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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石湾陶业行会研究纪文瑾【摘要】广东石湾陶业行会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发轫于明嘉靖年间,活跃于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石湾陶业分工细致、专业化程度高,行内有东、西家行会组织,具有行业特色鲜明、机构健全、宗教功能等特色.表明明清时期石湾陶瓷生产已经逐步进入规范化的经营,带动了本地陶瓷经济、促进了社会发展、繁荣了陶瓷文化.【期刊名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8001【总页数】6页(P72-77【关键词】明清时期;石湾;陶业行会;陶瓷发展【作者】纪文瑾【作者单位】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广东佛山528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07.71传统的工商会馆与公所,亦即一般论著所说的行会,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前就已存在的同业组织。这种传统的同业组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曾在社会整合与经济运作进程中,产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中国行会按行分业,或是以地分帮的组织。隋唐时城市中有行,宋代有团行,明清行会组织更发达。进入清代,劳动分工使佛山的行业利益日渐分化,而竞争又使得各种职业内部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强,其
结果便是在整个经济组织中产生了某种稳固的社会组织,这种稳固性不是建立在感情与习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的一致性上。一般而言,中国的行会包括公所和会馆两种组织形式,公所具有行会性质并无明显争议,但会馆是否属于行会性质的组织,在学术界尚存在一些争论。西方和日本学者早期在对会馆、特别是工商业会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大多倾向于认为会馆是行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佛山,无论同乡组织或同业组织及其建筑物均以会馆命名。明清时期,佛山的会馆分为:地域性会馆,如外省商人建立的山陕会馆、江西会馆等;商业会馆,如布行会馆、油豆行会馆;手工业会馆,如熟铁行会馆、金箔行会馆、陶艺花盆行东、西家行会馆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服务性质的会馆,如琼花会馆是戏班人员的聚所、大会馆是乡兵聚所。本文主要探讨属于手工业会馆中的石湾陶瓷行会组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与陶瓷发展的关系。石湾陶业行会始创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这是石湾陶业兴盛的时期,而订立行例的时间,传自天启年间(1621-1628)。最初只分为八行,到清代有二十二行,至民国发展为三十六行,到新中国成立后行会自然消亡。(一)历史背景明代,石湾已是南海县一重要乡镇①1954年之前,石湾的行政管辖权一直属于南海县,直到1954年10月17日,经华南分局批准:将南海石湾镇正式划归佛山市管辖,改称为佛山市石湾镇,镇所设石湾内。。东平河岸已向外推移,乡内范围大为扩大,水上交通更加方便。同时明代商品经济高度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兴旺发达,海外市场进一步开拓,为制陶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代是石湾窑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制陶业进入繁荣时期。自成一派的生产体系逐渐形成,使石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制陶生产基地。传统制陶工艺日臻成熟,陶产大增,并开始确立其在我国陶瓷业中的地位。入清后,石湾陶瓷产品以其美观实用和大众化著称而行销两广及“吕宋诸国”。
[1]11社会需求量的剧增,促进了石湾陶瓷产业的进步发展。据顺治十六年(1659)碑刻记载:“南海石湾一隅,前际大江,后枕冈埠……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2]20当时石湾有上、中、下三约,“三约中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2]124,“瓦器有黑白青黄红绿各色,各极之巧”。[1]7其制品已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计千种以上。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载:“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生动地记录了石湾缸瓦为世人所推崇。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佛山手工业生产发展的辉煌时期,其时佛山城区人口已多达三四十万,店铺林立,楼房栉比,商旅络绎不绝,汾江河上船只来往状若穿梭,终日不断,城内有6墟市、60渡口、20桥梁,处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闽、赣、陕等省商人皆在佛山设会馆”[3],从而使佛山“天下商贾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广州)百不及一也”[4]。在清代佛山经济的鼎盛时期,石湾制陶业自始至终享有重要的地位。(二)产业分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家庭式制陶一般以农村副业的形式出现;作坊式制陶,反映了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具体;产业化生产陶瓷,出现了大型作坊和窑场。集约化的制陶产业出现在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市郊或市区,品种较多、形制规范、工艺复杂、分工细致。反映了集约化陶瓷产业的石湾陶业行会始创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在明代最早成行的有八行:大盆行、埕行、边钵行、横耳行、钵行、白釉行、黑釉行、扁博行。到清代增至二十二行,民国发展到三十六行,三十六行中,二十八个行会生产产品,分别是:海口大盆行、水巷大盆行、花盆行、缸行、埕行、塔行、钵行、白釉行、黑釉行、古玩行、大行、水铫行、高博行、横耳行、金箱行、生金行、红
釉行、扁博行、盏碟行、尾灯行、边砵行、面盆行、茶壶行、茶煲行、电具行、洋瓦行、瓦镬行、金釉行。二十八个行会中有四个行会因为产品相似或行头太小而合并或消失,分别是:从大盆行之中分列出来的海口大盆和水巷大盆、洋瓦行(又叫鬼瓦行,后归入花盆行)、瓦镬行(行业很窄,产品形状似铁镬,后消失)、金釉行(产品以炉为多,后无存),剩下持续稳定生产的“二十四行”。(三)技艺分工三十六个行会中,除了二十八个以行业分工,还有八个行会属陶瓷业工种,贯穿在整个生产的技术环节中,分别是:制造釉料的陶釉行、建造窑炉和修窑的砌窑行、负责窑灶的煅烧的开满行、负责搬运产品上落窑灶及开装灶和清理工作的跛篱行、陶泥运输的担泥行、搬运产品落船及装叠的落货行、制作人力旋坯车的车面行、供应加工制陶业燃料的木柴行。(四)地域分工制陶行业的分工,不仅反映在产品上,而且还体现在地域上的区别,同一行业或相似行业的商号、寮场及窑灶,相对地集中于一个地区,这种合乎制陶生产规律的传统,一直沿袭至民初。乡内原分上、中、下三约,明代则被称为上、中、下三窑,制陶行业已遍及三窑每一个角落。其中,上窑为大盆行业,中窑主要为水巷大盆、边砵和塔等行业,下窑则是埕、白釉和黑釉等行业。例如,上窑的龟山和中窑的镇冈上所有的龙窑,就是海口大盆行和水巷大盆行的专业窑,其中海口大盆行因生产大型盆类产品,其龙窑的结构和规格则与众不同,窑内高度可容一人站立。此时所建的龙窑,至今已有数百年,虽经多次兴废更迭,相当部分的名称以及煅烧的产品仍沿袭至民初,如镇冈南风灶、章冈文灶和望楼冈大灶等。这种分行业集中进行专业化生产是石湾制陶业的一大特色。对清代以后生产体系的定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瓷行会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是由劳动分工和相互竞争联系在一
起的利益集团。石湾陶业行会,以生产制度、伦理制度为核心,制订完善的合作规章,规范了石湾陶瓷手工业的发展。(一)行会的特征鲜明石湾的陶业群体到明末清初,生产组织和业务分工更加细密,生产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并出现了“陶有窑,窑有户,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2]20的行会性生产组织。按职业分行的石湾陶业群体基本按产品类别、工种类别和地域界限来划分。制陶行会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有严密之组织。行内有东、西家行会组织,凡入行者,需履行严格手续,按照行规缴纳一定的入行费;二、有森严的行业界限,各自生产本行产品,不能混淆越界;三、制陶生产专业化,各行有其各自产品的成型手段和煅烧规律。每个行会有详尽的行会及计件或定额工资条款。行会的出现,证明了石湾明清时期陶瓷生产已经逐步进入规范化的经营。(二)行会的机构健全行会多为同宗、同乡、同业组织,宗旨一般是为了防范异乡人的欺凌,为同业和同乡的利益服务。依靠同乡亲友、亲帮会、会帮会,甚至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进入到行业谋生。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先后以地域、乡族关系结社或组织同乡会、同业会等形式,建立会馆、书院、公所等作为活动的场所、联络乡谊的中心。凡行头必有行会及其组织,在同一行业中又有东家(即业主)及西家(即工人)两种彼此对立又互相依存的行会组织。行会组织内设主会若干人,处理行内大小事务及财政收支,设有专项产品的生产。每个行会的东家有自己专属的会馆,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如调解东西家或其他行业间的关系、东西家面议计件工资条款活动等。如砵行的会馆,就在石湾镇浈阳大街17号,属清代小型祠庙式建筑,旧称“聚庵宫”。砵行是成行于明代的大行,专门生产各式内施黑釉的陶砵,大小近30种,从业工人四五百人。①参见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佛山文物》,1992年印制,
第67页。(三)行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民间,祭奉神灵的思想较早盛行,工商业者也不例外。组织同乡或同业商人举行供奉祭祀活动,是中国行会在宗教方面的功能与职责。手工业会馆的一大功能是满足同行中人祭祀祖师的需要。佛山各行业均有自己祭奉的祖师,一般多为历史上被认为是本行业开山始祖的某个人物。石湾陶工供奉“虞“为“陶师”,史称“虞舜陶于河滨”,视为庇佑制陶业兴旺发达的偶像,年年拜祭,数百年来从不间断。石湾陶工的精神家园——陶师庙,明清以来是石湾陶业的圣地,又为制陶行业的活动中心,其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工艺材料集各制陶工业产品精英之大成,独具特色。据《南海县志》载:该庙始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祀虞帝于其中,石湾三窑同建”。后又经清同治九年(1870)、光绪年间及民初等多次重修扩建。每年二、八月份十至二十四的“陶师诞”以该庙为中心,各行分别选择一天为祭祀之日,是石湾一年当中最热闹和隆重的节日,镇内举行盛大的陶师出游活动,其中有舞龙舞狮、出秋色、车心、仪仗等队伍,绕石湾一周,经上中下三窑。此外还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