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民族资本所办的企业。近代民族工业从洋务运动开始，包括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企业。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产生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造船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1865年，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建，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历史。

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封建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外商企业的刺激、示范和洋务派军用工业尤其是民用工业的诱导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兴起。 民族工业产生的两条途径：（1）手工工场引进机器，转变为近代工业企业；（2）中小地主、官僚、商人、买办、华侨等。 　　特点：(1) 早期著名的企业主要有“三厂一坊”。到甲午战争前，实存的商办近代企业260家，大部分是轻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 　　(2) 近代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买办手工业主），他们已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 　　(3)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它毕竟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实力薄弱，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又对它们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它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

19世纪末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19世纪末，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a.其上层维新派发动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b.其中下层革命派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业具有如下特点： 　　a.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近代中国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也缺乏近代化的投资方式，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民族工业只能从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轻工业开始。因此早期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 　　b.地区分布不平衡。早期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较早的地区，封建自然经济最早解体；再者通商口岸便于出口和运输，易于取得外国原料和技术设备。 　　c.民族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依赖性。由于民族工业诞生之日便受到双重压迫，发展艰难，矛盾是必然的。但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又使得民族工业对它们产生依赖性。 　　民族工业初步发展的原因 　　（1）洋务运动发展民族工业是因为国家落后、挨打，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一直在救亡和图存的民族主题下进行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全球扩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甲午战火刚刚熄灭，列强便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工厂的权利，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同时商品输出仍然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为扩大财源，支付巨额赔款，解决财政危机，迫使清政府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热潮。 　　从历史上看，洋务运动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中又有两个过程：先是官办，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紧接着唤醒了民众，很多的民族企业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被毛泽东提到过的侯德榜、詹天佑等。从洋务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构成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民族工业的魂魄基本形成。 　　民族工业初步发展的影响 　　（1）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 　　（2）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19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前提和内在动力，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和崩溃，使中国的近代化由器物层面开始推进到制度层面。

1912―1919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主要是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艰难发展的重工业，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号称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 　　这个时期，民族工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如下的背景： 　　（1）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发布《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文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些法令，对于保护私有财产，打破封建主义的限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具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2）北洋政府的鼓励 　　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位之后，经济上执行的也是比较宽松的政策，他还表示：“营业自由”，“宜以实业为先务"”。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经济的生存环境，从而助长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间，中国新建厂矿有600多家，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 　　（3）“实业救国”热浪的推动和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大受鼓舞。这一时期，由于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一些有识之士倡导，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如张謇、周学熙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倡导发展实业。“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爱国心驱使和利润刺激，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乐于投资新式工业。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要求，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大。“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4）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世界大战的结束打断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帝国主义侵略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针织业等就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5）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专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阶级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1922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1926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日益萎缩

　　1927－1949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日益萎缩。(1)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在沦陷区的野蛮掠夺，四大家族在国统区加强对工业的垄断，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官僚资本占有明显优势，中国民族工业遭到破产。 　　(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空前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11月，国民党同美国签订了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导致美国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毁灭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