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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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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
一“知行合一”的内容（一）知行本体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最后“中夜忽大悟”，尔后“体验探求，在更寒暑”凭依记忆与六经四字相印证，终于确信宋儒格物之说是错误的，并由此确立了他一生的学问基调。
次年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讲学于贵阳书院，《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异同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日，豁然大悟”（《全书》三十二，第446页）王阳明在贵州初提知行合一时，曾受到普遍怀疑，王阳明自己说过：“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年谱》庚午条），关于知行合一的详细阐述首见于《传习录》上徐爱所录：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看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全书》一，第38页）
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陈来先生在其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中认为，在宋代理学中，与知相对的行并不是用来泛指一切行为的，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
识的实践或实行。另一方面，知的意义相对较宽，因为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从而知不仅指主观形态所表现的知识，而且也可以指求知的行为。
在宋儒的知行讨论中，“真知”是一个重要观念，“真知”包含了“必行”在其中。当宋儒以“真知”指主体必定将所知付诸践履，以与常人之“知”相区别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当王阳明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时，这个真知的知与常人的如何区别，就需要一个分疏。
陈先生认为，“知行本体”就是王阳明用来代替真知的概念。并认为“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按照知行的本来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这是知行本体，也是真知行。
丁为祥教授在其论文《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中说：“这里的“本体”并不是与“功夫”相对的概念。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都指知与行本来的不可分割关系。说“知行功夫”，是指“知行合一”作为人生修养的功夫与渗透其中的人生本体相对而言；说“知行本体”，则是指知与行的本然关系而言，虽然具体指谓不同，但在知与行的不可分割上其涵义则是同一的。”①
两位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意思是相差无几的，在王阳明那，知行在本来意义上就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
陈来先生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是“知行合一”说的第一个表述。“真知即所以为行”当指真知必能行，这个思想承自宋儒。而这两个命题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不行不足谓之知”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这里的“知”指道德意识的自觉程度而言。王阳明说过“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孝弟？”（《传习录》上，《全书》一，第
38页）就是说，当“知”用于德行谓词“孝”“弟”等时，不可能与行没有联系，只能对在伦理实践中从事过此类活动的人使用“知孝”“知弟”。
第二个意义则指一般知识活动而言。王阳明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同上）。又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答顾东桥书》，《全书》二，第53页）
《答顾东桥书》是《传习录》中所录一长文，王阳明针对友人顾东桥的质疑，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深入的阐释，一一回应了友人的疑问，知行问题是其中一个方面，此文还涉及到其他许多王阳明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不应将这两句话拆开来各自分析，他们是一个整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前后两个知都是指“真知”而言。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论，引来了当世和后人的批评和质疑。
二、对“知行合一”的批评（一）王船山的批评
王阳明在谈到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时，曾作了如下解释：“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