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鲁迅余华笔下的阿Q与福贵（毕业论文）

（2013年6月）

摘要

本文主要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 把鲁迅余华笔下的阿Q与福贵联系起来比较，首先从对《阿Q正传》与《活着》这两本作品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的阐述着手，接着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分析两者在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叙事方法下形成怎样的人物形象，以及人们对他们的人物形象有着怎样的情感态度，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叙事方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阿Q正传》 《活着》 叙事 人物形象 情感态度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judgm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mainly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 reading, using the narrative and structuralism theory of Kafka short story" judgement" do the text within the study, tries to discuss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time. The author tries to i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has always been around father and son between two opposing, mining in the story of father and son against the deep structure model,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strength between dynamics and the dynamic discourse relations, as well as father and son opposing results -- father's judgment is possible, son what is the intrinsic interpretation of death.

Key words

judgement narrative structure discourse time

目录

引言 1

1、《阿Q正传》与《活着》的写作背景及主要...................................1

2、不同时代的“同一人物” 2

3、“同一人物”在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及情感差异 4

4、不同叙事方式对“同一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影响 6

5、结语…………………………………………………………………..9

参考文献……………………………………………….…………….........................9

致谢 10

引言

二十世纪最具有敏锐观察力和思辨色彩的两位作家无疑是鲁迅和余华，他们的作品对其生活和阐释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由此引起无数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他们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其时代的意义。鲁迅与余华写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不少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性。如《阿Q正传》与《活着》这两部作品主人公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也存在各自的特色。但研究者在这方面研究显得不足，他们往往是单独研究鲁迅或者余华的作品，却少把两者的作品或者联系起来研究。因此，笔者试图对两位作家各自塑造的经典人物阿Q和福贵进行研究，探讨他们在不同作者笔下人物形象及引发读者怎样情感态度，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叙事方式对“同一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存在的不足之处。

1《阿Q正传》与《活着》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阿Q正传》是鲁迅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鲁迅唯一的一篇中篇小说。该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而余华的作品《活着》则是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的，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比，该小说有意识地淡化了社会政治背景，而只是把它们当作孕育一个个苦难的生存环境，一个个磨练人、考验人的“炼炉”。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就挣扎在这样一个个“炼炉”中，他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直到最后只剩下阳光下的老牛和他的回忆。。但他由始至终并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强忍着一次次撕心裂肺的打击，坚强乐观的面对人生的苦难。

这两部作品塑造了两个经典的人物阿Q和福贵，他们的形象深深的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是他们是如何让人们难以忘怀，在不同作家笔下的他们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2不同时代下的“同一人物”

阿Q和福贵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从他们的出身、生存环境以及一生的经历来看，两者存在在许多共同的之处，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人物”。具体相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2.1 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农民

农民形象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当时作家们纷纷把笔头伸向社会最底层人物农民的生活上，刻画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农民形象。阿Q是鲁迅塑造的不朽的形象，他甚至存在所有国人的心中。阿Q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一个十足的苦难农民。他蠕动在社会的最底层，不但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甚至连姓名籍贯也没有，在未庄也只算得上一个末流的农村流浪汉。他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也受到沉重的压迫和奴役，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痈蛆培育出的典型人物。而时隔六十年后，另一个典型的人物福贵在余华的笔下诞生，他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人们农民形象的关注。福贵起初作为大地主的儿子，过着一段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由于染上恶习，嗜赌成性，终日留恋于风月场所。最终由于，多年的浪荡终于酿成恶果，他输掉了所有财产，最后成为一个十足的受苦受难贫雇农。因此，阿Q和福贵与福贵都是二十世纪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这也可以说注定他们会有着相同的命运遭遇。

2.2时代环境造就他们的悲剧命运

从古到今，农民群体由始至终都是弱势群体，在动荡多灾的时代，他们的个人命运往往更无法掌控，时代的环境时刻左右着他们的人生。无论是阿Q还是福贵，作为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悲剧仿佛一早已注定。

阿Q所处的时代环境是辛亥革命的前后，虽然当时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没有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一方面造成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如阿Q就是因为说了一句赵太爷和自己是本家被抓去训斥一顿，以使他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从赵太爷家出来，结果又被地保训斥一番，还剥削了两百文酒钱。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等对当时农民进行麻醉与毒害，阿Q的麻木不仁与愚昧落后也由此造成。他的思想时刻影响了他日后的所作所为，也就决定了的他命运。

而福贵悲剧命运的造成，尽管存在的个人因素的影响，但更多是无法掌控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战争时期，他在买药救母的路上却被抓去当兵，一去就两年，结果母亲也就病死去了。大炼钢时期，辛辛苦苦得来的粮食及家里所有的铁具却全部上缴，但最后又落得无米下锅的境地。接着，由于当时经济与文化极度贫乏，他的儿子死于医院将他儿子所有的血抽光给县长夫人救命，他的女儿死于产后大出血。而他的孙子由于饥饿吃过多的豆而撑死。在这么一个风云变幻又经济与文化双重贫乏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活着好像就是为了失去。

2.3 “精神胜利法”的代表者

“精神胜利法”指的是用纯想象中的胜利，作为对实际失败的补偿的一种心理方式。“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有其消极的作用，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精神分析学派早就论述了这一点。“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显露的尤为突出，阿Q对它运用得更是炉火纯青。如文中"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阿Q不敢正视现实，不敢与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而采取“精神胜利法”来蒙骗自己， 或者索性一头扎进怯懦、羞耻和得过且过地建构起来的梦幻是想象中，在自轻自贱和自我欺骗中麻木愚昧的生活着。

而“精神胜利法”在《活着》主人公福贵身上，显得更为成熟。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福贵是一个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的人，笔者也赞同此看法。笔者认为“精神胜利法”在这里不是直接自轻自贱、自尊妄大，而是表现在主人公面对苦难时的一种乐天精神。如福贵没有见到老母亲最后一面，但他自解道：“算起来，那天我正在给解放军唱戏呢，就算是给母亲唱的。” 又如福贵在经历了这多种多样沉重的灾害后，他依旧坚持下来了，因为他有着不会泯灭的希望，他有外孙苦根，苦根会长大，“小鸡长大了就变成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牛，牛长大了苦根也就长大了……”在这些文段中，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乐天的精神，只有在这种精神自我安慰下，才使得他不被苦难压倒。

因而，阿Q与福贵的共同之处还表现在都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只是 “精神胜利法”在两者身上的作用效果不同，也因此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

3 “同一人物”在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及情感差异

前文阐述了阿Q与福贵虽是生存在不同时代的，却是有着共同特征的“同一人物”，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悲剧，同时他们都因 “精神胜利法”而得以活着而不被苦难压倒。但是由于不同作者的不同目的，不同的叙事角度，而使得阿Q与福贵人物形象及效果却大不相同。

3.1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

鲁迅的《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村庄未庄为写作背景，刻画了一个由物质到精神都收到了严重迫害的农民的典型。作品突出的描绘了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利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阿Q的人物形象，使其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作品中可看出阿Q的人物性格是复杂的或是矛盾的统一体。

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阿Q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形象，他蠕动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甚至连籍贯姓名也没有，仅靠着帮人打临时工聊以度日。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圆滑无赖，如“估量了对手后，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又如他在偷尼姑萝卜时“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从中看出他的颇为狡辩圆滑。

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阿Q欺软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他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可是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对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

3.2余华笔下的福贵形象

福贵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作品《活着》中的福贵显然又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代表，但他与阿Q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有着父母妻儿。年轻时的，处于地主阶层的他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一堆烂水果中的一个”，家庭破产，作为农民的他也可以说用一句话来说“他是牛群里最为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一头牛”。全文主要叙述了福贵落为农民后的经历，因此分析他的形象也重在他的农民形象。

在家庭面前，首先，福贵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形象。福贵心疼他娘那“三寸金莲”，不让他娘下地劳累，自己在田地里耕田，家珍被带走之后，知道娘很是牵挂家珍与未见面的孩子，所以福贵宁可忍受被骂的心态，要母亲心里舒服。其次，他是一个伟岸、踏实的丈夫形象。家珍的勤劳与贤惠是中国妇女的典型，扮演着最强大的角色，给福贵带来了巨大的安慰。而他在妻子面前，是异常的伟岸，他是那么的勤劳，坚强，有责任心。老年的福贵在回忆自己的往事时在麻木的同时也在鞭挞年轻时的自己，往自己的身上撒盐，他对家珍即爱又有愧疚，所以，他对家珍的爱是那么的真挚，当儿女都死后，家珍在他的背上趴着要走走看看时，他要让家珍知道，你放心吧，家里还有我，我会很坚强乐观的活着，我会把你们安葬一起，让你们安心。

最后，他是一个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形象。在有庆面前，福贵是严厉的父亲，在生活中的物质匮乏并没有压垮福贵的肩，福贵知道这天下不是自己的，但这家是自己的，富贵知道自己的路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是没钱上不起学，自己是有钱不学，富贵也知道，自己的爱女因为那一场病失聪，不能上学，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有庆的身上，宁可用自己的爱女换有庆的学费。这生活是何等的悲凉，骨肉亲情是何等的“值钱”啊

在苦难面前，福贵又是一个坚强不拔与乐观的农民形象。福贵的一生就是一部苦难史，苦难时刻包围着他。从大富大贵到一贫如洗，饱尝生活艰辛，被抓壮丁，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争洪流，九死一生。然而，这一切都抵不上他亲眼目睹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来得这么让人悲从心生，痛入骨髓。苦难一次次拷打着他，然而他没有屈从，也没有直接的反抗，而是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只有一息尚存，他就不放弃“活着”。其实，“活着”就是对苦难最有力的无声反抗。小说结尾，与福贵相依为伴的老牛，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主人公的出场与结束，都是唱着歌谣来，哼着歌谣去。从中可以体现出福贵的乐观心态，尽管经历了那么的不幸的事情，他依然能够牵着一头老牛，在阳光正浓的树阴下向我们讲述着他的一生，在亲人纷纷离去的孤寂中，老人用自己诙谐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韧性和力量，讲述着“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没有悲伤，没有痛苦，只有怀念，在爽朗的笑声中老人流露出仁厚亲切的高远情怀，溢出了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内核。

3.3不同的情感态度

前文分析了阿Q与福贵的人物形象，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的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自然让人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差异。对于阿Q，读者更多的感受到鲁迅对其的讽刺以及有力批判，尤其批判其“精神胜利法”。而对于福贵，余华曾经感叹：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从作品中读者也深切的感受到余华对福贵生存方式态度的认同以及赞颂。造成“同一人物”却带来不同的情感态度，这其中有着自然很多的原因。

4 分析不同叙事方式对“同一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存在的不足之处

作为“同一人物”的阿Q与福贵，有着共同的身份，同是由于时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悲剧，而他们都是依靠着“精神胜利法”在苦难中生存，但是人们对他们却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对阿Q“怒其不争”，极力讽刺与批判，而对于福贵却是认同与赞颂他的所作所为。这差异的形成当然与作者的意图分不开，但其中的叙事方法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1启蒙式叙事手法下的阿Q——缺乏话语权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作家，从“五四”时期以来便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他们开始关注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采用自上而下的关照视角关注底层民间的小人物疾苦，批判长久以来存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希冀起到“启蒙民智”的作用，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意识。因而在这种启蒙叙事中，个人只是作为整体的附庸被提及，个人是社会病态的一个表现形式，个人对自身的言说被无限地压抑了，话语权始终在作者的手中，个人沦落为作者传递思想的工具。这样必然使得读者未能真正全面的了解到主人公的真实心理状况，读者对主人公的形象看法几乎都是来自作者个人情感态度。

个人言说被无限压抑，主人公不能自我辩解。鲁迅的《阿Q正传》中，主人公阿Q的话语权始终在作者手中，阿Q曾多次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阿Q说起自己和赵太爷是本家后，被赵太爷抓去家里质询。对于赵太爷的辱骂，阿Q三缄其口，文中叙述“阿Q不开口、阿Q不开口、阿Q并没有抗辩”。在赵太爷门外依然被地保训斥，阿Q却还是不开口。可见，在启蒙叙事里，个人声音是被无限的压抑的，他只不过是作为整体的服用被提及的。同时，作者制造了各种情境让阿Q所有自我辩解的声音都消失不见了，如阿Q受了闲人的侮辱，想说出反抗的话来：“你还不配⋯⋯”但是话说了半句就中断了，因为“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另外，本文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个人在作品中只不过是表达作者思想的工具。个人的言行举止似乎一早已被作者锁定。在《阿Q正传》中，阿Q是个怎样的人，文中直接就提出，接着就就行相关的阐述。如“阿Q又很自尊”、“阿Q自然更自负”、“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这直接就给阿Q的人物形象下了定义，接着的下文阿Q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必须符合这一定义。再如作者还常常以上帝一般的声音判定他的心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个人的声音就是如此被遮蔽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映象掩盖了组织成个人真实面目的种种细部，人物自然而然得变成了传递作者个人声音的工具。

4.民间叙事手法下的福贵——充分的话语权

“五四时期”以及新时期的启蒙叙事，往往是民间的话语权被统治者或上层社会所霸占，民间只能保持静默并归于沉寂的一种叙事方式。这种现象直到了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的出现，才开始逐渐转变，作家们开始为民间努力争取长久以来缺失的话语权，民间话语不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写作语言，更是一种坚定的立场。余华让小人物发出了他们沉默已久的声音。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主体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余华在作品中尽量收敛自己的声音，而让人物自己说话，使得主人公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自由的阐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下，主人公能够真实的袒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在受到作者种种的约束。但是这种叙事的方式，同样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相对于《阿Q正传》中的阿Q，福贵有着充分的话语权，能够自主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阐释过去的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但也正是由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个人对自身历史的言说往往有阐释个人“现在”，它将让“现在”的病态性表征都合理化，以致消融在人们的视野里。在福贵的言说中，他的历史是一个被社会支配以致失去所有的让人同情的历史，他自己对于这种失去所应负有的责任，被若有若无地掩盖了。如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不务正业，每次遭到父亲的责骂时，他会解释“我爹年轻时也是和我一样”，或者用他母亲的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明显的把自己吃喝嫖赌的恶习养成推卸到他爹的身上，自己却没有去承担责任。最后因为嗜赌成性，福贵输掉了所有家产，叙述中却以获得其家产的龙二的死来解释了家产失去的社会必然性。

其次，《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整部作品几乎都是福贵一个人在回忆自己过去的苦难经历，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而作者只是偶然的插入，说上几句，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聆听者。这样的叙述，人们更多的是看到福贵在困难中坚忍与乐观，然而福贵麻木与惰性的一面却被忽略了。福贵默默地承受着并不代表理想人生哲学一样，而是一个不苦难压平了的人，福贵身上的惰性与麻木也需要我们正视的。这就要求作家不能够一味的认同，认同于这种生存，而是该站出来对其批判时就该站出来，这样才能使得福贵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同时这也是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5结语

本文通过对鲁迅余华笔下的阿Q与福贵的比较，发现两者其实是不同时代下的“同一人物”，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农民，时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一生的悲剧，而他们为了在苦难中存活都充分利用了“精神胜利法”。但是在不同的作者笔下，他们却又有着不同人物形象，让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情感态度。究其原因之一，是作者的叙事手法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从人物的塑造效果中却发现两者叙事手法之间同样存在着不足。最后，笔者认为本文跨时空的把阿Q与福贵联系起来比较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另外，由于笔者知识理水平有所欠缺，难免有些地方的论述差强人意。

参考文献

致谢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当自己怀着激动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在这个季节画上句号，心中感慨万千。真心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她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审查、修改我的论文，让我深受感动，我也从中有所收益，在此谨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