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北省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何存中的《太阳最红》是一部叙写大别山黄麻起义再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血雨腥风的长篇革命战争小说。起义后成立的“鄂东军”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前身。读之，令人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

　　作者是如何展现那个时代的革命画面的呢?

　　《太阳最红》撇开了《保卫延安》《罗霄山脉》等革命战争小说之传统套路，自辟蹊径，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叙事伦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属性，新的文学质地。

　　一

　　《太阳最红》是以舅舅傅立松和外甥王幼勇兄妹作为敌对双方的。傅立松时任湖北麻城县参议、夫子河乡绅会会长，而其大外甥王幼勇作为受傅立松资助的湖北省政法学校毕业生(又是我党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弟子)，注定了傅王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令人纠结的博弈。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太阳最红》作者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对立，从而表现某种“伦理冲突”。不能说这样的评说没有道理，确然，傅立松与王幼勇关系的设置让《太阳最红》浸染上了家族小说的色彩。而就笔者看来，除了这种家族伦理关系设置从而展开家族伦理叙事，表现一种文化意义外，更重要的是，王幼勇与傅立松的搏杀其实更是“父子”——新旧之间的搏杀。小说中，王幼勇从小失怙，傅立松在这里就起封了“父亲”的作用。王幼勇对傅立松的超越、搏杀，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的家族伦理冲撞，更是王幼勇所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对傅立松所代表的旧文化、旧思想的搏杀。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一开始，受董必武委派、从省城归来的王幼勇，到舅舅家避暑时，坚决不肯坐轿子，而要与抬脚工置换位置，以此体验劳动者感受，表达不与有钱人为伍的决心；他坚决不接受舅父的长衫，而要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并挖掘傅家不仁的发家史。而作为旧文化代表的傅立松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他请戏子送匾额企图笼住外甥王幼勇而不得时，他已经发现舅甥之间的搏杀已不可避免。这时的王幼勇，“站在太阳里，通身金光万道。太阳里的王幼勇，哈哈大笑，双手举着天，高声唱着那首谁也听不懂的歌(《国际歌》——引者注)。歌声随着松涛一阵阵地响”。很明显，王幼勇对傅立松的博斗，具有“弑父”意义。父即父权，即王权，即应打倒的一切。这也为其后王幼勇与傅立松的生死博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为基准。

　　基于这样的理念，小说的叙事进程就不再是传统小说的成长——失败——共产党指引——最终胜利这种模式，而蜕变为“一报还一报式”的搏杀。正如傅立松所言“世界都赤裸了，只剩下八个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的叙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反复展开。譬如当五外甥王幼健受不了同事“肥肉”之讥，深夜去刺杀傅立松之后，就是王幼健被傅立松枪会逮住，中枪而亡；傅立松在麻城干河滩活埋时任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马上三外甥王幼刚就带人攻打傅兴垸，迫使傅立松口衔枪管饮弹而死。小说中的傅大脚两次房屋被焚，都源于其子女与傅立松的快意恩仇；同样，傅大脚的每一次来到傅兴垸，都是向其弟弟傅立松讨还刚欠下的血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伦理呢?小说写道，起初武昌首义时，作为学子的王幼勇，与同学们一道上街维持秩序，他人“都知道找东西吃”而王幼勇“居然打饿肚，饿得发软。问他为什么不找东西吃，他说，那不是抢吗?”听到此事的傅立松一方面是对形势的发展“心里生出许多后怕”，另一方面“又同情他这个外甥”，因为王幼勇书太生气了。可是，当黄麻起义开始，革命鲜血淋漓之时，王幼勇在革命的裹挟中已经变得“成熟”变得“坚强”了——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军长所言“他们用极端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用极端手段对付他们!”以至于让作为舅舅的傅立松五味俱全地说“大外甥，你成熟了。你现在才配一个赤色革命者。你说共和党那些人算什么东西?让清帝逊位共和，最终做到了吗?革命要无所不用其极才能达到目的，自古以来求仁得仁那是纸上写的东西。舅父祝贺你!”正是有了这样的叙事伦理，傅家与王家的恩怨情仇就不再有过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变得刀光剑影。一切是如此合乎逻辑!无论是舅舅活埋外甥，还是外甥枪杀娘舅……这就是革命的逻辑，这就是形势的使然。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再真实不过的革命道理。

　　二

　　《太阳最红》还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残酷面貌，又以一种悲天悯人情怀观照水火无情中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而这，正是小说的又一叙事伦理。

　　2005年，作为湖北省黄冈市文化局干部的何存中，深入到大别山腹地——黄麻起义发源地麻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正如作者所言“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革命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红色政权建立之后。内部经济、组织纪律以及伦理道德的重建。打破容易，重建难。红色政权一系列的重建，关系到红色政权的执政能力和历史过程中的生命力。这也需要我从大历史、大文化和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去思索。所以，五年来的无数个夜晚我夜不能寐，用心智思索；无数个黎明我仰望着苍穹，寻找历史长河中的人性之真。我没有选择正面战场，而是将这些作为背景，写重建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这些都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容我贬低乡绅；作为一种历史精神，更不容我贬低烈士。我用热血歌唱，用良知哭泣。为了流逝的岁月，也为了将来的日子。”这里就显示了作者的积极思考其一，重建一个新世界比打破一个旧世界更难；其二，如何从“大历史、大文化和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去思索”那一段历史?什么是“大”历史、“大”文化?什么是“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什么又是“人性之真”?其三，不能轻易地“贬低乡绅”及其文化，要正确处理好乡绅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四，“将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

　　今日将军县红安，即为古城黄安。之所以易名“红安”，正是因为此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人所熟知的“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所言的正是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场景。据记载，黄安一县，为中国革命竟然牺牲了十四万人。也就是说，竟有十四万烈士!可是，在《太阳最红》中，作者写道“近代史书记载黄安一县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十四万优秀儿女，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统计数字，是那时期死人的总数，是之前全县人口总数减去死去(应为“活着”——引者注)的人所得的数字。这个统计数字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所死的十四万人中，不全是优秀儿女，是当时敌对双方死人的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