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文档网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
首页> 《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时间： 下载该word文档
《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摘要：《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关键词：艾芜；鲁迅；《南行记》；浮士德精神；现代性
1925年5月8日，鲁迅在给吕蕴儒、向培良的《北京通信》中，提出了在无路可走的困境中闯开生路的著名主张：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１］
三天之后，也就是同年的5日，意犹未尽的鲁迅又在《导师》里隔空喊话，对未来的、勇猛的青年提出了明确的期待：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去。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辟成平地
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２］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远在成都的艾芜，曾经听到或者读到了鲁迅的喊话，但他却准确地循着鲁迅的指引，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南方走去，开始了在荆棘和狭谷中寻找人生理想，闯开自己生存道路，创造自己人生的勇敢努力。只身南行的艾芜，一路“寻朋友”，和流浪汉、小偷、骗子、盗马贼，也和善良的轿夫、仆役等“下力人”一起，凭借钢铁一般顽强的生存意志，沿着滇缅边地一路漂泊流浪，寻找着，也创造着自己的人生道路。最终把漂泊中的寻找这种永不终结的过程性形式，铸造成了他最具个人化色彩的生命标记。
他以自己在滇缅边地和南洋一带漂泊流浪的人生经历为基础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以及后来的“续篇”和“续写”，充分利用现代文学想象性虚构特权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将文学创作与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假、善恶共存的文学世界，让“艾芜”这个名字和《南行记》这部作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永远洋溢着青春光彩和热腾腾生命气息的“人—文世界”。《南行记》，也因此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风格，最有魅力的重要篇章。
因为两者都是“一个坏人的自我表扬”，所以这个特殊的“人—文世界”，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想到法国作家卢梭那部被称作现代人的情感教科书的
《忏悔录》。如果把作品的“内容”和艾芜本人的切身经历联系起来看，这个特殊的“人—文世界”，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浮士德故事”：一个犯下了若干不道德的，甚至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传统中来看都是“罪行”的人，最终通过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从历史中赎回了此前的种种“罪行”，把自己变成了“好人”。即便要批判其中的虚无主义思想，我们也得首先承认，就像歌德用他的浮士德，打开了现代性生存境域的大门一样，［３］艾芜的《南行记》，同样也敞开了书写现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历史路径。
不同的是：歌德的《浮士德》只是一部歌剧，浮士德的种种“罪行”只发生在舞台上，发生在封闭的剧场，——一句话，发生在“文学世界”之内。艾芜的“南行记”则是“真实的”，发生在作家自己身上，发生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借用“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的熟语，也可以说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出“南行记”，既是作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本色演出，也是一群“游荡的幽灵”，一群“看不见的人”通过持续不断的顽强奋斗，终于把自己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卑贱者”，塑造成了现代中国的主人，塑造成了大写的历史主体的“现代性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南行记》不仅仅是“现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更是迄今为止的现代性传统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隐秘结构性要素。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现代性的最终目标，就是召唤那些游荡在既有社会秩序之外的“幽
灵”，把那些资产阶级的眼睛“看不见的人”聚集在一起，汇聚成为打破旧秩序，建构新社会的宏大历史主体，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美丽新世界”。［１］歌德把莫菲斯特召唤出来，变成了伟大的“文学典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召唤出来，从“一个幽灵”变成了现代历史的“终极主体”。艾芜的《南行记》，则把自己，把生活在“世界之外”的流浪汉、小偷、骗子、盗马贼……召唤出来，变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光彩的人群。
也正因为如此，仅仅在“现代文学”内部来讨论艾芜，显然还远远不够。“现代文学”这种形式本身，以及相应的“文学理论”，作为容器保存了艾芜的《南行记》，但又无形中规定和引导了进入其中的“期待视野”，最终它从现代性传统中剥离出来，使之萎缩成了“现代文学”，进而萎缩成了“文学”之一种。历史中的、行走的“浮士德”，由此而被回收成了文学的、虚构的“浮士德”，——也就是，艾芜的“浮士德”，被“现代文学”所回收，变成了歌德的“浮士德”，变成了封闭在剧场里的“浮士德”。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显然应该是“再出发”“再解放”“再南行”，使之成为真正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下的历史有直接关联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即鲁迅所说的“活人”的文学。
《山峡中》的三个世界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我”偶然闯进一个由小偷和盗贼构成的“小世界”，怀着新鲜和好奇的心理尝试着参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目睹了他们的罪恶之后，毅然离开了“他们”，又踏上了独自前行，继续寻找“另外的光明”的道路。［４］163但不同于“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之类俗套的是，“我”不仅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他们”的偷盗行为，而且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善良的人性之美，发现了异乎寻常的旺盛的生命力。最终离开了这群小偷和盗贼的“我”，也没有古代那种从迷途重新返回正道的欣喜，反而若有所失地生发出了“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４］169，回味起这短短几天的“有趣经历”来了。——而且，如果我们按照古代的阅读习惯，把“人”和“文”联系起来考察的话，离开了这群小偷和盗贼的“我”并没有真正回到正常人类生活“大世界”，而是一有机会，就会继续冒险尝试各种“小世界”所特有的“恶的诱惑”，继续书写着自己出入在善恶之间的“南行记”。
在这个深入，深入之后又脱离了“他们”的“小世界”，继续走“我”自己的道路的过程中，艾芜为我们展示了某种超越善恶之外，比我们通常所说的
善和恶更复杂、也更有魅力的存在。这个超越善恶之上的世界，因此也就成了理解《山峡中》，理解艾芜及其《南行记》的关键。
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三个世界”。第一个，是原本由野猫子、鬼冬哥、夜白飞、小黑牛、老头子等一群小偷和盗贼组成的“小世界”。“我”加入进来后，又变成了“我们这几个被世界抛却的人们”共同的“暂时的自由之家”。在“我”离开之后，这个世界又重新被叙述为“他们”的“小世界”，最终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重新成了看不见的存在。
小说中的第二个世界，集中体现在作为符号而出现的“张太爷”身上。正是这位“张太爷”夺走了小黑牛原本拥有的一切，对一个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来说“那多好呀”的一切：土地、耕牛，“还有那白白胖胖的女人”。正是这位“张太爷”，将小黑牛从一个善良的农民，变成了一个不合格的“笨贼”，变成了“小世界”的一员，最终被残忍地抛进了凶险的江流。老头子的训斥，道出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性质：“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４］161
在艾芜笔下，这个世界一开始被直接称呼为“世界”——“我们几个被世界抛却了的人们”——，随后又在沉思小黑牛的悲剧命运时，被命名为“那个世界”。为行文方便，我们不妨就称之为“大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最擅长的，就是展示这个“大世界”的肮脏、阴谋和丑恶，揭示其崩溃的“历史必然
性”，指引人们挣脱其束缚以获得解放的“集体主义”道路。情形正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他对阿Q们畸形灵魂的深入剖析，茅盾详细描述旧中国的崩溃命运，巴金热烈呼唤封建社会的彻底覆灭，“从三十年代初革命文学的旗帜下，更不断传出对黑暗统治的切齿控诉”［５］，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传统，既从这个“大世界”出发，又反过来把自由和解放的希望，极大地压缩到了“大世界”之内。
艾芜的艺术天性，似乎不太擅长于观察和描写这个“大世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也曾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把目光和笔触聚焦到“大世界”，写出了《山野》《石青嫂子》《一个女人的悲剧》等曾经受到时论高度赞誉的作品，但我们今天一提到艾芜，仍然会本能地跳过这些数量庞大的后期作品，把他定格在《南行记》上。回到《山峡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小说通篇都是采用时断时续的侧面暗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实实在在的庞然大物。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从以流浪者和漂泊者身份宣告和“大世界”的决裂，背对着“大世界”，踏上南行之路的那一刻起，艾芜就成了一个永远向着“前面”，向着不可捉摸，但又因其不可捉摸而充满了诱惑的“前面”行进着的青春的姿态。对这个青春的姿态来说，“大世界”早已经被宣告为过去时态的存在而不再值得留恋，它唯一倾心的事物，就是那个不可捉摸的“前面”。
“前面”何以拥有如此这般的魅力，直教艾芜如此生死不顾，抛掷全部的生命热力大步前行？答案就隐藏在《山峡中》的第三个世界里。小说光彩夺目的女主角野猫子反复哼唱的谣曲，就是它的投影：
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４］１６４
“我”因为目睹小黑牛的悲剧而终于打定主意离开“这个世界”的动力，也是来自这个世界：
小黑牛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我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终于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