学机会指数的具体数据有所不同，但整体演变的趋势却有相似之处。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用各省招生数和高中毕业生数所得的结果可以更好地解释入学机会对分数线的影响。因为用总人口这一指标既没有反映出适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省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以高中毕业生数为基准的入学机会指数来反映招生数量对高考分数线的影响。具体来说，分别求得各省招生量占全国的比例和各省高中毕业生数占全国的比例，用前者除以后者就得到入学机会指数。对于入学机会指数，基本的解释为：如果比值为1，说明该省入学机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大于 1 则说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受益者；小于 1 则说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判断为受损者。将 1978－2002 年的数据依照上面的公式制成表 4-2-2。

　　从表 4-2-2 中可以看出：第一、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和陕西 5 省市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大于 1，说明这些省市的入学机会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沪的分数线持续降低大致就是由充裕的入学机会所致。但北京在恢复高考之初到 80 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入学机会指数并不是很高，大致保持在 1.9 左右的水平，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北京分数线相对较高的原因。对此的解释是：北京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再加上“文革”后返乡的知识青年大量涌入北京使得高中毕业生数保持了较大规模，所以，当时北京的高考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其他省区的情况，这便是“文革”后北京分数线相对较高的原因。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恢复高考之初其入学机会指数就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最高的年份为 1982 年的 5.77，而在此之后的趋势则是持续降低。天津的入学机会则大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基本上在 2.0－2.6 之间。陕西和辽宁历年的入学机会指数也都保持了大于 1 的水平，其原因是人口相对较少而高等教育又比较发达。吉林、黑龙江、江苏和福建大部分时间也都保持了大于 1 的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基本属于持续的受益者。

　 第二、再来看高考分数线较高省份的情况，大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江苏和湖北为代表的入学机会多且分数线也高的省份，另一类是入学机会少而导致的分数线高的省份，如浙江、山东和江西等。先看第一类省份，江苏除了在恢复高考之初的几年中，入学机会指数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大致在 1－1.5 之间，湖北除了在1982 年之前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也都大于 1，这说明虽然这两个省的分数线很高，但其入学机会指数并非低于而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是省内高校众多且基础教育发达所致。笔者以为，与其说两省入学机会的充裕没有导致像北京那样高考分数线出现持续降低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两省发达的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他们赢得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再看第二类省份，从浙江和山东的情况来看，两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在大部分时间都小于 1，浙江基本上保持在 0.8左右的水平，山东则保持在 0.6－0.8 之间。较少的入学机会导致了这些省份较高的录取分数线，这基本符合我们的前提假设。将两类情况对比分析，高校数量的多少是导致入学机会多寡的重要原因，此原因在下文将做详细分析。

　　第三，再来看西部省区的情况。西藏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大于 1，说明其入学机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地处边远的青藏高原，西藏的基础教育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这也是分数线较低的重要原因。总之，对西藏的倾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原因和民族政策的考虑，是加强对边远地区**控制的有效手段；贵州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的入学机会指数在恢复高考之初还保持在大于 1 的水平，此后持续减小，最低达到 0.62，从1999 年开始又恢复到大于1 的水平；甘肃的入学机会指数一直都较低，基本保持在 0.55－0.85 左右的水平；而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情况则是初期入学机会指数较高，随时间推移入学机会指数持续降低。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三省区的指数基本都大于 1，到 2002 年其指数分别下降为0.55、0.60 和 0.81。可见，三省区落后的基础教育水平和较少的入学机会共同导致了较低的录取分数线。

　　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尽管各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变化的趋势各不相同，有的持续较高，有的持续降低，也有先降后升的情况。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程度表现出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趋势。1980年全国各省入学机会指数的标准差为 1.75，至 1986 年缩小到 0.77，之后再扩大 1993 年的0.94，此后这一数字不断缩小，2001 年达到最小值 0.4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和社会力量介入到高等教育办学活动中，各省区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各异，集中反映在招生领域便是计划内和计划外并存的双轨制。经济因素在高校招生领域的体现致使各地入学机会的差异增大。1999 年扩招之后，入学机会总量的扩大使各省录取率有了大幅提高，省际之间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开始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用数据是各省本专科招生的总数，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省入学机会的整体水平，但影响高考分数线（重点线）变化最为显著的因素则是重点批次的招生量，各省录取重点线的不断拉大并不能从总招生数的变化完全得以体现。因此，以高中毕业生数为基准的入学机会指数的演变，只能从宏观上描述各省整体入学机会的演变，对分数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同时，由于仅做全国整体入学机会的差异分析，也可能无形中缩小了个别省际之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因此，要想对高考分数线演变做更深入的分析，还需采用更精细的指标或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

 三、高等教育资源与高考分数线的变化

　　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招生量的多寡，从而影响到高考分数线的变化。由于历史遗留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原因，高等教育资源在东西部地区和省际之间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引入市场化机制以后，更加恶化了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域间的平等分布。

　　　首先来看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以1997 年为例，全国共有高校1020 所，中央部委属高校有345 所，其中 2/3（269 所）的学校集中分布在 1/3（12 个）的省份，另外 2/3 的省份只拥有 1/3 的部委属高校，贵州、西藏和青海三省区连1 所部委属院校都没有。自 1953 年确定重点大学的原则之后，许多高校都经历了升沉起伏的剧烈变迁，一会归属中央部委，一会划归地方。一般来讲，各部委通过划分学校的大区布局，直接调整中央部属院校招生指标的分配，促进了各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朝向均衡的方向发展。最典型的为农业部，其直接管理的七所重点农业大学，均匀地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均衡的布局较好地促进了全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对于其他大多数中央部委来说，情况却不尽如此。以原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为例，在其管辖的12 所理工大学中，10 所集中在东部，只有两所在西部。可见，部委属院校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与东部相比，西部不仅全国重点大学少，而且高等学校也少。在东部沿海10 个省份，平均每 1000 万人口拥有 22 所高校，而西部仅为 16 所。无论是每 1000万人口过去曾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还是如今的“211工程”大学数，东西部的差距都很大，西部 1 亿人口拥有的“211 工程”学校数不到 6 所，而东部 1 亿人口拥有 12 所之多。430以在校大学生数为指标进行对比，东西部之间的不均衡更为严重。1997 年，西北地区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8％，西南为10％，而华北 5 省区占 16％，华东 7 省市占 29％，中南占23％，东北占 13％。

　　与人口比例相比，存在着更为明显的差距。1997 年，西北地区人口数占全国的比例为 7.1％，西南地区占16％，即西部地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3％，而西部地区在校大学生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18％，两者相差 5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西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49％，而在校大学生数占全国的 58％，两者相差 9 个百分点。431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的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明显多于西部地区。

　　再从来看高等教育资源在省际之间的分布。以 1997 年为例（见表 4-2-3），

　　　全国共有高校 1020 所，北京最多为 65 所，其次为四川 64、辽宁 62、湖北 54、河南 50，最少的为西藏 4、宁夏 5、海南 5 和青海 6；从部委属的院校来看，也是北京最多为 53 所，其次江苏 30、四川 26、辽宁 26、上海 23、湖北 23，最少的为西部的贵州、西藏和青海均为 0 所；从校均学生数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3112 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和陕西，除后三个省市之外，其余的均为东部和中部高等教育较发达的省份；从生均固定资产额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 2.6444

　  无论是高校数、部委属高校数还是生均固定资产额，东部发达省份和西部边远省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各省之间的分布相当不均匀。毫无疑问，中央部委属高校比较集中的省份，分配到的招生指标自然较多，也就是当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充沛。以北京市为例，1999 年，该市高考计划招生 3.5 万多名，其中 1 万多名招生指标来自在京部属高等院校，6800多名来自外省院校。432从各省录取情况来看，中央部属院校大多是第一批录取的院校，所以部属院校数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点批次录取线的高低。由于各省第一批录取高校的名单并不完全一致，并且在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院校调整之后，许多部属高校也被调整或下放，因此要准确地统计第一批录取院校的招生情况相当困难。为了直观地描述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点高校分省招生的情况，仅对 2004 年“985 工程”院校的招生情况做一分析。从地理分布来看，34 所“985 工程”院校（一期工程）分布于 4 个直辖市、13 个省会城市和大连、青岛、厦门三个沿海城市。从表 4-2-4 中可以看到：从招生数来看，湖北、山东和广东分列前 3 位，其次为四川、江苏、湖南、辽宁、浙江，这些省份的招生数都在 7000 人以上，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 6305、4106 和 3569 人，招生量最少的为西藏、青海、宁夏；从报考数来看，最多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和江苏，其次为河北、广东、湖北、湖南，均为人口大省，最少的为西藏、青海和海南；用招生人数除以报名人数得到录取比例，上海位列第一，其比例为 6.86，其次为天津（6.18）、北京（5.05）、

　　重庆（4.95）、吉林（4.51）、辽宁（4.10）、青海（3.98）、湖北（3.60）、海南（3.59）、四川（3.36），这些省份除了青海和海南之外，其他省市均有“985”院校，而报考人数最多的山东（2.31）、河南（1.32）和江苏（2.41）分列第 18、30 和 17 位，西部地区除了青海因报考人数少而排名较为靠前之外，其余的西藏、甘肃、宁夏和新疆分列第 31、22、16、21 位，也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从考生数和录取数的比例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 个直辖市和吉林省受益最大，录取比例都排在前几位，这即是京津沪等地录取分数线持续降低的原因；中部的河北、河南、江西、安徽、山东等省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录取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最大的受损者，导致了其录取分数线一直居高不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河北、河南和江西省没有“985工程”院校，另外也与它们相对落后的基础教育水平有关；从浙江、湖南和湖北的情况来看，其录取水平基本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大致可以判断为受益者；从西部省区来看，除了青海因人口较少而录取率较高之外，其他省区的录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西部省区在竞争时因基础教育落后而处于不利状态，同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了其较少的入学机会。因此，“985 工程”院校在录取时带有较明显的地域倾向，没有很好地体现对西部倾斜的政策。总之，从“985 工程”高校录取的情况大致可以反映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和高考重点线之间的关系。但因缺乏更全面和连续的数据以进行历史比较，所以对高考重点分数线的演化是否由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持续不均匀造成的，似乎也难成定论。此问题留待后续研究。

　　四、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的类型划分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高考分数线主要由高等教育资源和基础教育水平所决定，当然还与人口因素、国家政策倾向和就业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下面结合高等教育资源和基础教育水平对各省区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做一大体分类，进一步明确导致各省分数线高低不一的主要原因，以寻求相应的改进对策。

　　以高考分数线的高低、高等教育资源的多寡和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两两组合，得到八种类型（见表 4-2-6）。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划分只是大致的区分，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以生均教育经费为主要参考指标，同时结合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先看第一种类型，代表省份是甘肃和贵州。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基础教育水平的低下共同导致了高考录取分数线低，这说明这两个省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要加大投入，并且也要注重投入的方式，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第二种类型，代表省区是西藏。由于地处边远山区，区内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但生均教育经费却很高，高考录取分数线很低。前文提到，西藏并非基础教育发达，而是因国家政策倾斜和人口较少共同导致了生均教育经费很高，这也说明要改变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光靠教育经费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第三种类型为分数线低、高等教育发达、基础教育水平低的情况，从目前来看基本没有此种类型；第四种类型，其代表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它们都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并且“211 工程”和“985 工程”院校也大都集中于此，基础教育水平更是高居全国前列。而分数线甚至比甘肃和贵州还低，这是最不公平的一种类型。可以考虑逐步减少对这些地区招生名额的投放；第五种类型为分数线较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而基础教育水平偏低的情况，代表省份是陕西。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陕西在历史上就因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都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并且“211 工程”和“985 工程”院校也大都集中于此，基础教育水平更是高居全国前列。而分数线甚至比甘肃和贵州还低，这是最不公平的一种类型。可以考虑逐步减少对这些地区招生名额的投放；第五种类型为分数线较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而基础教育水平偏低的情况，代表省份是陕西。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陕西在历史上就因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而在几次高等教育地理布局调整中受益很大，省内高校云集，但基础教育却因为地处

　　西部、难以有充足的教育经费保障而长期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但高考分数线却还是相对较高的。从长远来看，需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第六种类型的特征为“三高”，分数线高，基础教育水平高、高等教育发达，代表省份是江苏和湖北，从高等教育整体的入学机会来看两省基本上属于受益者，其分数线很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发达的基础教育水平所致。因为生源水平高，所以可以考虑向这些地区多投放招生名额；第七种类型为分数线高、基础教育发达而高等教育资源偏少的情况，代表省份是山东和浙江，438与上一类型不同的是两省高等教育的欠发达，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第八种类型为分数线高、基础教育不发达、高等教育也不发达，代表省份是河北、河南、江西和安徽等，基础教育的欠发达和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共同导致了高考分数线较高。因此这些地区是最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招生指标也可以适当多投放一些。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还有很多省去因各项指标难以直接判定而没有列入，但以上七种类型的划分已经基本覆盖了全国各省的基本情况。

　　通过本节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各省录取分数线从原来相差甚小到后来逐渐加大，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并非如想象得那样由全国各地入学机会的整体恶化造成的。考察各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迁，可以发现，尽管部分时间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空间上呈现出扩大的态势，但其相对差异却是趋向缩小，从第一节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部分确认。通过分析研究，笔者以为导致分数线越拉越大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随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和考试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考竞争也有水涨船高之势，对区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加上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试卷分值增大），使得高考录取分数线无形当中被拉大，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必然会遇到的一种现象；第二，颇受关注的高考重点录取分数线的变化，是否由重点批次高校对各地入学机会分配的持续恶化造成，似乎尚难定论。但90 年代后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将部委属院校大量下放加强了此类院校招生的地域化倾向，这对重点批高考分数线的变化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随各地适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变化，对重点高校的竞争也不断加剧，客观上对各省的录取分数线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高等教育的地理分布和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对高考分数线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各地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差异的不断扩大，对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考产生了应力集中的效应，也深刻地影响到分数线的起伏变易；第四，国家实行积极的赶超战略，鼓励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也会影响招生指标的投放，从而影响到分数线的变化。这便是对各省区高考录取分数线变迁所给出的可能解释。

　　1980-----1999年全国统一试卷  1980－1988 年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变化情况：

　　1980年：湖北文科357,全国第２，第１浙江365，河南327,河南与湖北差距30分; 湖北理科357,全国第６，第１浙江374，河南340,河南与湖北差距17分

　　1981年：湖北文科383,全国第3，第１江苏393，河南360,河南与湖北差距23分; 湖北理科408,全国第2，第１湖南412，河南390,河南与湖北差距18分

　　1982年：湖北文科409,全国第3，第１浙江410，河南385,河南与湖北差距24分; 湖北理科424,全国第2，第１江苏430，河南395,河南与湖北差距29分

　　1983年：湖北文科486,全国第1，河南无数据,河南与湖北差距?分; 湖北理科474,全国第4，第１浙江481，河南无数据,河南与湖北差距?分

　　1984年：湖北文科496,全国第1，河南468,河南与湖北差距28分; 湖北理科485,全国第1，河南458,河南与湖北差距27分<这一年湖北文理科全国最高分. >

　　1985年：湖北文科481,全国第2，江西484,全国第1,

　　河南469,河南与湖北差距12分; 湖北理科507,全国第2，江西510,全国第1, 河南489, 河南与湖北差距18分<江西老表不错, 文理科全国最高分,湖北文理科全国第2>

　　1986年：湖北文科505,全国第2，江苏506,全国第1, 河南495,河南与湖北差距10分; 湖北理科528,全国第2，浙江529,全国第1, 河南504, 河南与湖北差距28分<湖北文理科比全国第1只少1分>

　　1987年：湖北文科486,全国第?，江苏497,全国第1, 河南487,河南与湖北差距-1分; 湖北理科527,全国第1， 河南483, 河南与湖北差距39分<湖北理科全国第1, 比河南多39分; 湖北文科比河南只少1分>

　　1988年：湖北文科487,全国第?，江苏497,全国第1, 河南480,河南与湖北差距7分; 湖北理科527,全国第1， 河南497, 河南与湖北差距30分<湖北理科全国第1, 比河南多30分>

　　再来看 1999 年的高考分数线，该年上海单独命题，广东、广西、河南、福建、海南、山东、陕西使用标准分，其他省区均为全国卷且使用原始分，便于比较，但缺少西藏和宁夏的数据。理工类重点线最高的为湖北（566）、其次为江苏（546）、河北（546）、江西（542）、浙江（540）；最低的为青海（420）、云南（440）、北京（460）、新疆（470）。文史类重点线全国最高的为湖南（556）、其次为山西（545）、辽宁（545）、湖北（544）、江西（542）

　　1989---1998的数据缺乏,不过,可以从1988年和1999年的分数趋势看,湖北至少多次蝉联全国第一的分数.

　　次项数据是在河南人口比湖北多60%,考生人数远多于湖北,而且是高教大省,重点大学招生人数多的情况下的分数比较.综观20多年全国试卷时期的分数线, 一类是以江苏和湖北为代表的入学机会多且分数线也高的省份，另一类是入学机会少而导致的分数线高的省份，如浙江、山东和江西等。先看第一类省份，江苏除了在恢复高考之初的几年中，入学机会指数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大致在 1－1.5 之间，湖北除了在 1982 年之前小于 1 之外，其他年份也都大于 1，这说明虽然这两个省的分数线很高，但其入学机会指数并非低于而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是省内高校众多且基础教育发达所致。笔者以为，与其说两省入学机会的充裕没有导致像北京那样高考分数线出现持续降低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两省发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他们赢得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再看第二类省份，从浙江和山东的情况来看，两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在大部分时间都小于 1，浙江基本上保持在 0.8左右的水平，山东则保持在 0.6－0.8之间。较少的入学机会导致了这些省份较高的录取分数线，这基本符合我们的前提假设。将两类情况对比分析，高校数量的多少是导致入学机会多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