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党员献给边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锦旗）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紧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37年5月2日至14日之苏区代表会议)之后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旧礼堂召开的。会议只开了一天，时间是1937年5月15日；议程也只有一项：选举特区党委。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84人，他们全部是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即由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陕甘省委1937年4月已撤销)，关中，神府特委及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组成四个代表团出席会议。

代表们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边区党委的重要指示，即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区域”的任务。5月14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党中央将边区党委执委候选人名单正式提出交代表酝酿讨论。5月15日，边区党的代表大会正式举行，会议由林伯渠同志主持，经过充分的讨论后，分别以68票和?2票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正式委员17人和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接着便进行正式投票选举。选举结果是：正式执委17人：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罗迈。候补执委6人：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

选举结束后，新的边区党委正式宣告成立。5月17日上午，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推选郭洪涛为书记，并产生了常委会。党委会下设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副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吴亮平(后为王若飞)，副部长刘澜涛，统战部：部长王涛，秘书长高克林。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为将特区能够迅速建成全国模范的区域和开创抗日战争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09月第1版,第103页）

本图为延安大学党员献给边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锦旗，中间写着这次大会的标语“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 两边的帷幕打开的形式，表示着大会的盛大召开，饱满的麦穗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农业生产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

章名：陕甘宁边区政府印 刻章应为篆刻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印信之尺度、格式与文辞的规定

印：正方形。

陕甘宁边区政府，长、宽各八厘米半i边宽一厘米一毫米。文曰：“陕甘宁边区政府印”。

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处，院、会：长；宽各八厘米．真边宽一厘米。文曰：“陕甘宁边区政府XX厅印。”例：“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印”，陕甘宁边区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印，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财经分会印。

各行政公署： (同各厅、处，院，会)．文曰：“xx行政公署印”．例：“晋南行政公署印”。

各直辖市政府： (同各厅、处、院、会)。文曰：“xx市政府印”。例：“西安市政府印．”

行署，直辖市府之各处(局)，人民法院：长，宽各七厘米半，边宽一厘米。文曰：“xx 行政公署xx处(局)印、“xx市政府xx处(局)印”、“xx人民法院印”、 “xx市人民法院印”、 “晋南行政公薯民政处印”、“西安市政府公安麓印”

各县，市(包括行署，专署辖市)政府：长，宽各七厘米：边宽八毫米。文曰：“xx县(市)人民政府印”，例：“大荔县人民政府印”，“运城市人民政府印”

陕西省档案馆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十三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37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一关于颁发本府新印于五月一日

正式启用[生字朝县号)(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各厅，处、院、行、会主任、各行署主任、专员，县(市)长、各机关、学抵部队： ·

兹据本府努字第64号命令颁布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印：信刊发、使甩暂行办法》及《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印信之尺度、格式与文辞的规定》，特新制订本府印信。计：印文曰：陕甘宁边区政府印；条章文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小章文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章”、“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章”，主席副主席名章文曰：“林伯渠章”、“刘景范章”、“杨明轩章”各一，并于本月本日正式启用。原有印、条章、小章，签名章，亦于同：日截角作废，兹将启用新印样张附来各一，仰即查照。 (新印样张附略—编者)．

主席 林伯渠

代主席 刘景范

副主席 杨明轩

陕西省档案馆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十三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279页

章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通行证

章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证章

质地：纸质

时间：1939年

章别：证章

长：3．5cm宽：1．2cm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1月15日和194 1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了第一届边区参议会和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从此标志着我党由苏维埃运动转变为抗日运动之中，边区政府成为由我党进行实质上的领导。该证章为政府职员所佩证章。

（赵力成编著,收藏与投资·珍品 中国近代徽章图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章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证章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边区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从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共举行三届。第一届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举行，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共146人，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当选为副议长，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良、王观澜、高述先为常驻议员。第二届于1941年11月6日至21日举行，高岗仍当选为议长，安文钦、谢觉哉

为副议长，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为常驻议员。第三届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举行。在参议会会议期问，全体参议员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各种重要政府政策和应兴应革事项，选举议会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机构。闭会期间，常驻议员负责监督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

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建树。此徽章便是参会人员所佩。底图为地球，上面绘着农民，象征农民当家作主。

袁宝华主编,中国改革大辞典 上,海南出版社,1992.12,第98页

（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版画

1943年3月，在甘肃省东部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每当茶余饭后，村民们都交头接耳议论着封张婚姻案这一热门话题。

原来，早在1928年，由双方家长做主，封彦贵的女儿封捧儿年仅3岁就和张金才之子张柏儿订了“娃娃亲”。到了1942年时，乡间结婚聘礼不断增长。封彦贵见女儿渐渐长大，自己内心又贪图钱财，遂向张家提出解除婚约。5月，他竞私下把捧儿许给另一张姓人家为妻，收取了对方的法币和银元。为此，张金才上告到县里，县司法处判决的结果是：买卖婚姻无效，撤销后一次婚约。1943年2月，封捧儿和张柏儿同去钟家喝喜酒。这个极偶然的机会，使两人得以相见，双方顿生爱慕之心，表示要自愿结合。3月初，封父又将捧儿卖给庆阳县一个朱姓地主的儿子为妻。捧儿不甘作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决定违抗父命，便暗中要张柏儿家抢亲。3月13日深夜，张金才纠集同族子弟20余人，手持棍棒闯入封家，抢回了捧儿，准备拜堂成亲。封彦贵迅速上告，县司法人员不作调查研究，却偏听偏信封的一面之词，不但处罚了张金才抢亲的违法举动(张被判刑6个月)，未追究控告者反复出卖女儿的不法行径，更错误地判决封张的自主婚姻无效。

不久，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专员兼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路过该村。封捧儿闻讯后，便拦路告状，她拉着马锡五到一棵大树下，详细诉说了事情的经过。马锡五听后，决定重审此案。他先询问当地干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访问附近百姓，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最后，马锡五郑重征求当事人封捧儿的意愿，捧儿表示：死也要嫁张柏儿!

至此，全部事实已弄清楚，马锡五就在当地乡政府院里公开审理此案。他全面分析了案情，依据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果断支持封捧儿婚姻自主的大胆行动，宣布封张婚姻合法有效。同时，对张金才聚众抢亲妨害治安，封彦贵以女为物反复出卖的违法行为，也作了一定的处罚。马锡五的判决，坚持了婚姻自主的原则，既成全了一桩美满姻缘，对有关人员的处罚也人情人理，当地干部群众无不点头心服，交口称赞。

1898年，马锡五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他参加了革命，次年入党。他曾参与创建陕甘苏区的斗争，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省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主席。抗战爆发后，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庆环专区、陇东专区副专员、专员职务。1943年又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1946年，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他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在从事司法工作期间，始终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刻也离不开群众”。他不仅深入基层，体察民情，重视调查研究，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能深入，能浅出，既细致，又自然”。一旦他把群众路线和党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司法工作中，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民刑理案三千卷”，以至被边区人民称颂为“马青天”，成为司法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刘东社，刘全娥著,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延安版画运动

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深入生活，以歌颂、弘扬的正面塑造为主，展现了抗日前线战斗英雄的飒爽英姿，发挥了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简称“鲁艺”，下设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4个系。时任美术系主任的是沃渣，教师有胡一川、江丰、马达等。古元、彦涵、罗工柳等进步青年在鲁艺成立后也陆续来到延安。在鲁艺，由于物质条件艰苦，笔墨纸砚非常的缺乏，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展开，但是延安的山沟里有各种的杜梨树、枣树，于是大家便就地取材，大力发展木刻版画，各类树木成为了学员们取之不尽的优质木刻板，木刻刀很多也是由他们自己用旧刀、旧锯、伞骨等制作的，山上满山遍野的刺酸枣的刺也被当成了图钉使用。木刻版画就这样在无比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成为鲁艺最主要的必修课程，凡是到过延安的美术干部没有不会木刻的。

延安版画是以宣传抗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美术活动，延安由此也成为中国版画史上一个新的中心地。由于延安是人口稀少的山区，农民不可能不务农而去看美术作品展览，所以特殊的人文环境造就了特殊的艺术形式，在延安，美术活动多以墙报的形式展开，例如((街头画报》、《大众画报》等。还有直接发行的画刊和连环画，这样木刻版画就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像古元创作的《刘志丹))，王式廓、夏丰的《赵占魁》等带有情节的连环画作品就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延安版画多选取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植树运动、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等作为主题，这样对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意思更加地直白，起到了书籍和报刊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以此来宣传党的政策，推动山区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艺术家们注重把中国民间的、西方的艺术形式手法，同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版画家们尝试着运用年画、门神等传统的中国绘画中的形式进行版画创作，用年画中的细线刻画入、景、物，用线造型，而不用黑白调子渲染气氛，以此来刻画成农民爱看的造型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总编委会组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使用教科书 教师教学用书 美术 美术鉴赏 选修,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03,）

五十年代，夏淳导演《刘巧儿》 ，新凤霞扮演的巧儿。

京剧，在当时称为平剧，在我国戏曲中是全国性的剧种。在延安这个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成立平剧研究院，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我们党对于伶统文化之一的戏曲的一个鲜明表态。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题的辞“推陈出新。，非常概括而通俗地说清了党对戏曲的看法、做法，其目的是要出新，其方法是要去掉封建构粕，发扬民主性精华。成立这个乎剧院是为了研究，研究如何进行推陈出新的工作。这一行动不仅带动各抗日根据地也成立平剧和地方戏的剧团，作改革的尝试，就在大后方重新提起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恐怕也是受了延安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延安平剧院最早并不是搞历史剧和传统剧，而是搞现代戏，如《上天堂0。《难民曲》等等，；到后来在实践中认识到，平剧研究院在目前还不可能以创作现代戏作为它的主要目标，还应当首先学习掌握戏曲，京戏的传统技术，因此在延安时期，平剧研究院上演的传统剧目还是占绝大多数。那时也没有禁戏的概念，演出剧目的范围很广泛，既演《坐楼杀惜》，也演《翠屏山净，就是《四郎探母片也常演出，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无论哪一出戏，舞台上的空气都是认真严肃的，从来没有给观众以精神污染之类的印象。

就平剧院内部而论，演这些传统戏就是为了学习和掌握传统技巧，并没有给它们外加什么政治意义。延安的观众来看戏，也是为了欣赏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在延安，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是紧张繁忙的，除了工作，也还有劳动生产，在一天劳碌之余，晚上看看戏作为有劳有逸的生活安排，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自然合理的。

戴淑娟,文艺启示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04月第1版,第230页

说书《刘巧团圆》

陕北说书这种文艺形式，内容大半是叙述一食故事，而且是有头有尾，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因为有韵文，就便于记忆，易于流传。旧说书固然是宣传封建思想，但说书只是一种文艺形式，也可以宣传进步思想，其理至明。

《刘巧团圆》便是一例，作者韩起祥当年33岁，出生于横山，1940年才迁移到陕甘宁边区，住在延安县河庄区三乡张家窖子村。他三岁双耳失嘎，到13岁，拜师学习说书，从此开始说书的生涯，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能说70多本旧书，会弹50多种民歌小调。过去，他所说的书，当然，充满了封建迷信的内容。他受了延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得到延安县政府的具体帮助，思想起了变化，开始说新书。他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说书组取得联系，又得到文艺界的帮助，提高了政治水平和文艺创作水平，显出了民间艺人的杰出才能。他根据袁铮著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改编为《刘巧团圆》。《刘巧团圆》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型范例，是对封建社会买卖婚姻的一支有力的响箭，是生动的民主生活的画面，是一首人民斗争胜利的抒情诗。它在人民文艺的历史上，将占有辉煌的一页。

（周而复著 李琦绘,往事回首录 1 空余旧迹郁苍苍,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48页）

调节为主，审判为辅—的新方针，书皮上绘制着陕甘宁边区地图

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界参议会，雷经天被正式选为边去高等法院院长。

在法院工作期间，雷经天为建立、健全边区的司法机构和制度殚精竭虑。他的主持下，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在专区设立分庭，由专员兼任庭长；县设裁判员，乡设仲裁员。为防止审判偏差，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各县重大案件。还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节制度，确立了“调节为主，审判为辅”的新方针，广泛推行民间调解。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还提出了“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十六字司法工作行为准则。他自己身体力行．一丝不苟。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雷经天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09,第471页）

三边：现在指的是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三县合成三边，（安边县后撤县改为安边镇，区域并入定边县）

钤记qiánjì

官印的一种。清制，文职佐杂如州同、州判、巡检、典史等，不兼管兵马钱粮的武职官，各府、州、县的僧、道、阴阳、医学等低级官员，所用的官印称钤记，木质。受地方长官委派办事的机关或人员，亦用钤记，一般由委任者镌发。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李木庵代院长用过的印章、砚台等。

李木庵(1884 1 959) 湖南桂阳人。原名李振望．字典午。1909年毕业于京师法律专门学堂完全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委员，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务部主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员、边区政府法律顾问，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司法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邓兴器，王朝垠主编,潇湘风云人物墨迹画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12）

陕甘宁边区留守军团干部用过的公文包，挎包、皮带、裹腿、子弹带等。

留守兵团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往前线抗日后，留下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包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公文包为棕色。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抗日后，中央军委将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一二○师七一八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一二九师之三八五旅（欠七六九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等共9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兼政委，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辖八个警备团、七七零团及三八五旅旅部等部。10月12日成立了五县警备司令部及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五县警备司令员，郭洪涛任政治委员；陈奇涵任两延河防司令部司令员，白志文任副司令员。同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7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38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由留守兵团指挥。此时留守兵团辖三八五旅、警备第一至八团、绥德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部。至1940年，留守兵团直辖三八五旅、三五九旅、警备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共13个团，31000余人。

1942年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在关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劲光任副司令员，林枫任副政委。留守兵团归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

民国三十八年，1947年的人民警察臂章

章名：抗大三周年纪念章

质地：铜质

时间：1939年6月1日

章别：纪念章

边长：2.7cm

1939年6H l El是创办抗人三周年纪念日，学校决定举行热烈而隆重的庆祝活动。庆祝大会最后颁发了精美的抗大一周纪念章。

（赵力成编著,收藏与投资·珍品 中国近代徽章图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章名：陆军第八军荣誉战士纪念章

质地：铜质

时间：1938年

章别：纪念章

通径：3 5cm

1937年8月20 El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区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 该徽章为1938年颁发的授予我军抗战负伤指战员的纪念章。

章名：八路军抗战伤员荣誉章

质地：不锈钢质

时间：1 938年

章别：荣誉章

通径：3 6cm

延安的知识青年，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公家统一供给。一般衣服是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装中省一部分出来给学生，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1940年起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因而当时的延安城内，满目皆是灰军装。延安本地也产土布，多染成深蓝色，后来边区经济一度发生困难，土布衣服也成了热门首选。当然也有极少量从国统区购买的青色斜纹布，这种布料缝制的衣服主要供给高级干部以及外来的学者专家，被戏称为“干部服”。王实味文中的“衣分三色”就是这么来的。就整体而言，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延安服装的式样和颜色还是很单调的。

在延安，一般人都穿的是布鞋或草鞋。每到了夏天，有人用木板做成木屐一样的木板鞋，既耐磨又凉快，当然也有不少人干脆赤着脚，冬天则是做双厚厚的棉袜子套在布鞋或草鞋里。心思细腻的女学生则在鞋上颇花费了些心思，她们常用花布条钉在旧鞋底上做成各式凉鞋，即便是草鞋，也在上面加一簇花布穗头作装饰。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夺取抗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即“双拥运动”。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公布了拥军公约，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拥护政府和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

生产工作手册，册子上画着人民群众进行大生产的场景，生动形象，表述了书刊信息。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军工局技术员刘柏罗的教材）

刘柏罗（1917-2004），辽宁省新民县人。“九.一八”后流亡入关，1934年8月考入北平东北中学高中一年级。南迁鸡公山后为高六级。“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应留平同学张学文、佟磊之邀奔赴北平，于193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华北民众武装自卫会”（简称民卫会）成员，参与发送宣传品如中共《八一宣言》、《学联日报》及“民卫会”传单等。后考入湖北省高级工业学校。七七事变后，在武汉参加秘密学联工作。1937年9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1938年2月随校赴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典礼，分配到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工局技术员、兵器室负责人、联防司令部参谋人员班兵器教员及陕甘宁边区第一兵工厂一工场场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兵工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设计科科长、工程师、弹药厂厂长、党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钢铁局第一副局长兼党组书记、中央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副局长，冶金部钢铁生产技术司司长，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科技部部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正军职）等职。 

    2004年7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茶房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枪支零件

崔占海生于1902年，于1927年参加革命，在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搞地下工作。后来与张尊孝（子长县人）、张裕（河南人）三人组建的延安安塞县茶房兵工厂。

延安的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全面，有了快速的发展。先是办起了战争环境下既便于转移，又利于生产的“马背工厂”，接着又设计制造出生产枪械的专用机床。面对陕甘宁边区被封锁的形势和前线的迫切需要，军工局全体同志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主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生产枪械弹药。

总部还从沦陷区召集了一批技术工人，输送来延安，参加造枪造弹。“那时的条件非常简陋，但士气挺高。缺少原料，就用铁路上的道轨代替；没有铜，就号召前线战士收集废子弹壳，运到后方，再装上子弹头，称为复装子弹；没有专用设备，就用手工加工。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这也是我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人民兵工历史上第一支自己设计制造的步枪，它的设计和制造者是延安茶房兵工厂工人特等劳模刘贵福和孙云龙。毛泽东主席亲自在刘贵福的奖巾上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青花文花瓶

在大生产运动时期，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新华陶瓷厂生产的彩色陶瓷食盒，抗战时期，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办的公营工厂——新华陶瓷厂烧制，是当时参加劳动的中央领导人在田间地头用来盛放菜、饭、汤之类食物的吃饭工具。此前，这种彩瓷在延安及全国仅发现彩瓷片标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现藏有同时期的书有“大生产”、“抗大”字样的一口青瓷碗，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新华陶瓷厂窑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桥儿沟镇一里铺村，始建于1942年，至1948年3月26日停产，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时亲手创办的红色官窑。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瓷器研究专家，及延安的一些收藏爱好者多次对这处陶瓷窑址进行考查，但仅发现了彩瓷碎片标本。

（新华陶瓷厂其他可参考《文博》2007年第4期）

丰足火柴厂，可参考（延安时期厂子147-156）里的内容

新华化工厂，可参考（延安时期厂子157-166)里的内容

一、陕甘宁边区的气象事业

(一)中央军委三局清凉山气象训练队。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当时美军飞机经常轰炸日军控制的战略地区——华北、东北，甚至日本本土，因油料不足往往在华北地区迫降，急需我解放区的气象情报。经美我双方商定，由我方抽调人员，美方提供观测仪器及无线电通信器材，培训气象技术人员，在陕甘宁、华北解放区建立气象站。于是，中央军委首先选调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专业、当时在延安医科大学任教员的张乃召，同美方人员合作组建解放区的气象站。1945年3月在延安清凉山无线电通信训练队下成立了第四区队——气象训练队，从军队抽调21名报务员学气象。气象训练队队长由通信训练队队长刘克东兼任。教员是美方人员，张乃召任教员兼翻译。当时气象训练队开设的课程有气象课、美军通报规则、报话机的使用等。 当时，学员们的学习条件极其艰苦、简陋。教室是清凉山的土窑洞，以双膝当桌，石头为凳。没有笔记本，就记在旧书的空白处，甚至用桦树皮记笔记，锅灰泡水作“墨出’’田

经过一个月的培训，5月份气象训练队结业。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参加了结业典礼。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你们是我党第一批气象工作者，你们开始的气象工作是我党气象事业诞生的标志。他鼓励学员毕业后，到各地去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气象观测任务。美军飞机来往延安的飞行需要，中央军委从清凉山气象训练队抽调了3名学员在边区建立了3个气象观测站：定边、米脂、庆阳气象站。气象观测人员分别是定边周文彩、米脂房士奇，庆阳张升富。这些站的观测项目有云状、云量、云高、云向、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天气现象、能见度等。一日观测两次，观测记录编报后发到延安通信总台，然后转到美军观察组。

气象站所在地的领导对气象工作也很重视、支持，尽最大力量解决观测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定边气象站的周文彩被安排住在定边晋绥联防军三边分区的警三旅驻地，发气象报时，警三旅电台的油机员帮忙发电。

（温克刚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气象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0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