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党史的内容超级丰硕，在短短的几十天中，不可能学得很详细，只能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学习最主要的经验，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怎么学习这条大体经验呢？

第一，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前，特别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决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大体的前提。若是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决的信仰，也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先参与建党的人，后来分道扬镳，取得不同的结果，就与他们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决的信仰有紧密的关系。就拿参加建党的一些人来讲，张东荪、戴季陶等人都曾参加上海党组织初期的活动，但一听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张东荪马上退出，他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第二个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反动理论家，坚决反共，瞿秋白被捕后就是他建议蒋介石杀掉的。沈玄庐（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都曾经是上海党组织的正式成员，后来的路也各不相同：沈玄庐曾领导咱们党最先的浙江萧山衙前的农人运动，但后来被开除出党，成为国民党中的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成员；邵力子后来退出，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参加国共和谈后于1949年5月通电拥护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施存统是共青团第二届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退党，但一直拥护共产党，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建党时期最出名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即所谓“南陈北李”，命运也各不相同。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而献身；而陈独秀先是犯了右倾错误，后又同意托洛茨基的极左观点，被开除出党，组织托派组织，被时期所抛弃，最后穷困潦倒病死与四川江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三个人，后来的命运就更不相同。有两人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有4人被仇敌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 ，其中李汉俊虽曾脱党，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阀杀害，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因病归天的一人，就是王尽美；脱党后从头入党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脱党后担任过国民党的一些职务，建国后回到北京、曾担任国务院参事的一人，就是包惠僧；后来同意托洛茨基观点，被以为是“托派”组织成员、开除出党的一人，就是刘仁静；叛变革命跑到国民党那里当间谍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组织主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于加拿大；成为大汉奸的二人，就是周佛海、陈公博，一名被判死刑病死于狱中，一名被处决。后来在六大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后当即叛变，成为叛徒，也是因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决的信仰。与这些叛党、反党的人相反，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急时刻，或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有大量的人不顾危险，毅然加入共产党。徐特立等人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加入的，而贺龙、郭沫若、彭德怀、廖承志等人，都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加入的。从以上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此刻，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心里并非真正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种偏向：

第一种偏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以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通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咱们此刻所处的时期，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期大不一样了，情形发生了专门大的转变，他们按照那时情形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可是，它们的大体原理，专门是它们所提出的科学的熟悉论、方式论，并无过时，仍然是咱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不适应此刻的情形，就以为它们已通过时，再也不加以坚持。此刻有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体高作并无认真学习，就在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通过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大体原理，咱们并无深刻领会，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不能轻易地加以怀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种偏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从进展转变了的实际情形动身，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按照那时情形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中，僵化地看问题，感觉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趁心，以实践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乃至以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他人都离开了乃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种偏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仅仅在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完尽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背道而驰，乃至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原山东一名市委书记，曾写过一本书，其中大讲什么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紧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败斗争，弄好党风廉政建设”，“把党建设好”等等，可是做的正与此相反，连一个市委都带坏了，结果被绳之以法。1996至1997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浙江省仙居县县长，是我国留学美国、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ＭＢＡ），并走上县级领导职位的第一人，曾因其特殊身份和不普通的工作业绩，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报导过，但后来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98至1999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这里学习时讲得井井有条，党性分析也作得专门好，可是一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就飞到澳门去豪赌、狂赌，一共输了4000万，结果归去不久就被判刑。他们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人，可是由于言行不一，都身陷囹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发言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i]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必需坚决地清除掉。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能弄教条主义。

咱们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可是不能弄教条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咱们党一贯的方针。毛泽东曾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指出“没有科学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ii]

在咱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咱们吃了大亏。咱们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份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是一个个性超级强的人，曾经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但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方针。那时，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动身，把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看做最重要的方针，但又不了解中国的情形，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步步妥协，陈独秀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也执行了这一错误方针，因此犯了右倾错误。后来，他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他很不服气，转而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组织“左派” 反对派。无论是他同意共产国际的右倾主张，仍是同意托洛茨基的极左主张，实际上都是照搬照抄外国的观点。代替陈独秀在党内负总责的瞿秋白，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本来陷入了低潮，需要保留革命力量，可是共产国际以为中国正处于十月革命前的形势，专门快就会出现革命高潮，并以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革命”，并将民主革命一直推动到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在1930年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分不开的。王明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马列高作背得很熟，做报告时随口就可以引述马列的高作，唬住了很多人。可是，他只明白背诵马列的结论和文句，把这些结论搬到中国来，却不明白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还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延安女子大学转达毛泽东《改造咱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还说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说什么 “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遇见实际自然会运用，若是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取得运用？”他强调学理论是对的，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是错误的。正因为他坚持教条主义，结果先是犯 了“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在作检查时，也承认他的几本小册子，完尽是从马列高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照抄过来的。

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超级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以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需绝对地贯彻执行。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看不起在国内弄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毫不以为然，以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嘲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咱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路就多得很。咱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iii]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熟悉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可是，咱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高作中一些已通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例如列宁曾经说过，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国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就结束了，进入了社会主义 低级阶段，可是毛泽东没有熟悉到那个转变。他虽然在1956至1957年上半年，曾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他还把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以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把这种“左”的错误进展到极端。在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咱们党政治上的很多错误都由此而来。又如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以为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乃至提出要“一大二公”，越纯越好，以致出现“穷过渡”；经济体制应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产品由国家直接挑唆，企业由国家直接管理，否定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派制度应该是大体平均，略有不同，乃至赞赏 供给制，以致形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偏向。这种目标模 式，在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和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取得了集中的表现。这里边有些原则马克思虽然也说过，但那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如此一个各方面都很掉队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就要实行，不免带有空想的色彩，从而致使了一系列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发生。他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总起来讲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在咱们如此一个经济文化都很掉队的国家里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之所以如此，除过量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不顾实际地照搬了马列的一些论述和苏联的模式。

直到此刻，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来怀疑乃至指责党的线路、方针、政策。正是针对这种情形，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需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iv]，即必需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乃至扭曲的熟悉上，或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郑重地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即学习时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试探，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进展。

三个不能“停留”和三个“着眼于”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咱们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绩，能够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年代末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功效。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功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功效，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功效，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这三次思想解放，也都产生了伟大的功效。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思想解放，又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这三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此刻如此的成绩。因此，要除破教条主义，就必需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处处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和本地的实际动身。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必需认清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大体的依据。”[v]可是， 从党的历史来看，要认清国情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曾发生过量次曲折。在党成立之初，由于对国情缺乏熟悉，党的一大肯定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完全离开中国实际的。在党的二大上，虽然对国情有了初步的熟悉，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这种熟悉是不深刻的，尤其看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为了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那时曾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央长征抵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等人认真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熟悉中国国情，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国情的熟悉又发生了误差。毛泽东虽然也以为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都很掉队，但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熟悉。他离开中国经济文化都很掉队的实际，不是集中力量弄经济建设，而是过于频繁地调整生产关系，大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且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于超越。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尽快在主要生产指标方面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要求的时刻愈来愈短。即便在“大跃进”受到挫折的情形下，他还以为中国能够专门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五 七”指示和后来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他又几回提出应该消灭城乡、工农等不同，使很多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进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