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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第一中学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专题五 合与分的历史运动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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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合与分的历史运动：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本章主要内容
从公元25年东汉建国，到隋589年再度重建大一统王朝，中间三国分立91年，十六国、东晋分裂至隋大一统，分裂长达285年。在550多年里，分裂时期竟占去了三分之二时间。这是帝国成立以来分合合分最剧烈的历史时段。
王莽“新政”失败，绿林赤眉起义继起。公元25年，刘秀称帝，重建中央集权，释放奴婢，假民公田，以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号称“中兴”。在西汉豪强地主一百年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世族地主，其中有些人世代为官，自立门第，广占田地，以自给自足的田庄为主要经营形式，役使依附性很强的部曲，国家自耕农经济严重萎缩，种下日后地方分裂的祸根。东汉一代中央政权对世族、外戚多妥协迁就，后期外戚、宦官交替擅权，统治高层分崩离析。因官僚、士人联合抨击宦官专权，引起二次“党锢之祸”，内争中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公元184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世族割据势力趁势而起，逐渐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大一统帝国成立后遭遇到第一次全国性的分裂的形势，西晋短暂统一也无济于事，直至隋唐再度大一统。
造成这一时期多次分裂的社会根源，一是统治阶层结构的变化。由于社会上逐渐形成宗法性、闭塞性和割据倾向很强的门阀世族势力，导致中央对地方权力控制系统的失衡。最高统治层的内乱往往为地方分裂提供机遇，打开通道。二是北方少数族的活跃及频繁南下，王朝对周边控制能力的削弱，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更是造成全国性分裂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原地区战乱不息，北方经济迭遭破坏，而江南和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则得到前所未有之大开发。民族间的矛盾和对抗虽然给各族民众带来伤害，但也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由周边大量迁入的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以儒家为核心内容的汉族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生活、礼仪习俗、学术思想等方面实现了汉化。汉民族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和域外传入的各种文化因素，从而使以汉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提到进一步发展。本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阐明中国历史发展中统一与分裂的辩证发展关系、天下分崩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民族对抗与民族融合的关系。
本章的难点是为何东汉时期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统一帝国的分裂？世家大族如何演化成门阀政治？分裂时期诸种制度是如何演变的？民族的融合与本民族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
本章的教学方法与技术手段
本章内容复杂，枝蔓甚多，尤其是三国历史和十六国历史极为复杂。因此，本章应抓住三条线索：合与分的辩证关系、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对抗与融合。对于枝蔓纷繁的部份，采用多媒体教学。重要理论和重要史实由主讲教师精细讲述。
第一节东汉政权与豪强大族
东汉，从建武元年（25）刘秀（汉光武帝）称帝，至延康六年（220）曹丕称帝止，共历12帝，196年。都洛阳。
一、从王莽“新政”到光武“中兴”
西汉至武帝时“盛极而衰”，在各方面都有衰微趋乱的迹象。
霍光专权。尽管霍光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武帝内行奢侈、多事四夷之后，能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昭宣两代犹称“中兴”，实际也只是维持苟安，并无积极措施改善社会问题。百多年来积累的豪强恣意横行、农民流离失业的情况积重难返。土地兼并与奴婢问题，成为社会危机的死结。霍光将己女立为昭帝皇后，秉政时又自领尚书，任用年老无气或自己的亲信为丞相，政治悉由宫中而出，开了外戚专权的恶劣先例。王莽便是踏着他的足迹，将西汉废除。故旧史有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之说。
王莽新政。
王莽此人，历来史家褒贬不一。不管怎样，他的改革、他的“新政”，都反映西汉以来积累的严重社会问题已不能不解决，主要集中于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蘖生的奴婢问题。然而试图再恢复周代土地王有制，以及在不正本清源的情况下用行政命令取消奴婢，终究可笑。另一方面又再度使用行政手段统制盐铁等市场交易，肆意擅改币制、官制、地名，更是乱上添乱。王莽“新政”的失败，说明西汉以来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实在是体制造成的；体制不变，任何改革都不有成效。王莽的复古色彩只是给这场“新政”平添了许多闹剧的成分。
光武帝刘秀在社会混乱及战祸中崛起，因其为刘姓之后，新建王朝仍以汉为国名，其实完全是一次标准的改朝换代。
刘秀自称以“柔道”治天下，建国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二、东汉豪强世族与庄园经济
东汉的世族地主大抵就是顺着西汉豪强势力发展过来的。
战国、秦以来推行军功受田制度，原是为了削除“封建”，培植一批帝国的社会统治基础。受田如同受爵，是着眼于政治的一种经济回报
西汉建国后，先是产生大批平步清云的军功地主。除了受田外，他们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大肆购置田地。
西汉一代豪强大族积二百年的经营，在地方盘根错接，已成气候。战乱中乘机而起，围绕南阳刘氏周围的，多有豪强大族的背景，不是州郡著姓，便是地方长吏。
自刘秀创立东汉一代“以柔治国”的祖制以来，虽高官大员也有因政治斗争牵连而起落不定的波动，但总体比较平稳。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已经远不如前汉，东羌崛起，屡添麻烦，说明国力再也达不到汉武帝那样强盛。光武胸襟开阔，明于事理，是一个很实际的政治家。
光武君臣本是豪族出身，怎可能采取依人口“限田”的政策？所谓“度田”其实也只是要求实报实录，不准逃避赋税。即或这样的措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豪族若世代保持经济优势，又参与政治，权力与财富结合成双重优势，时间既长，就成了世族。西汉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世家大族，但多数还都属于司马迁说的“素封之家”。东汉成立后不出百年，在所谓“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优容怀柔政策孵育下，世族的发展很快就产生出所谓“阀阅之家”。到东汉末，更有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
门阀之家，除“累世宠贵”、“世代为官”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儒学世家”。这是西汉重经学积渐的产物。
世族经济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地主的地方，他们广占田亩，地连阡陌。在其核心居住区域内住宅豪华，筑有田园、苑园、坞堡，俨然成一独立天地，故史称“庄园”。
东汉世族大庄园，都以聚族而居为特点。这是与后世的大地主经济迥相区别的地方。庄园内的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经济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庄园内的生产者，除同族贫苦农民外，也广为吸纳“游食者”为徒附。更低下的为奴婢，多系卖身而来，主要从事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家内服役。另有一种人称之为“宾客”，由战国豢养食客之风而来。从徒附、宾客中挑选精悍者组成家兵，谓之“部曲”，按军事要求缮兵习武，实为世族的私人武装。
世族庄园由于具有血缘宗族的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庄园的封闭性加上这种经济自足、人身依附，又拥有私人武装，既利于坞
壁自保，也容易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天下大乱，这种社会力量就成为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三国分立与地区经济的发展
东汉末年因外戚与宦官内争不已，致使大一统王朝最高统治层分崩离析，无力控制局势。在黄巾起义后更是无所措手足，只得仰赖于世族武装，终于酿出了军阀混战。混战结果出现了三个对峙的地区性政权。
由东汉统一的破裂、军阀混战进入三国，从局部看，是实现了地区性的统一，并继由西晋短暂地实现过全国的统一。但从前后3个多世纪的大时段论，进入帝国时代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分裂割据还刚刚开始。一、由大一统到“三分天下”
东汉后期皇权衰落，外戚、宦官交相专权，相互争斗不已，是导致大一统局面被破坏的直接动因。外戚、宦官是伴随君主帝制而产生的两大毒瘤，充分暴露了君主帝制内在的制度缺陷和权力的不稳定性。
上层动荡不定之时，下层却不动声色地酝酿着更大的动荡。由于它是以宗教形式进行的，起初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待到风雨骤来时，就不免手足无措。
原始道教中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民间流行，逐渐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
经东汉一代滋养硕壮的世家大族势力，在皇权衰微，中央集权衰微解体的条件下，表现出了强烈的离心倾向。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又为世族势力发展为地方军事割据力量——军阀提供了诱发的机缘。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不久，东汉政权再次重演外戚（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的生死厮杀，两败俱伤，却招来了并州军阀董卓的军事干预。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东汉名存实亡。关东各州郡牧守联兵讨伐董卓，拉开了阀混战的帷幕。北方陷入了战祸深重，横尸遍野的灾难之中，社会经济惨遭破坏。数年间，逐渐出现了孙坚、刘表、刘璋、韩遂、马腾、公孙度、袁绍和曹操等七八个较大的地方武装集团，而最终形成了三国之鼎立。
曹操之崛起。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曹操在北方已完成独大之局。曹操用了10余年的时间，以弱小力量，不断击败各种割据势力，转弱为强，完成北方统一，不只靠其军事战略、战术的调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推行诸如“唯才是举”和屯田种等一系列具有革新意义的政策，使他手下谋士、猛将如云；在其统治区内，推出许多切合实际的政策，既安抚地方世族，又破格举拔寒士，机智、策略地平衡了政局，争取各种力量的支持，才使他得以脱颖于群雄之中，成为地方军阀所不能比附的、代表统一倾向的胜利者。
刘备之崛起。“乱世出英雄”。优秀人才在帝制失效之后，方得以获得不拘一格、各自凭才德竞争的少有机缘。曹操固然被称为“乱世枭雄”，刘、孙何尝不是？其中诸葛亮的作用，更是突出。东汉末年隐居隆中（在今湖北襄樊西，一说在今河南南阳），身居茅庐，躬耕陇亩，留心世事，常自比管仲、乐毅，有“卧龙”之称。建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