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两会热点学习素材八

关键词热点发展生态农业的三个着力点

走进长沙市望城区光明村，只见稻田果园错落有致、草木繁茂青翠，满眼尽收怡人景致；沿着幽静的绿道漫步，青砖、灰瓦、白墙的乡村庭院和复古民居鳞次栉比，仿佛身临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丹青。多年前光明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土坯房随处可见，全村几乎没有水泥路，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多亏了生态农业建设，一切都不一样了！”据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志伟介绍，在确定“生态+农业”的发展思路后，结合地形环境和产业布局情况，村领导班子决定把光明村打造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发展势头喜人的光明村只是一个缩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广大乡村的逐步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全面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初步构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格局正在中华大地逐步形成。

生态农业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手段，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发展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因此，深入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之路，意义重大。

通过调研一些地区的生态农业建设实例，梳理和总结其宝贵经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发展生态农业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发力：

其一，以“安全”为准绳，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搞好现代农业安全建设，一要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二要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逐步建立、完善权力、责任、能力相适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三要提高农业竞争力和保障产业安全。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竞争力不强。要提高农业竞争力、保障产业安全，就必须调整农业结构，创新经营制度，充分合理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

其二，以“两型”为抓手，发展可持续农业。目前，我国存在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地下水超采以及农业内外源污染相互叠加等一系列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因此，全面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发展道路，迫在眉睫。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业资源集约化程度，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顺应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的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生态500佳”称号的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就以“两型农业”为抓手，开发农业观光、采摘体验等休闲旅游项目，并用小火车线路将周边7个村庄打通，形成占地16.7平方公里的“经济联合体”。2017年年底，滕头村的绿化率达70%，全村社会总产值超过95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6.35万元，为世人提供了一条“两型”乡村振兴之路。

其三，以“高效”为目标，发展高科技农业。高科技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更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发展。作为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日本一直注重发展高科技农业，近些年重点推进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家庭农场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日本等发达国家以科技主导农业发展的模式值得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借鉴：首先，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为农户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培训，促进精准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利用；其次，发挥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带动效应，大力推广应用农业高产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控、节水灌溉、品种引进与开发、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先进科学技术。最后，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加大农业科研设施建设、科研机构运行、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投入力度，完善农业科技人才的管理、评价体系和激励保障制度。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促进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才能建成美丽中国。

关键词热点完善地方生态法律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包含大气、河流、土壤、矿产、动植物等生态要素，是各种生态要素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些生态要素相互影响，使得每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与邻近区域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水源地的保护情况影响全流域的河流水质，河流水质又影响土壤质量、动植物生长情况等。因此，要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完善地方生态法律制度，打造协同治理的地方生态法治体系。

当前，地方生态立法的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难以满足整体协调推进生态法治建设的需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我国采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无论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可以为下位立法保留一定自主空间，使其能够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然而，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不同，如何使地方立法既符合本地实际又促进地区间生态法律制度协调，就成为生态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既要注重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又要使这些制度与相关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相符合。为此，可以全面总结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等地方立法协调中积累的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创新地方共同立法模式。

共同制定法律文件。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地方共同立法，是指具有地方立法权的机关在同一总体原则和指导思想下，就跨行政区域的生态事务形成共同的地方性法律文件。这种共同立法模式尤其适用于跨行政区域且各生态要素之间具有整体关联性的地区。地方共同立法不同于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协调。后者是两个以上具有地方立法权的机关分别行使立法权，分头进行立法，分别制定地方性法律文件，同时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协调，使出台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实现协调对接，形成各地都能接受的生态法律制度安排。前者则是要建设统一的生态法律制度。

适用同一立法程序。地方共同立法应在同一立法程序中完成，即相关立法机关共同起草草案，共同在所涉区域征求意见，进行立法听证、修改和审议，最终各方以共同的名义发布，成为各相关地方共同遵守的规范。在共同立法过程中，需要听取相关地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综合考量各地在环境、资源、产业结构、交通出行、建筑标准与规范、人口乃至人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异同，充分尊重相关地方的实际情况。

地方共同立法还应就涉及生态环境的其他有关事项制定协调统一的法律规范，如地区生态保护标准、产业规制等，同时促进不同区域生态执法体制、执法标准、司法裁决的协调统一。在生态环境密切关联的地区，由相关地方立法机关共同进行生态立法，打造协同治理的地方生态法治体系，推动构建生态法治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可以为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破传统地方立法模式存在的区域隔阂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热点国土增绿排出时间表

过去5年，我国共完成造林5.08亿亩，森林面积达到31.2亿亩，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资源保护全面加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日前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国土绿化时间表、路线图，并明确提出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全方位推进国土绿化。

日前，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国土绿化时间表、路线图——到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3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到2035年，国土生态安全骨架基本形成，生态状况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通过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增加生态资源总量，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全力筑牢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唐小平说，过去5年，全国完成造林5.08亿亩，森林面积达到31.2亿亩，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资源保护全面加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但也要看到，国土绿化仍是短板，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好，特别是身边增绿缺口还较大。”唐小平说，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1.66%，但仍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天然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一，但整体生态脆弱；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44平方米，远低于国际上60平方米的最佳人居环境标准，“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

如何为国土增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赵良平说，《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以大工程带动国土绿化，七方面措施全方位推进：

深入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将具备条件的4240万亩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等落实到地块。扩大退耕规模，逐步将陡坡耕地、重要水源地15度—25度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严重污染耕地等不宜耕种耕地纳入工程范围。特别是对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需要的退耕地，以及禁垦坡度以上的坡耕地，力争实现应退尽退。

加强三北、长江、珠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国土绿化“百县千场”行动，重点推进100个重点县、1000个重点林场建设。

加快国家储备林建设。实施粤桂琼沿海、浙闽武夷山北部、湘鄂赣罗霄山等一批国家储备林建设工程，到2020年建设国家储备林700万公顷。

持续推进防治荒漠化工程。实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建设150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

强化草原保护与修复。从2003年起实施的退牧还草，累计增产鲜草8.3亿吨，相当于5个内蒙古草原的年产草量。今后将继续推进退牧还草，同时实施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工程，力争2020年前完成1750万亩已垦草原治理任务。

开展乡村绿化行动。全面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到2020年，建成2万个国家森林乡村、森林人家。

稳步推进城市绿化。构建稳定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到2020年，建成200个国家森林城市和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360个国家园林城市。

国土绿化数量与质量并重。赵良平说，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坚持科学生态节俭绿化之路，不搞高耗水绿化，不追求一夜成林。《意见》要求，要精准提升生态资源质量。切实提高造林种草质量，科学选择林草植被种类和恢复方式，确保造林种草成活率和保存率；年度实施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1.5亿亩，新启动30个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加强退化林修复，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低质、低效林进行改造。

“国土绿化不只是政府行动，更是全民、全社会行动。”唐小平说，要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造林，实现“国家得绿、社会得益、主体得利”。

《意见》提出，积极发展造林主体混合所有制，探索国有林场林区与企业、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场外合作造林和森林保育经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大型企业。到2020年，力争组建1.2万个造林（草）合作社（队），吸纳10万以上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钱从哪儿来？唐小平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各项补助政策，探索先造后补、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意见》提出，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探索运用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工具，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这些新举措将有效盘活林草资源资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唐小平说。

增绿还要护绿。赵良平说，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意见》明确，全面保护29.66亿亩天然林，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使19.44亿亩天然乔木林得到全面保护。科学划定并严守林地、草地、湿地、沙地等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探索划定古树名木保护红线。

唐小平介绍，草原承担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重要生态功能。《意见》提出，对草原实行基本保护制度，确保面积不少、质量不降、用途不变。

“守林有责，需要建立生态责任体系。”唐小平说，《意见》强调，将国土绿化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把国土绿化工作目标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大力推行林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责任一竿子到底。

关键词热点中国环保之大变局正本清源回归美丽

“我的故乡是太湖的西山岛，屋后是苍翠的山岭，名字叫做缥缈峰。”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站站长秦伯强对太湖有着独特的感情，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1995年学成归来，通过湖泊研究将自己的一生与太湖维系在一起。

“亲眼看着生我养我的湖水越来越浑浊。”秦伯强说。从改革开放初开始，太湖流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济增长很快，但污染情况也日益严重，太湖水质严重富营养化，最终导致2007年蓝藻大面积爆发。经过以控磷为主要目标的“零点行动”和全流域大规模治污行动，在近10年太湖流域GDP平均增速翻番，人口增长近千万的情况下，太湖水质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

太湖水的清浊变化，折射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冲突与矛盾。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对人民网记者说，这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环境保护工作在曲折中前行的40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推动，身体力行，通过实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

万本太1981年在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参加工作，2015年从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任上退休，职业生涯全都奉献给了环保事业。回顾历史，他说，“40年来，环保的地位不断上升，机构不断强化，投入不断增多，环境质量由恶化到扼制再到转好，最可喜的是环保工作由环保部门孤军奋战到现在的全党全社会都在干环保。”

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告诉记者，“我做环境50年了，成天愁眉苦脸的。”“我开怀大笑是十八大。”曲格平的这番话也反映了中国环保历程的艰辛曲折与峰回路转。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环保的历程分成前后20年。前20年以发展为主，一些地区不顾一切去谋求经济发展，发展规模虽然有限，但是特别粗放。后面20年，环保的目标开始纳入到整个经济发展之中。

马军说，改革开放之初，你在大街上找一个人谈环保，那人很可能跟你说，还是先发展更重要。对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国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虽然早在1983年环境保护就被定为基本国策，但由于地方党政领导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机械理解，片面地追求GDP，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资源支撑、环境容量的协调，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这既有不正确的政绩观作崇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粗放的原因，还有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认识不够把握不当的原因。

万本太说，“我们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这是竭泽而渔的作法。又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不去发展经济，这是缘木求鱼的作法。”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造成的，而环境问题的消除也必须靠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来解决。

作为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安吉县曾走过“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歪路，也走过“以为绿水青山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的消极保护的弯路。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生态环境的优势不断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优势，不断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去年年底，一二三产的产业比达到8.2：44.4：47.4，实现了“3、2、1”的产业结构。”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随着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在发展方式上实行大转变，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在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上也进行大变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说绿水青山就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也是说只有爱护绿山青山，才能保护金山银山的基础和源泉。这是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逻辑基础。

40年，环保机构不断强化。从1978年至2018年，环保机构改革几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升级和调整。1988年，成立了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的国家环保局；1998年，成立了正部级的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组建了国家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了生态环境部。环保机构的规格越来越高，职能也逐步强化。

40年，环保投入不断增多。据万本太介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上世纪80年代初仅为0．51％，2000年才突破1%，2008年达到1．49％，2016年达1.9%，2020年有望突破2%。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当一国的环保投入占本国GDP比例高于2%之时，环境质量开始实现好转。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曾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可以说是五个“前所未有”：一是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四是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五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环保力度越来越“硬”。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加强环保工作的态度明确，决心坚定。国家层面对环保工作的布置细致，目标明确。中央环保大督查威力大，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目标责任制落的实，尤其是实行党政同责、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河长制、约谈限批等制度，效果明显。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明显加大，今年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生态环境部密集公布了53个典型案例，这种主动曝光的做法，大大推动了环保问题的解决。

万本太说：“建立好的常效机制。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环保大督查机制好，名正言顺，各级政府都重视，所以工作有实效。”据悉，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共受理有效举报38165件，责令整改22561家；立案处罚5709家，罚款51062万元；立案侦查405件，行政和刑事拘留464人，约谈2819人，问责4305人。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今年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的统计，截至5月中旬，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

“追责动真格的，而且不是找垫背的，是谁的责任就追谁的责，这一点震动尤大，警示作用明显。”万本太说。

不可回避的是，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会给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找到平衡点。”马军说，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一切，这样的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本身也会产生问题。

“没有环保底线，大家恶性竞争，整个产业也都被拖累。”马军认为，不能守法的就应率先出局，将市场让给做得好的企业。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人为的去推非常困难，但如果用环保作为一种尺度去度量，用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去推动，转型可以更加高效。

位于东海之滨的宝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钢铁企业的领跑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同日，宝钢建设打下第一根桩，40年来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作为传统制造业的钢铁，在我国经济全面转型发展的路口，高能耗、高污染，让钢铁从“香饽饽”变得“受人诟病”。据媒体报道，宝钢曾身陷“污染门”，面临“1吨钢赚不到5分钱”的现实困境。

面对环保要求，建设城市钢厂、走产城融合之路、与城市共生共荣，是宝钢股份唯一的选择。尽管钢铁业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宝钢提出了“一切成本皆可降”的理念，但环保投入，却是宝钢为数不多的几个舍得花钱的“刀刃”之一。公司投入100多亿元，一揽子解决原料、烧结、炼焦、高炉各单元环保装备、技术相对落后的问题，直接对标国家、国际最严排放标准，甚至超前考虑未来更加严苛的指标要求。

宝钢还利用自身优势，消纳处置城市废弃物，利用高炉、焦炉等冶金炉窑功能消解上海发电厂产生的飞灰，实现了生产与环保、工业与城市相得益彰的和谐发展。

“不见烟雾满天，唯看白云悠悠；未闻噪声阵阵，且听鹿鸣呦呦。”今日的宝钢人经常在朋友圈展示“花园钢厂”的美景。宝钢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宝钢股份总部2017年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10%，超额完成上海市下达7%的年度责任目标。

宝钢所属的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指出，过去两百多年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未来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要解决“清洁制造”问题。

环保并没有影响宝钢经营业绩保持良好态势，今年前三季度，宝钢股份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15.7亿元，利润总额再次刷新上市以来最好水平。宝钢称，公司顺应国家要求、眼睛向内，着力提升自身经营效率、大幅削减成本、夯实资产、降低负债，保证了公司的可持续增长。

曲格平说，建设一定要建，环保一定要保，两者是可以同步发展的。

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当日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凸显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

环境的质量与公众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众参与对于推动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每个人日常的节水节电节能对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就能起到很明显的效果，公众参与到环境决策、环境管理，对企业能起到监督作用，这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污染，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马军提到，从全球范围来看，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公众参与环保治理是从20多年前起步的，最初公众参与环境监督非常困难，在监督当地企业的工作中，环保组织和企业、地方政府常常有很多矛盾，但是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主动出钱聘请环保组织作为独立的监督者。

徐鸣是江阴市一家工厂的机床操作工，也是一名环保志愿者，闲暇时间利用12369的微博微信平台监督当地企业，发布污染源、位置简图等信息，并@当地环保部门，一起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举报的多起案件都已被相关部门处理。徐鸣说：“虽然环保志愿者有时不被人理解，但自己心中有着对蔚蓝天空的向往，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并重视环保，自己为保护环境做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不断改善，觉得很欣慰。”

公众参与显然有利于推进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马军回忆说，在2011年的时候，政府首先出台了一个版本的环境质量分析标准，里面没有提到监测和发布PM2.5。后来，公众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出声音，希望能够了解这些数据。随后，政府作出决定，从2013年开始监测和发布PM2.5。“公众对于最微小颗粒的关注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信每个人的参与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终极的动力。”马军说。

秦伯强则说，“这一辈子就卖给太湖了，我现在也五十几岁了，可能我退休的时候，太湖的水还没有治理好。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也上来了，他们知道太湖该怎么去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沿着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阔步向前，走向一个“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