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是各族人民举国同庆共享喜悦的日子。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结束了旧中国屈辱的历史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的生产力总量从公元170年（东汉）到1820年间（清朝中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1/4到1/3以上。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先长达14个世纪以上。只是由于封建制度延续时间太长，在16—18世纪，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中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才逐步落伍了。

　　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法国、沙俄、日本、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国家，就处心积虑地向中国扩张，侵略中国。1840年前的40年，西方列强就从中国掠去26000多万两银元以上的财富，相当于清政府8年的财政收入的总和。历史惨不忍睹，记忆难以逝去。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从鸦片战争到清朝覆灭的71年间，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威逼下，中国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从清朝覆灭到全国解放前夕的38年间，中国又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合计1000多个。被迫割让占领瓜分中国领土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4到1/3以上。下面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简要地概括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方式、手段、罪行和特点。

　　（1）军事侵略。首先，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近代百年，英、法、日、美、俄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致使国都三次沦陷。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仅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侵华战争的参与国之多，历时之长，频率之高，危害之重，世界罕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军事侵略，通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列强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甚至企图瓜分全中国。外国侵略者还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如旅顺大屠杀等。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

　　其次，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每一次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此割占中国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仅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列强割走香港、台湾，“租借”澳门，侵夺、蚕食了大片国土。仅仅百年，便有18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侵占，分别相当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其间，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章程，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俄国控制了长城以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法国控制了两广和云南，德国控制了山东半岛，日本控制了辽东、台湾和福建，祖国的大好河山，就这样任人宰割，四分五裂。谭嗣同声泪俱下地高呼：“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第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如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朝地方政府缴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各得800万两白银的赔款。甲午战争后，日本共从中国获得2.31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年收入的4.5倍。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额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赔款，本息合计达近10亿两之巨。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伤害？又有哪个国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3倍乃至12倍的赔款后，还能指望得到发展？“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有感》）国家一旦失去主权，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也就没有了保障。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侵略者自己承认，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2）政治控制。首先，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其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对义和团运动更是进行了残酷镇压。英军血洗定海、镇江，日军对旅顺屠城，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赶尽杀绝，沙基惨案、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以及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为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侵略者进行了最为野蛮的持续杀戮。“东亚病夫”，这就是洋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猪仔”，这就是对被骗卖到海外华侨的蔑称！爱国诗人丘逢甲曾经愤怒地指出：“英之在香港，以狗与华人并论；俄之在旅大，则人与牛马同税”。在旧上海外滩公园，则设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在殖民者眼中，中国人就是牛马猪狗，甚至不如，否则，怎么可能使出扫射、枪刺、挖心等高达170余种的虐杀手法？

　　第三，扶植并收买代理人。为了控制中国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资本——帝国主义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 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这些人曾都是列强扶植的对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和若干小派系，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3）经济掠夺。首先，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其次，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列强通过《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逐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1898年，中国海关关税作为外国借款抵押担保，用于赔款。甲午战争后，税收抵押由海关关税扩大到内地的消费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全部关税和盐税。

第三，实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对中国开展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来源地。甲午战争后，随着世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大量工厂，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炮舰掩盖下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疯狂地增长，由20世纪初的1509.3百万美元，发展到1930年的3487.6百万美元，1936年的4285.4百万美元，1941年的9161.8百万美元，27年中增长了5.07倍。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收入是它投资的10.6倍，换句话说，利润高达2120%。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不只是一种资本输入制度，而且是一种资本掠取制度，具有双重的超经济剥削性质。

　　第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开采煤矿，控制交通运输，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偿付战争赔款，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形成了垄断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并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比如，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拥有雄厚的实力，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设立了上万家洋行和贸易公司（1930年为8297家），控制了中国90%的进出口贸易。把持的铁路达到92%。“以借贷形式控制中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重要手段”。1898—1911年间，清政府借外债110项，外债累计超过12亿银两。借贷附有极其苛刻的条件，具有极大的掠夺性和奴役性。利息很高，折扣很大，以关盐税作担保。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等于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借贷成为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政和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

　　（4）文化渗透。首先，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他们在中国创办报刊，反映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此外，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企图美化侵略，麻醉中国人民。但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其次，侵略者还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时，还要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这里要提到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甲午战争期间，他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尔后，他又发表文章，鼓吹日军必须加紧进攻中国，“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文明”、“蹂躏”、“亡国”——应该“感谢”福泽谕吉，能将问题讲得如此直白。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确曾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设学校，进行了许多似乎“文明”的“建设”；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同为“建设”，二者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命运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771—772页）

　　第三，侵略者公开抢劫摧毁华夏文明。渗透不成，于是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古老的华夏文明濒临灭亡的边缘。英法军队对圆明园劫掠后的焚毁，八国联军对五代帝都北京的洗劫，西北流沙古道上“探险家”们对文物的盗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公开的劫掠伴之以无形的摧残。法国文学家雨果说：“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万园之园），一个进行洗劫，一个放火焚烧。”“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则叫做英格兰”。是的，强盗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殖民者借助传教、办学、出版等方式，传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声称：“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日军“笔部队”成员更是公开叫嚣：“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正是在刀剑的威逼下，沦陷区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其他方式，进一步对中国进行野蛮残暴的侵略和掠夺，占领并瓜分中国领土，勒索赔款，在中国驻兵，取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特权。由此，中国一步一步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割地并丧失大量主权，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珲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同时中国经济也日益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中国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同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危机。1883—1885年中法战争，民族危机逐渐加深。1895年4月，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发展到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并走向联合，利益趋向一致。中国丧失大量土地和主权，付出巨额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1年9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强迫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2、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

　　（1）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人民饱受灾难。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掌握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同时支持和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它们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使中国陷入丧权辱国的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变为一个任人宰割、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从一个生产总量趋前的国家，变成一个丰富资源和财富被任意侵占随意掠夺、生产停滞、极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从一个过去受封建主义一重压迫剥削的国家，变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大山剥削压迫、社会混乱、灾难频繁、人民遭受多重苦难、大量人口在贫困饥饿中死去的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极其悲惨的历史，一部屈辱的历史，一部灾难史，一部血泪史。帝国主义不仅采取采取资本输出、占有资源等传统剥削方式，而且采取了抢劫、强迫借款、战争赔款等对中国特有的极其残暴的恶毒的少见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与泪。

　　比如，抢劫。1839年，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训令英国海军“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提出来的要求”。1840年6月，英军舰艇侵入中国定海，英国水兵成群结队地到处洗劫，见什么抢什么，“稍或抵抗，即被剑击枪打”。到达广州，“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侮辱妇女，挖掘坟墓，祸及枯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丧心病狂地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仅在天津长芦盐场一处，就被日军抢走纹银200多万两，随后又遭美俄英法军队的洗劫。俄军从造币厂抢走几百吨存银。法国主教樊国梁一人抢走价值100万两的财物。

　　比如，赔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反过来进行敲诈，强怕中国“赔款”。赔款，是政府赔的，却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头上。据严中平计算，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大约支出军费4137931元，而英国向中国勒索到手的先后两次“赔款”，共计1800万元，是英国军费的4.35倍！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利息竟然超过“本”数。要受害者赔偿侵略者！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也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和万恶的旧制度形成的半殖民地必然的悲惨结果。

　　（2）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得中国人民透不过气来。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附属于帝国主义，既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统治盘剥中国人民，分割瓜分中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又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直接盘剥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无能落后的清政府，对内镇压剥削，对外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甘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清政府也不乏有为的官员，如林则徐、徐世昌，但不被重用，遭受迫害排斥打击。相反，落后的生产关系必由落后的统治者来维持。帝国主义入侵后，买办阶级是第一批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发财的人。他们对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搜刮。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专办签字画押，出卖民族权利，得到了大量的贿赂。他在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租借条约时，就从沙皇财政大臣手中得到350万卢布的贿金。而清政府为了赔款，练兵筹饷。这些买办不仅帮助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而且是帝国主义政治侵略的帮凶。袁世凯是大家所熟知的卖国贼，也是大买办，大地主。他搜刮的耕地覆盖河南十几个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和若干个小派系，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也是如此，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卖国投降，垄断经济命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炒卖外汇，残酷镇压革命者，使全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社会陷入黑暗混乱落后状态。仅举一例：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纸币额增长了1445亿倍，导致批发物价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上涨了47万亿倍。物价涨的速度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称，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为两头牛，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1948年只能买1/500两大米，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2.5%。当年一石米值23元，一个月后涨到1800元，5个月后涨到44万元，有人计算，买一粒米要金圆券137元。老百姓说：“粒米100元，寸布15万，呜呼蒋介石，哪能不完蛋！”毛泽东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阶级拥有全国土地的70%以上，而占人口70%的贫农下中农占有土地不到20%。乾隆年间，约60%的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乾隆十八年，全国有耕地708万公顷，郝氏一家占了万顷，占有全国耕地的1/700。和珅占地800多顷，琦善占地256万多亩，李鸿章仅在合肥东乡就占地50万亩，占该乡土地的2/3。抗战前，占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65%。地主阶级“坐拥一县之田”，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种，坐收地租，一般在收成的50%以上。

　　3、旧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综上分析，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制度和生产关系，已经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和障碍。具体来说：

　　首先，经济落后，被动挨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在旧中国，生产下降，技术进步停滞，经济水平在世界上越来越陷入最落后国家行列和被动挨打状态。1820年至1949年，旧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出于停滞状态，其中约2/3的时间，不但没有任何增长，反而是下降的。从十九世纪60年代清末洋务运动起，中国也发展了一点工业，但花了100年时间，只积累起42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不到现在工业固定资产的0.001%，置办了一万家厂，不到现在制造业的1%，质量和规模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近代100多年，直到1948年，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自然不能不处于被动挨打的悲惨局面。

　　其次，社会混乱，天灾人祸不断。盗贼横行，坏人当道，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繁发生。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天下，官僚资本的天下，军阀的天下，地主的天下，投机倒把者的天下，兵痞流氓的天下。唯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只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生存权利，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帝国主义用炮舰贷款说话，官僚资本和军阀用权利、法令和监狱说话，地主用占有的土地说话。而几亿人民必须服从，任何反抗必遭镇压。旧中国，更没有法制。帝国主义的大炮就是法制，官僚资本和各路军阀的告示就是法制化，地主的皮鞭就是法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正所谓兵亦盗，盗亦兵。

　　第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结果，就是富者巨富，贫者赤贫。这是旧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腐朽性、落后性并且严重违背社会发展要求的集中表现。旧中国的工业生产资料，1936年2/3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1/3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1946年，32.8%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2/3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1949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集中了100亿—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而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才不过466亿人民币。加之军阀、政客、官商、投机倒把者的巧取豪夺，广大百姓怎么能不贫穷呢？旧中国农村的耕地70%以上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中，占人口不到5%的地主的收入与占70%的贫农下中农的收入是142:1。农业收入的70%—90%都集中到地主手中了。这是广大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与官僚地主集中的财富比较，农村贫富收入差距更大。李鸿章兄弟共占地60万亩，年收租5万石，一个人平均收租8333石，而一户农民一年租地种粮收成不过几担、十几担，还要拿出一半交租，李鸿章的收租收入要高于农民七八千倍。所以，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资本家地主老财花天酒地，绝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因此，英国记者费雷特·厄特利1938年到中国，看到中国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贫困与不幸。无论是怀抱初生的婴儿的妇女，还是年幼的孩童，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还遭受饥饿之苦。在这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人中，天天都有一些在缺衣少食中死去。”美国画家1940—1948年到中国，写道：“广大的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一直掌握在一小撮地主、商人和高利贷手里。这一小撮人同时掌握着政治权势”。“在土地所有权上，早已传下了大量的不平等。而皇家官员则不断由一小撮显要的地主阶级所补充。到了国民党时代，还有80%的人民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只靠一小撮掌权者发慈悲才能活下来”。地主官僚囤积粮食发财，多数农民没的吃，“就吃树皮和陶土，或卖掉工具土地，把种子吃掉，把心爱的耕畜也杀掉当食物。”“偷吃别人家的尸体，还得把争食的狼和狗赶走。还有些人把家中不太有用的人出卖”，“妇女儿童被出卖时尽管还算是奴隶而未被当成食品，可依然过秤。当一斤人肉的价格低于一斤粮食的时候，那就说明灾荒到顶点了”。“户鲜盖藏，途有饿殍”，“饥饿者十有八九，存有无儿”，“积骸成葬，匪无生路”，“水藻捞尽，草根挖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饿殍田野”的现象，在旧中国农村大地年年存在，时时存在，处处存在。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屈辱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随即，毛主席向全世界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接着举行盛大阅兵式。广场上，人们热情洋溢，载歌载舞，万众欢腾，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喜悦和欢欣鼓舞中。这一天，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答案很简单：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要求。

　　首先，从近代历史演变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压迫得中国人民走投无路。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就能够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有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戊戌维新未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民国初年由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有可能通过推翻清政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运动后，国家情势发生很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1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有着清楚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鼓舞着广大人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结果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这个结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其次，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较易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思想是一个典型。在三民主义中，被孙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义。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孙中山又强调，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好朋友。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是有影响的。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三，从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来看。1929—1933年，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恐慌之中，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迅速彰显。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对苏联社会主义表达了好感，他们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思索时，不少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切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达到高潮。

　　第四，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来看。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引起大后方知识界、工业界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拒绝组织联合政府，发动内战，使期望和平的人民和知识界更加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共的政治、经济主张。那时，就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理解，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拥护。

　　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逼的，是“三座大山”逼的。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资本帝国主义到中国来，是侵略中国，瓜分中国，掠夺中国，把中国变成为它们永久的半殖民地、殖民地、附属国和奴仆。它们不会救中国，只会剥削压迫中国，破坏中国。资本主义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它内外部矛盾重重，不断给自己树对立面，挖下坟墓，最终也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注定了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官僚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官僚资本主义是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人民大众的死敌。它们只会当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奴才，掠夺人民，破坏中国。封建地主能救中国吗？封建地主是榨取农民的吸血鬼。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土地必然向地主手中集中，集中土地的地主只会用私有制剥削农民，破坏农业，破坏农村，破坏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他们不会为社会着想，为农民着想。相反，为社会为农民着想就不是地主了。

　　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他的《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写道：旧中国“统治者们早已腐朽透顶了”。“如此腐朽的社会，怎么竟会存在，哪怕只是一会儿呢？”他说：“从我了解了国民党这架统治机器那天起，就厌恶了它。”“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取胜，是因为它已经丧尽了民心”。“这个国家之所以倒向共产党，是因为没有一支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过一种可以代替共产主义，又为人民接受的东西，从来没有过。”“纯粹是由于中国自身情况的发展，才最终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大会上，毛泽东用铁一般的语言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正因为这个新生的政权真正属于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们的回答仍这般强硬：“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人民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新华社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狡辩、诬赖和威胁》，《新华月报》1950年第1卷4期）只有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才能这样底气十足并斩钉截铁地宣告：一个屈辱的时代就此结束！历史和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经济濒于崩溃的困难局面。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劫掠与压榨，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据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合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仅占17%。与历史最高年产量相比较，煤为51.6%，石油为37.5%，发电量为71.7%，钢为17.1%，生铁仅为13.9%，纱为73.5%，布为67.5%。与刚独立不久的原英国殖民地印度相比，印度棉纱产量是中国的1.88倍，布是1.83倍，发电量为1.14倍，原油是2.08倍，水泥是2.32倍，糖是5.9倍，生铁是6.56倍，钢则是8.67倍。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无法相比，仅就钢铁一项而言，中国人均占有量为0.29公斤，美国为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453.6倍。农村农业经济一片黯淡，仅豫、湘、鄂三省荒田就达5800万亩之多，粮食产量1949年比历史最高年份下降了25%，棉花产量下降了48%，人均占有粮食数量约为美国的19.9%、苏联的42%。加上是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难以为继、苦不堪言，又有投机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家财政经济亦处于前所未有的困窘之地。即使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获得了对外的独立与对内的基本统一。这种独立自主地位的获得，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基础。

　　经济上，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不法投机，控制物价，调配粮棉等集中抛售，到1950年3月，物价基本趋于稳定；同时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这是经济建设中的第一个翻身仗。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接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通过展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巩固。截止到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41亿元，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3%；全民所有制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也升至41.54%；有22.8万手工业者、4536万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国民经济建设成绩卓著。1952年底，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全都大幅度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比1949年增长几倍到十几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为43%，已达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4.9%，平均每年递增34.8%；农业总产值绝对额达461亿元，按可比价格增长了53.4%，平均每年递增14.3%；全国职工在就业人数增加一倍的条件下，平均工资收入增长了70%，职工家庭人均消费额较1949年增长了35%。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前所未有，在世界亦属罕见。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活动能力的提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真正坚实的起点，这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政治上，恢复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国民党残余武装，基本上统一了祖国大陆。1950年，在新解放区进行了以土地改革为根本的社会改革，造成农村社会的全方位大革命。在政权建设方面，按《共同纲领》的原则，通过民主建政，完成了地方各级政权的建立，并自上而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整编、精简了国家机构。在民族政策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注意民族平等和团结。同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自身的建设，及时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保持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吸收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更体现了励精图治、执政为民的精神。因此，中国上下呈现一片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条件初步具备。

　　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旧中国文教事业极端落后，80%以上的人是文盲；党内文盲高达60%，稍识字率占13%，大学水平仅占0.09%。人民政府针对这一情况，把旧中国留下来的文教部位接管下来并进行有步骤的改造，实行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排除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势力，建立起以共产党和青年团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体制，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同时改革学制，调整高校院系，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系统。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安排其工作，发挥其长处，并向海外知识精英发出召唤，知识分子队伍逐渐由小变大。人民政府还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科研机构。通过各种努力，教科文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力量。

　　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物质装备较差，却拥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与顽强的战斗作风。建国之初，解放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军队现代化建设有所起步，舰艇工业、航空工业、陆军武器、雷达和其他通讯设备的建设已具雏形。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力，不仅维护了国防安全，提供了国内生产建设的保障，而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外交方面，为打破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垄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并在此前提下实施多边外交。到1950年1月1日，中国已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5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与新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无显宝贵的援助。综观这一历史时期，时光虽短，成就却非常辉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正逐步展示出自己的实力与风采。

　　（2）过渡时期。1952年底到1953年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抗美援朝可望结束；土地革命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前实现预定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195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多次讲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这条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标志着总路线的最终形成。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同年9月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三大改造运动随即展开。首先，三大改造中对农业的改造具有决定的意义。土改以后，中国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生产工具和资金都严重缺乏，而且由于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导致不能兴办较大规模的农用水利建设，遇到灾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鉴于此，中央发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到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加入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占总农户的87.8%。与此同时，个体手工业也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次，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具特色。因为马克思曾提出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构想，列宁将这一构想付诸于实践，但没有成功。毛泽东则创造性地提出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改造首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再进一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到1956年，各行业普遍实现了主行业的公私合营。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继土地改造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后，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3、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言之，就是它能容许社会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不同决定了社会历史阶层进化的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掌权的是人民大众，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控制在垄断阶级手中，封建社会则是控制在封建官僚阶级手中，奴隶社会则明显控制在奴隶主阶级手中，原始社会的权利和财富控制在所有老百姓手中，那是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状态下迫不得己的一种生存方法。奴隶社会靠的是世袭，封建社会靠的是等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靠的是隐蔽剥削，社会主义社会靠的是能力加调节。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如下：

　　首先，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在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越性。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不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人民的生活不受剥削。

　　其次，从实践上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并不等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完全搞清楚了，也不等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和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干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两弹一星的发射，应对非典，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比如，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大地痉挛，家园毁灭，灾后重建，举国动员。之后，建立的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的一次重大实践，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凡此种种，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第三，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完善、发展和创新的能力。社会主义是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前夕的社会体制，它的存在意义是根据社会中还普遍存在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生产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共产主义。为了自身能与资本主义共生和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保留了税制、官制和军队等暴力机关，同时又采用了较低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机制和生产方式，成了一种有共产主义社会特征又有资本主义社会双重特征的特殊社会体制，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层次更高的社会体制，所以它需要更高版次的社会软硬件环境，才能正常的发挥和运行。这个社会的软硬件就是“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和“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1984年6月曾说过：“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4、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为什么到现在还赶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首先，应该把资本主义国家看全了。过去一讲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人们通常是将社会主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排除在外。全世界有1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只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处于落后贫困状态。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承认，中国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三倍。资本主义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

　　其次，对客观事物要正确地使用对比。也就是说，对比对象要有可比性。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是缺乏可比的基础。一是经济发展起点不同。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承受的是封建的甚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烂摊子，这同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巨富”差异十分悬殊。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肮脏发迹史。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者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凭借技术和资本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从中攫取巨额财富。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是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不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至今，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四五十年历史，处于发展的初期，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发育健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在艰苦探索中。而资本主义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即便如此，全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不过二十来个，特别是20世纪新独立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鲜有进入“富国俱乐部”的。四是发展环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乃至武装侵略，发展环境十分险恶。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不一样。当资本主义大发展之时，从世界范围看，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衰落，国际环境对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有利。两相比较，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愈显珍贵和不易。如果我们把只有几十年发展历史、处于幼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同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类比，这是不公正的；把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将来要达到的理想目标相混同，以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来苛求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三、实现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

　　（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具体的经济成分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组成。经过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比重从1952年的21.3%跃升到1956年的92.9%，公有制体系基本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则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的经济成分而受到排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建国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首先，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我国广大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浴血奋斗得来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伟大创造。这是社会客观发展的要求，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科学体现和制度上的反映，是我国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强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的发展，决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原则，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才能占主体。生产资料私有制与两极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权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经济基础。劳动人民掌握经济命脉才能掌握政权，掌握经济命脉和政权，才能为人民服务。改变政权的性质，必须改变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其次，公有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有经济并不覆盖一切，也不是占得比重越高越好。国有经济掌握和控制的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的生产资料，在有关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居支配地位。旧中国，政治上之所以不能独立，经济上之所以贫困落后，任人宰割，根本原因就是政权和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掌握政权才能掌握经济命脉，掌握经济命脉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有很大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总体上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物质技术基础还是薄弱的，许多产业还处在发展时期，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经济命脉，把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掌握在国有经济中。

　　第三，公有制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有制是提供重要基础设施，发展公益事业、基础性科学研究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支柱。国有经济的地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2）与时俱进勇于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超越阶段的冒进，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农村有2.5亿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而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不少国家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我国生产力不能加速发展，人民生活不能持续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们在积极推进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997年，党的十五大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成功实践经验，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践证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出现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共同繁荣的景象，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经济高速增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实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07年，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5万亿元，比1997年高1倍多；销售收入达18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6万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5万亿元。城乡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迅速发展。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的生力军。2007年，全国登记个体工商户2741.5万户，私营企业551.3万家。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随着改革发展而不断完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些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继续把国有资本集中到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良好环境，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中国决不能搞私有化。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可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经济与政治的诉求中，洞察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生产社会化与公有制的统一，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一种新的历史进步。

　　旧中国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富强，而是饱经忧患、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才挽救了中国。新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曾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这是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搞私有化，那样只会从另一条途径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辛探索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我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30年间，年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30万亿元。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的2008年，中国经济在困难中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放弃和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必然出现社会主义的异化演变与自我否定。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如果我国搞私有化，就会导致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出现社会动荡。国际经验也表明，大规模私有化使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削弱，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我国坚持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经济上来说，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明确要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世界上有那么多类型的政体，为什么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体呢？这是因为，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13亿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种形式就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它的根本性表现在哪里？董必武同志在1951年的一段重要讲话，比较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有很多制度，如婚姻制度、税收制度、司法制度、军制、学制等等，但这些制度只是政治生活的一面，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因此，它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其他各种具体制度。二是这一制度是我国各种国家制度的源泉，国家的其他制度，如婚姻家庭制度、民事商事制度、国家机构的制度、刑事制度、诉讼制度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创制出来，都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统领和制约。正因为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中具有根本性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权益得到越来越切实的政治保障。2009年3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949名人大代表，步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13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至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在风雨中走过了55个春秋。55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一是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所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上，确保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遍性和代表的广泛性。比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了统一战线各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工农业劳动模范，武装部队的英雄人物，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工商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包括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年龄从18岁到90岁以上的都有。在旧时代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这次会议中有147名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更充分的落实。据近20年来历次县、乡直接选举的统计，我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97％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归国华侨代表3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12名，台湾省代表13名。正是这种代表的广泛性，使得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的群众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来。二是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地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国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97%，参选率在90%左右。目前，我国有近290万各级人大代表，他们都是兼职的、是人民中的一员，工作和生活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们积极履行代表职务，在推动国家和地方立法、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仅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就有2177件代表议案涉及的92个立法项目被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1132件代表议案涉及48个立法项目获得审议通过，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通过的法律中得到很好体现，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四是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20世纪60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以后确立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55年间，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纲领、目标、政策、措施，都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并以法律、法令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去实现的。

　　3、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新体制，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文化，国家根之所系，民族脉之所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推进；大力树立先进典型，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深深感染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科学教育加紧为文化大厦奠基。建立新学校，实施新学制，设立人民助学金，实施扫除文盲行动。在开国礼炮的余音里，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奠定了国家科学研究体制的基础。中华民族迈开“向科学进军”的步伐，侨居海外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和一大批留学生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了原子弹爆炸、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等一系列奇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的百花园姹紫嫣红。文化艺术工作者以澎湃的激情拥抱、创造新文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端正了新中国巨轮的航向。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文化的春天来到了，高考制度恢复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抓住重大节日、重大事件这一良好时机，集中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最近5年来，全国上下隆重纪念建党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建军8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去年，全国上下大力开展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宣传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弘扬。3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如孔繁森、蒋筑英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广为传诵。2007年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弘扬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全国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都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意见。5年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新的局面，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取得了很大进步。

　　（2）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城乡文明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活动和“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有效调动了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性。大力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下力气净化网吧、网络、荧屏声频、出版物市场和校园周边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去年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声势大、效果好，大大提升了环境文明、秩序文明和行为文明，展示了当代中国人讲文明、重礼仪、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我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获得多个荣誉称号。

　　（3）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和地方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现在，我国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缩小了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目前全国2762个公共图书馆绝大部分分布于县市一级，41588个文化馆（站）大多落户于农村乡镇。正在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工程，自建、共建的基层服务网点超过52万个。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分别比1978年增长3倍和9倍。有线电视用户达1.53亿，已居世界首位。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5.43%和96.58%。电影连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产量达到402部；电视剧年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07年产量超过1.4万集，全国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0集左右，观众数以亿计。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08年3月，全国有11家文化企业在Ａ股市场上市，2家文化企业在Ｈ股市场上市，组建全国性出版物连锁总部26家、连锁网吧10家、连锁演出票务公司6家，区域性出版物连锁总部49家、连锁网吧近百家、连锁演出票务公司23家，电影院线36条。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正在不断提升。

　　（4）教育得到优先发展。建国后，我国人口的文化技术素质明显提高。建国初期，我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各级学校的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4.7%，全国人口中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不到20%，每万人口中只有23个中学生，2个大学生；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不到500人，研究机构不到30个。1952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9.2%，初中生入学率为1.49%，高中生入学率为0.31%。现在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初中生入学率达到93.5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6%，全国98%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青少年文盲率从80%以上下降到3.58%。2007年，小学升学率达到99.9%，初中升学率达到82.8%，高中升学率达到70.3%。高等教育有很大发展，高校由1949年305所发展到目前的1908所，招生人数由3万人增长到565万人，在校生由11.6万人增长到1884万人，研究生从242人增长到119万人。

　　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观念大转变、教育制度大创新、教育水平大提高的30年，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2007年，我国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从2008年秋季起，又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是一项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建设、大提高的3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在学学生规模最大的国家。30年来，我们国家共有1.3亿人参加高考，5400多万人进入了大学，已经有3000多万名毕业生走入社会。

　　重要的是，建国60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两个跨越”和“一个突破”。“两个跨越”，一个是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以上，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当家作主，能力提高，这才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另一个跨越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这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了强大支持。前一个跨越是基础，后一个跨越是提高。“两个跨越”表明，我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全民族素质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预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将达到更高水平。“一个突破”，就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辅相成。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通教育不能代替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对于培训各类专业人才有特殊作用。我国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培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2007年，我国各类教育有2.6亿学生，1400多万名教职工，62万多所学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教育规模，有这么多的学习人口。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决定了我国必然加速前进，将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4、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人民、武装人民，并坚持用党的理论和纲领教育广大指战员，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打败了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的国防建设不断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顺利完成，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5、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积极倡导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原则，支持公道，伸张正义，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我们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我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摆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60年；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60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得到弘扬，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60年。共和国60年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

　　历史和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乎党心民心，最能激发亿万人民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和干劲。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努力工作。（主讲人：司芳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