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里的临时工：富地方的穷老师

代课老师这种身份上的不认同就像是一种歧视，深深地刺在她的内心深处。

　　一位身在上海的朋友最近告诉我，她作为老师很快就要失业了，因为她不是编制内的公办教师。

　　公众对代课老师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些偏远乡村地区坚守在教职第一线的人，这源于媒体和舆论对这些地方代课老师关注度的倾斜。无论是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还是各地方媒体对一些代课老师的大篇幅报道，偏远乡村地区的代课老师始终处于舆论的暴风眼。因此在大众的思维里，代课老师待遇低下的问题，仅仅发生在偏远贫困的地方。

　　但实际情况是，代课老师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问题，无论是偏远贫穷的乡村，还是富裕的一线都市，在哪里都能看到代课老师的身影。诚然，贫困地方的代课老师条件更艰苦，但是在一线都市里的代课老师，他们的待遇也未必能好多少。这些地方的代课老师，除了基本工资稍微高于贫困地区代课老师之外，其他方面甚至比贫困地区的代课老师所面临的情况还要严重。

　　还是以我这位上海朋友为例，她目前所在的小学，有四五个都是没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她本人教语文，还是班主任，在工作量上，她并不比一些正式的老师少，因为是班主任，有时工作量还会更大。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正式老师除了有高于她三四倍的工资之外，还有补贴和奖金，而她这样的代课老师只有基本工资。

　　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在上海，在深圳，保守估计目前的代课老师超过了10000人，待遇和我这位朋友的情况大致相似。代课老师的工资每个月是3000元，没有保险、福利、奖金，而有编制的公派老师，即便刚刚参加工作，到手的工资也有10000元。深圳学校的代课老师是一年同学校签一次合同，代课老师的流动也就自然很普遍，第二年或者第二个学期，他们就已经离开。

　　由于代课老师本身没有编制，其工资也是学校自己所发，再加上学校教育资源在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以及重点名校与普通校的区别，不但使一些公办学校教师依靠教育资源的过度聚集而“暴富”，同样也让“重点”和“普通”学校之间代课老师的待遇有所差别。

　　更不用说那些散布在北上广大都市里的民办学校。在北京，城市周边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全部被纳入相关的基础教育部门进行监管。据统计，在北京市教委正式登记备案的打工子弟学校仅100多所，而实际数量可能已达200多所甚至更多，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都是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缺少社保，每天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1300元左右的低工资，工作艰苦和待遇低下导致老师的流动性很大。与朋友这样的公办学校代课老师比起来，这些民工子弟学校代课老师的待遇，更让人忧心。

　　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的代课老师，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同工不同酬。诚然，一个地方的富裕与否，直接影响到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贫穷地区，也有把教育问题解决得很好的例子。反倒是北上广这样一线富裕的大城市，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穷老师。虽然师范毕业生逐年增多、外来人口增大会导致民办学校的剧增，但富地方、穷老师，这样的悖论不应该长期出现。

　　我曾经问朋友为何迟迟没有转正，她告诉我要想转正，一方面要看教育局每年是否分配转正指标，另一方面要参加统一的转正笔试和面试。当然，除了完成这些基本流程之外，假如在教育局里没有关系，你的转正计划十有八九也会泡汤。所以朋友对转正也死心了，对她而言，能够找到一个不频繁离职的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对那些民办学校的老师来说，由于教育部门的介入缺失，他们在工作上没有培训和提升教学能力的机会，对职业发展前景也更迷茫。

　　后计划生育时代人口数量下降，入学率也随之降低，这使得代课老师的转正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山东省教育部门最新发布的2014届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显示，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减少，教师的招聘录用也少了3000多人，导致师范生就业率降了1.2%。在毕业生中，近七成学生转了行，没有从事教育领域的工作。

　　朋友说，她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而一些有编制的正式老师，是开着车的。她认为，她就是教师队伍里的农民工，待遇低、工资低、没有假期补贴、社会保障缺失、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或许还能忍受，但是对代课老师身份上的不认同，就像是一种歧视，深深地刺在她和千万名代课老师的内心深处。

　　“我始终感觉自己不是这个学校的主人，而只是一个临时工。这种精神压力太大了。”虽然已经在小学上课一年多了，虽然根本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在学生面前喊“上课”，但是，她还是说：“我喊‘上课’底气不足，因为我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站在这些学生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