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案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初浙江海宁人。他是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门生，被视为当时的大儒。宋濂门下名噪一时的学生都不如他。他博学强识，通晓经史，文章盖世。洪武二十五年被蜀献王特聘为世子之师，并为其读书处题名“正学”，时人遂尊称其为“方正学”。

　　明建文帝即位后，将方孝孺招至南京，委以翰林侍讲之职，第二年又升为侍讲学士。建文帝经常向方孝孺咨询国家大事。建文帝爱读书，每当读书遇到有疑问的时候，就把方孝孺叫来为他讲解。有时候在朝廷上讨论时事，皇上想知道群臣的议论是否适当，就叫方孝孺到休息的内室来商议对答。后来，建文帝改革了官制，方孝孺改任文学博士。当时各地藩王势力日益增大，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以加强中央集权。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遂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文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燕王朱棣起兵谋反，方孝孺替建文帝起草了一系列征讨燕王的诏书和檄文。
　　燕王朱棣的军队入京城后，建文皇帝投火自尽。这一天，方孝孺也被关入监狱。当年燕军从北平出发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孺。说：“城池攻克这天，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灭了。”明成祖答应了。明成祖于是就想让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来后，悲伤痛哭之声响彻宫殿内外。明成祖示意左右侍从递上毛笔书札，对方孝孺说：“朕登基之事诏告全国，非先生起草不可。”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成祖大怒，命令将方孝孺在街市当中凌迟处死。方孝孺慷慨赴死，临死前写了一首绝笔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终年四十六岁。

　　方孝孺一案，前后共连坐诛杀了他的族人、亲戚、朋友几百人。他的学生也有自杀殉师的，他们是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都是宁海人。
　　方孝孺案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他的政治责任感及读书人的道德原则和操守，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方孝孺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受到人们的尊敬。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人为他建祠、立亭。著名戏曲家汤显祖还曾为他树墓碑。

　　方孝孺案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明建文帝即位后，年纪尚轻，缺乏治国治军的本领，其叔叔朱棣借“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朱棣当皇帝涉及最高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和其他文字狱一样，方孝孺案也是、和下的产物。而诛方孝孺十族的根本目的，就在，以此来巩固和延续王朝的统治。在政治高压和文化思想禁锢严重的明王朝，杀戮如此肆无忌惮也不难理解。

　　在方孝孺之前，中国古代没有“诛十族”之说，最重的也是“诛九族”。对所谓“九族”的解释，历代有歧异，明清时期一般指罪人的上四代和下四代，加上本人这一代。历代的解释不管怎样不同，但也从未把朋友门生作为一族，而方孝孺事确实株连到他的朋友门生。据《明史纪事本末R26;壬午殉难》记载：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挟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方孝孺的悲剧可以看作是当时读书人的一场浩劫。

读书笔记：

1、中国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罚制度叫作“族刑”，其顶级刑罚是“株连九族”。所谓“株连九族”，就是一人犯死罪，其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而领受刑罚。族刑始于秦始皇，当时为“夷三族”。 “三族”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后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统治，对“族刑”进行了“发展”，逐步扩展到“夷五族”到“夷九族”。株连最广的纪录是明成祖杀方孝孺，竟然诛其“十族”！

2、方孝孺在政治上极力推崇宗法制度, 并对宋以后重建的宗法制度加以继承和发展。使之成为辅政的重要手段。方孝孺的宗法思想, 既是顺应明初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的产物·也是方孝孺在宋代理学家重建宗法制度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3、历史证明明成祖比建文帝更有作为。可见,方孝孺维护建文帝,不过是因为建文帝是正统的。方孝孺维护的是封建道统,并不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更不是为什么正事业而坚持的气节。

4、方孝孺的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不能产生现代民主。民主是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而民本主义,主要是强调人对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应尽的义务,以及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而不去提倡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民本主义基本上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强调民的重要性,只有制服民,国家才能安定,只有拥有民,国家才能富强。因为民的生存维系着国家的安危,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才会有同情民的一面,有替民说话的一面。

5、方孝孺在法学思想上主张“立法利民”，主张立法注意发挥法的防范功能，对后来的黄宗羲的立法思想“天下之公器”影响很大。他认为不能把法律简单的理解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是立法为民。并主张提高官员队伍建设贯彻法律的执行。方孝孺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法治”和“德治”并重，当然这二者并不不能等同于今天的真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