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2012年03月23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仲苏

图：歌德像

1832年3月22日，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玛去世。这个180年前去世的德国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姑且不论在这个崇尚140字简短信息的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还会捧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便是文艺青年，想必也会对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最后竟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而自杀的维特感到厌烦。至于浮士德博士，在我们这个出门离不开的石油不断涨价，钱包也因为物价上涨渐渐被掏空……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还会去关心他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谁又会去在意他的灵魂最终归了谁？歌德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即便是德国人也在慢慢地对他们的大文豪失去兴趣。

尽管现实已经快要完全挤占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夜晚的时间，还有做梦的自由，那么，就应该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应该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向180年前逝去的伟大诗人致以敬礼。

图：歌德故居外景

图：歌德故居内景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是分别由德、中两国为推动各自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而由官方举办的文化机构。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后，他更是通过小说、诗歌等接触了中国文学。而歌德逝世后的100年内，他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玛的孔夫子”

德国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为了说明歌德的伟大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说法以表明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歌德之所以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中国热”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海上航路的开辟，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书”以及多种中国戏剧、小说、诗歌被介绍到欧洲。

歌德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书，一类是游记和报道，如《马可·波罗游记》，另一类则是中国的哲学作品，主要是儒家经典。根据歌德日记的某些记录，有学者猜测，歌德年轻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虽还不欣赏，但对儒家的教育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则明白无误地对孔子倡导的孝道表示赞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指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特别表现在歌德开启成长小说先河的《威廉·迈斯特》中。

对歌德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书籍则是文学作品。他在创作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有两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悲剧只写了两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以及《百美新咏》中的一些诗歌的同时，写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对歌德影响深刻的文学作品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反，却是一些可以说不入流的“戏曲”、“小说”等。歌德曾对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大加赞赏。他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通过对一部中国三流小说的解读所发现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其说是歌德对中国的理解，不如说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状况。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感受，歌德进而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频繁地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可见中国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是歌德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其实是在他“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一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有特别的兴趣。

歌德译介热

据钱锺书考证，在中国文字里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关于歌德的记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出版的《使德日记》中，提到了“德国学士巨擘”和“诗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说《完舍》（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李凤苞对歌德的生平介绍，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更谈不上对这位德国“诗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个真正懂得一点歌德的中国人是曾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他曾将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释为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并以此作为“中西一辙”的证据。

第一个将歌德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学者、政治活动家、诗人马君武。1902-1903年之间，马君武选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所读的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歌。此后，诗人、作家苏曼殊翻译了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

在歌德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有人开始介绍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就对歌德做了详细介绍。1904年，王国维在他写的《红楼梦评传》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鲁迅也在其介绍浪漫派文学的《摩罗诗力说》（1907）中把歌德称为“日耳曼诗宗”和“德诗宗”，并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国介绍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始于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这本集子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间的数十封通信，他们在里面交换了关于歌德的看法和评价，并对自己热心阅读歌德并为之倾倒的情形给予了描述。而随着1922年，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文坛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热”，并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时达到高潮。“歌德热”在中国的兴起，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书信体小说。而在茅盾创作于19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子夜》中还出现了与“维特”相关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