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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聚焦和突破难点作者:暂无来源:《国企管理·石油经理人》2020年第1国企管理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克难,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企业发展砥砺前行,在国内经济压力逐步加大的形势下取得新的成效。1-11月份中央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9%,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投资总额同比增长9.4%,为国民经济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在充分肯定国企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仍面临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国有企业发展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小的差距。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191210-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制订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一方面,这表明围绕国企改革重点难点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行动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国企改革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着眼于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聚焦难点,突破重点,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三年行动,四大难点要聚焦坚持问题导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聚焦难点问题。着眼于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增强动力、促进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需要聚焦的难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难点之一,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了政企分开的思想。根据有关专家考证,国内最先提出政企分开思想的是董辅礽教授。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从农村吹起,董辅礽教授就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进行改革,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1年,应该说,政企不分包括政资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显性的、隐形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政企不分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很难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很难真正把十九大提出的效益优先原则落到实处。因此,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应该把解决政企不分问题摆在突出位置。难点之二,长期存在的公司治理不完善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出台多年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架构已经形成。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如何有机融合,还需要继续探索;董事会应该享有的权力如何有效享有还需要继探索;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如何在规范的同时提高效率还有待继续探索;外部治理机制作用不明显的问题也需要继续探索等。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需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继续发力。难点之三,长期存在的机制不活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机制是企业员工积极性和潜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经过多年努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收入能高不能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员工能进不能出、企业能生不能死的问题尚未真正破题。201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气集团有限公司在岗员工155.3万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岗员工96.17万,而同为世界500强前10位的欧美石油天然气公司员
工人数却很少,埃克森美孚8.48万人、壳牌9.2万人、BP8.39万人,加起来不到30员工。这几年国务院国资委大力推动“处僵治困”,累计确定僵尸企业814户,特困企1227户。为什么有这么多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根本的制度性原因就是国有企业能生不能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出台和实施多年,但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即使有些已经资不抵债,但没有一家走破产关闭的路,而是通过兼并的办法加以解决。如果能进不能出、能生不能死的问题不能得到较好解决,高质量发展从何而来?效益优先从何而来?因此,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应该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取得新的明显进展。难点之四,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效率偏低的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企业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效益,效益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价值。目前,国内尚没有权威的、得到公认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经济效益的全面对比数据。但可以通过对比入围世界500强的效益指标,进行替代分析。2019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美国是121家,中国不包括台湾地区是119家,其中89家是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央企业。从平均销售收益率来看,中国119家世界500强企业是5.3%,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水平是6.6%美国500企业平均水平是7.7%,我国进入世界500的企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低于美国2.4个百分点。再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看,中国进入世界500企业是9.9%,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是12.1%,美国500强企业是15%,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低于美国5.1个百分点。国企在这方面拉低了企业效益水平。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度的数据,分析计算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国有企业为3.9%民营企业高达9.5%,两者差距较大。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提出,把“两利三率”作为中央企业的考核指标,“两利”就是企业净利润和利润总额,“三率”就是资产负债率、营收利润率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比例。从资产负债率看,经过几年去杠杆的努力,到去年年底,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64.7%,还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负债率远高于公布的资产负债率。当然,国有企业经济
效益相对较低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如国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这对国企效益肯定会有影响。虽然如此,按照十九大提出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作为国企三年改革行动方案的效果和检验,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应有明显改善。突破难点,制度障碍要破除找准问题症结,对症进行根治,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面临的上述四大难点,多年想解决而未得到解决,其根源主要在于制度性原因,归纳起来至少有八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定位不清晰。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这是普遍共识,但到底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晰。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独立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但经常有提法说国有企业应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社会上也普遍希望国有企业既要履行经济责任,又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要进行分类管理,国有企业大多根据所承担的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也进行了分类。但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国有企业市场定位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二是国有企业高管的身份定位不明确。国企高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参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管理的企业干部?现在,国有企业高管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参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比如国企高管的办公用房、出差待遇等,国企主要负责人的退休年龄不少也是参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管理。珠海市国资委近期转让格力电器的股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已超过退休年龄,如果让其继续工作,担心可能引起攀比;如果让其退休,又担心可能影响格力电器的经营发展。因此,珠海市国资委就把持
有的格力电器股权转让,使格力电器成了非国有企业。三是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合理。从数量上看,中央企业绝大部分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中央企业70%已进行了混改,地方国企56%进行了混改。但是普遍认为,无论是股份制改革还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完善公司治理和转换经营机制的作用不明显。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多年国企改革注重产权制度改革,忽视企业产权结构优化,“一股独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和普遍,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缺少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支撑。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改革方案,产权结构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不仅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还需要实现产权结构优化。四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不到位。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核和关键,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否合理,对政企分开能否真正实现、国有企业能否真正成为独立法人等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规范董事会,大部分引进了外部董事制度,不少企业建立了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截至20191227日,96家中央企业中有94家建立了董事会。国务院国资委在转变职能、授权经营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精简了43个事项,明确了36项权利和责任,并且拟定了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但是,国企应该享有的用人权、分配权等,董事会普遍还没有真正享有。五是国有企业“去行政化”不充分。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要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这方面的改革探索进行了多年。现在,国有企业名义上是没有行政级别了,但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管理规定为数不少。实际上,在目前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是难以做到的。而不少国有企业特别是由部委转变过来的大型中央企业,思想观念和实际管理中行政色彩还比较浓。这是影响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制度性原因。
六是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约束不对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约束得到明显加强,但激励不足的问题没有显著改善,还出现了二级公司负责人不愿意担任集团副总的现象。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问责制度与鼓励创新之间的矛盾难以处理好。创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具有一定风险,需要“冒险”精神,但鉴于重大决策失误终身问责制,国有企业员工往往可能会选择谨慎从事,不愿和不敢冒险,创新的动力不足。经常有人提问,为什么国有企业中没有诞生BATJ?国有通信企业负责人的答复是,像电子商务这样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具有相当风险的,如果成功,创新者获得的报酬并不很高;如果失败,则可能面临终身问责,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鼓励大胆创新是比较难的。所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七是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不彻底。在我国,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国家或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办学校、办医院等,还承担着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和稳定物价的部分职能。由于价格管制,2011年以来中石油进口天然气累计亏损2300亿元,这是影响中石油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还有大量的“楼堂馆所”,也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剥离这些“楼堂馆所”涉及员工的精减,涉及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的结果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为国企改革的“老大难问题”。八是国资监管的责任与职权不相称。完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国资监管多年存在的多头管理、权责脱节等制度性障碍,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责任与职权不相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国资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职权,使深化国企改革的责任落实缺乏制度保障。上述八个方面制度性障碍,如果不能给予重视,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国企长期想解
决而没有解决的难点问题就难以解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必须在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上取得新的突破。当然,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对深化国企改革也适用。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在指导思想上既要积极,也要稳妥,但一定要聚焦难点问题,针对制度性障碍取得新的突破。深化改革,关键措施要抓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了大量文件,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路径都已明确。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就是要把中央确定的国企改革思路和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变为行动。针对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第一,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制经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确立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紧紧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重要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难点问题有效解决。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应该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探索了不少成功做法,要在面上尽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混改和员工持股。同时,既要重视“混”,也要重视“改”,通过引进非国有资本真正促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转变。第二,加快推进股权结构的调整优化,这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五
届四中全会提出,除少数国有企业必须实行绝对控股,其他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尽量实行相对控股或持股。要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加快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调整,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和行业的国有企业,要加快调整股权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为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奠定产权基础。第三,加快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这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条件。十九大在论述和部署国有企业改革,突出了两大改革,一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个是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强调要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围绕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的组建,特别是围绕董事会的建设,把属于董事会的用人权、薪酬权、资产处置权等交给董事会,使得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真正成为独立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第四,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这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搞好企业,关键在人。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吸引人才和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职业经理人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构成,是推进“去行政化”和落实用人权的重要制度安排。现在只有少数国企、少数经理人实行的是真正的市场化的选聘制度,多数实行的还是组织任命制。导致职业经理人制度很难适应和有效发挥作用。要尽可能改变目前实行的组织任命和市场选聘的用人双轨制,如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完成后,国有企业高管团队中职业经理人能够超过半数,相信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作用就会得到更好发挥。第五,加快推进企业高管薪酬的市场化,这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人才的吸引和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薪酬分配制度是关键。华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成为民族企业的骄傲,关键就是有一套有效的分配激励机制。要与企业制度改革相适应,与用人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实现国有企业薪酬的市场化,使国有企业员工的薪酬能够充分反映他们的贡献和业绩,使优秀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第六,加快推进破产关闭制度的实施,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基础上,真正按照市场化要求推进国有企业的破产关闭,使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国企能够及时退出市场,防止新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的出现。第七,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这是提升国有企业效益的重要措施。经过多年努力,国有企业办的中小学、医院等已经基本移交,但仍然承担着大量社会责任,中央企业每年支付相应费用达到1400多亿元。要力争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任务,使国有企业能够真正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公平竞争。第八,加快推进激励与约束的统筹协调,这是充分调动国企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措施。要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原则处理好激励与约束的关系。一方面,要强化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问责制度,增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推进国企改革的动力,发挥国企改革主体的主动性。要细化容错机制,保护改革者的改革热情,使改革者能够大胆积极地推进和参与国企改革。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能够改和好改的问题大多已经改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聚焦重点难点,突破制度障碍,相信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动力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一定会为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防建设、社会进步发挥更好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编辑/徐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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