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少年故事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谱名庆同，青年时官名乾生，1879年生于安庆后营“一个小户人家”。父衍中，字象五（1848——1881年）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是个穷秀才，1881年在苏州教书时染上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时陈独秀只有两岁。母查氏，精明能干，疏财仗义，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陈独秀排行第四。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写道：“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陈独秀还写道：“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他童年时，是随祖父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其课程《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稍长则学《四书》、《五经》。这位祖父管教子孙是非常严厉的，人称“白胡子爷爷”。当邻里的孩子哭闹时，只要一说白胡子爷爷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对自己的童年是这样描述的：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到“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

“这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从这段述说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从小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他从《三字经》读到《左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对他以后做人做事都是非常有用的。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去世。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只好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了。孟吉是府学廪贡生，也是中过秀才的学士。以他的学识教陈独秀还是可以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每读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在那个年代，不学〈四书〉、〈五经〉，看不起八股文，简直就是背经逆道。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读书人的唯一正道就是走科举仕途，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有了功名才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陈家也不例外。

陈独秀的母亲总是用好言劝勉他：“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的一桩恨事！”一面母亲的严命，教习八股文革；一面弟弟看不起八股文，不愿学，孟吉夹在中间很为难。一直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独秀17岁了，距县考只有一两个月时，孟吉才硬着头皮对陈独秀说：

“考期巳近，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听其自然了。对弟弟的格格不入，他急中生智，向母亲作些虚假的报告，以取得母亲的喜悦和宽慰。在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期了院试，宗师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考完后，陈独秀竟然中了第一名。他在《实庵自传》里是这样记述的：

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学和康熙学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他翻阅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不起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早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样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截搭题，是考八股文的一种题例。陈独秀的试卷现在查不到了，但是当时的考官一般都是饱学之仕，如果真像陈独秀说的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的乱填，宗师也不会取他为第一名。陈独秀自幼是个奇才，他能把文选上和康熙学典上的鸟兽草木、荒谬的古文拼成一篇文章，这才是宗师取他为第一名的真正原故。

1897年8月（光绪二十三年），陈独秀初次离开母亲，到南京参加乡试。同行的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安庆的同学等。陈独秀本对科举和八股文就不感兴趣，对这次参加江南乡试他在《实庵自传》里说：只是想“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又说：“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习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巳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兄弟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虽不情愿，也只好硬着头皮来渡过这场灾难。《实庵自传》里是这样记述的：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箱、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巳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彷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 “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

“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持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持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姆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陈独秀以亲身经历，记述了大清国南京乡试的现场。他以极大的勇气走出了这污淖的考场。《实庵自传》里说：“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名头。在这两个名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的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

他的行动，使母亲、大哥、陈氏家族的希望一齐破灭了。陈独秀说：“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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