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一、生平简历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县)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王守仁精通儒释道，归本于儒，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好友湛若水说：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元年)始归正于圣贤之学。”(《阳明先生墓志铭》)

黄宗羲亦曰：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出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

考亭，地名，在今福建建阳西南。相传五代南唐时黄子稜筑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 ，简称考亭。朱熹晚年居此，建沧洲精舍。 宋理宗为崇祀朱熹，赐名考亭书院。此后因以“考亭”称 朱熹 。

世人称之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其实，圣贤大儒道全而德备，都多能或者全能。向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只是有没有机会施展而已。《论语》中，达巷党人就曾经称赞孔子：“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明宪宗成化年间，父王华，在成化中了状元，当时王守仁十岁，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十一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其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年谱》一)各种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

据说他13岁丧母，继母待他不好，他就买通巫婆捉弄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当时王阳明肯定不懂经权论，但这个孩子气“捉弄”，我觉得无意中符合权道。因为动机既善，效果又好。这个故事见于冯梦龙《智囊全集》，如下：

“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今诉于天，遣阴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鸟是也。后母大恸，叩头谢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苏。自是母性骤改。”(冯梦龙《智囊全集》)

更多迹象表明，王阳明是个早熟的孩子。例如，他十五岁时出居庸关了解虏情、观察地势与逐胡儿骑射;于当年闻石和尚、刘千斤暴动即向朝廷献平乱方略;十七岁时新婚之夜入铁柱宫向道士扣问养生之说，十八岁时携夫人从江西归越途中，至广信向理学家娄一斋先生问学。娄一斋向他讲了宋儒格物之学和“圣人必可学而至”义理，对影响很大《年谱》说他当时“遂深契之”。

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当时武宗忙于游乐，刘瑾专权。南京科道官戴铣(xiǎn)、薄彦徽等人因谏争而被逮系诏狱。王阳明抗疏相救，结果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甦(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年谱》)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

据《年谱》记载，当他躲过追杀后，曾有“远遁”的计划，但此时他却遇到了当年在铁柱宫相识的那位道士，他劝阳明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越，何以应之?”于是阳明遂决定径往龙场驿所。

刘瑾的下场非常悲惨，自己被凌迟处死，亲属皆论斩。这个宦官头子作恶多端，但最大的罪恶应是谋害王阳明。另外一个太监叫张忠，曾受朱宸濠贿赂诱帝亲征，并对王阳明百般刁难，后来也是被人举发，处斩。对于儒家圣贤，即使起意不良，也必遭天谴，何况付诸行动?自古以来，反孔反儒、毁圣害贤者都无好下场。

古人云，天道无亲，唯佑善人;又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圣贤无疑是人世间最大的德、最大的善人。所以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第九)”，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第七)有人说是盲目的自信，是迷信。非也。孔子必是心有心灵感应，必有实证，才出此言。

如果王阳明真的被刘瑾害死，就没有了后来的龙场无道，那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刘瑾成就了王阳明和良知学。

刘瑾伏罪后，王阳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受到兵部尚书王琼(qióng)赏识，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全面平息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表现王阳明用兵之神：

“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铳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船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运每如此。”

王阳明之神，更加衬托了宁王之蠢，不能成事是意料之中的。宁王兵败被执，见到王阳明，居然呼道：“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答：“有国法在。”

据冯梦龙《智囊》介绍：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冯梦龙《智囊全集-通简卷三-王阳明》)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叛被王阳明擒获后，武宗忽然又想以圣驾亲征为名到南方巡行游乐，朝内奸人们对此各怀鬼胎，王阳明对此十分忧虑。正好有两个太监来到浙江，王阳明在镇海楼设宴招待他们。酒宴进行一半时，王阳明屏去侍从，去掉楼梯，拿出两箱信函让他们两个看，都是他们和宁王来往的书信，他把书信全部交还给他们。两个太监感激不尽。

这个故事体现了王阳明的通情达理、仁恕宽容和通权达变。良知是大道德，也是大智慧，是德智的高度统一。真可谓智勇足以克敌，明哲足以保身。以德服人，包括以力，但更重要的是以理、以礼、以情，王阳明对“二中贵”，就是以情服之、感之。当然，这个情，并不违理。

江彬等人忌妒王阳明的功劳，散布留言说，王阳明开始是朱宸濠同谋，在知道皇上要征讨后，才擒拿宁王朱宸濠以洗脱罪名。江彬等人还想要一并擒拿了王阳明以作为自己的功劳。

面对此等违天灭礼、荒天下之大唐的荒唐事，王阳明感到万分棘手。武宗皇帝此前曾从南京派来杭州一位太监张永，王阳明知其是忠心体国之人，便与他合计如何应对此事。张永说，顺着皇上的意思，让皇上获得擒拿宁王的威名，才有挽回此事于万一的可能;否则，若是逆着皇上的意思来，只能白白地激起小人们的怒气，毫无裨益。

王阳明于是将宁王交给张永带给驻跸南京的武宗，以阻止武宗到江西去上演这幕活剧，并重新递上捷报，将擒拿宁王的功劳全部归了总督军门，然后称病躲到了净慈寺中。张永回到南京，在武宗面前极力称赞王阳明忠心，并告诉武宗王阳明让功以避祸的意图。武宗皇帝这才醒悟过来。王阳明的大祸也就免去了。

王阳明因平定“宸濠之乱”和江西贵州广西匪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不久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良知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因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临终之际，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明史》赞曰：

“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都很显著的有两个半人：两个人诸葛亮、王阳明，半个人指曾国藩。这话当然不对，先秦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多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其中最优秀者。不过，王阳明确实值得这样推崇。功业姑不论，在立德立言三方面，王阳明都远超诸葛亮和曾国藩。

王阳明的门徒遍及各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的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日本三岛毅博士的一句诗“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二、龙场悟道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在这里，他对儒家义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践履，一天半夜里，忽有大觉悟，思想有所转变与超越，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据《年谱》描述：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屋以居。”除自然和生存环境险恶之外，政治环境同样险恶，“时瑾憾未已”，刘瑾怀恨未已。

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得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对于“龙场悟道”古今各家论说很多，视之为是王阳明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转折点。阳明本人于7年后对这次颇有传奇色彩的悟道过程叙述说：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niè 疲倦义)，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通过龙场悟道，不仅忧谗畏讥的悲愤凄凉的心态得到了改变，更重要的是生命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其学术还是生活都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阳明在其《玩易窝记》中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措，孓然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zu淤yu(形容糟粕)出焉，精华入焉，如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其时犹穷荒不文。王阳明每天与诸生讲学其间，于是就书写了这些教条用来教导、规范和勉励他们。一立志，二勤学，三改过，四责善。

王守仁龙场悟道，悟的就是王学的宗旨、良知的奥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三、良知奥义

良知这个概念，始于孟子，但王阳明的良知与孟子的良知有所不同。《康德四论》曾经指出：“孟子和王阳明两人所论的良知，层次不同，以良知为本体，始于阳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赵注曰：“不学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犹是能也。”

孟子的良知指一种天赋本能，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但不是指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不是指生命本性。它仍属于本性之作用。比《中庸》中“诚”之概念仍低一些。

在孟子那里，良知为人所独具，禽兽是没有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为宇宙万物所共有。他说：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人与禽兽本性无异，人与草木瓦石本体共同。不过，草木瓦石因无生命，在这一期宇宙中，其良知当无显发的可能;禽兽有生命但肌体粗陋，良知显发程度有限，升不上来。就本体本性而言，它们的良知就象一个没有机会取用的存折，其巨额财富属于“原则上、理论上的存在”。故也可以说，只有人类才有良知。

王阳明又说：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这显然是从本性、本体的层面论良知的。孟子良知和王阳明的良知相通，有很多共同点，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当然不是境界问题，而是定义不同。从孟子“形色即天性”、“尽性即知天”、“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言可知，对于万物一体之真理，孟子与王阳明一样都是证悟到了的。

王阳明的良知，相当于孟子的“性”和“天”和《中庸》的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明言“诚“为天道，便是本体。

人人习性不同如同其面，本性则相同相通人人平等，士农工商，良知无异，士农工商都可以成德成圣。他说：

“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又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因此，王阳明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这是阳明先生晚年在越城时写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其一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其二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

其三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其四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这些诗，都是对良知奥秘的体认和揭示。

参同cān tónɡ1.验证合同。《韩非子·主道》：“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后汉书·襄楷传》：“其文易晓，参同经典。”

良知学，大学问也。《大学问》是王学要典。大学指大人之学。我把她理解为大的学问，虽非原义，自有道理。盖《大学问》圣经讲的，确实是人世间最大的学问。王阳明《大学问》一开头就指出：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

儒家圣贤，对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万物一体之理，是必须悟入的。证悟了这个道理，自然能够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这里的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圣人，不以位论。

而悟入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奥义，理所当然地能够亲亲仁民爱物，拥有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情怀，理所当然地具备无疆大爱，仁心勃勃不容已。仁者爱人，是基于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儒家的仁爱，与其它学派宗派最大的不同在此。

“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就是小人。陆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按照这个标题，别说士人，便是君子，也未必是大人。

四、四句教

王阳明自己用四句话概括其为学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

关于四句教，古今误读者众，连南怀瑾老先生也未能免俗，他在《答问青壮年参禅者》中有一段对王阳明的批评很严厉。其实错在南怀瑾自己。我曾经指出，王阳明于道已真明，南怀瑾发言很不谨，作一短文《关于王阳明四句教----小驳南怀瑾》驳之。

王阳明四句教乃是真悟道之言。“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慧能“何期自性本自清净”类似。慧能说过“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本自清净、本无动摇的自性(即心体)是体用合一的。

有客问难：阳明晚年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以“无善无恶”形容心体，岂非与人性善矛盾?我的回答是：

阳明之意，心体是绝对至善的，超越一切正负相对价值的限制，所谓“无善无恶，是为至善”是也，相对的善恶概念不足以名之。王阳明《大学问》说“至善”就是吾心之“良知”，他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

民国段正元在论《大学》中曰：“至善二字，亦有先后天之分。先天至善，心性相通，保合太和，纯然粹然，毫无渣滓。”

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因为世俗善恶观念及善的作用形式会因时因地因群体而异，而心体先天至善之性却是永恒的。

又有人问：本性至善(作为本性的良知的良，作至善解)，恶从何来?

这个问题儒家早已解决，我在多篇旧作中已予透析。如《良知大法》中写道：一般理解阿赖耶识是净染同体的，善善恶恶什么种子都有，良知在本体上也类似，包含有染净两种种子而又超越垢净，非染非净。

本体超越而又涵盖现象界的善恶，善恶同体而善更本质，此理宋儒已有所认识。如程颐曰：“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未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明言“恶者未本恶”，过则为恶。

再讲透一点：心体无善无恶，一“动”起来，即作用起来，就会“有善有恶”，发为善念善行或恶念恶行，就有了价值趣向，各种善恶心念与行为形成习性(佛教认为习性的形成不限于今生，而是多生累劫积累而成)。善习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恶习的作用是负面的，非正常的。

一般说到习性，多指恶习，习性与良知的关系，相当于佛教的烦恼与菩提关系。烦恼不是菩提，但烦恼转过来即是菩提----烦恼习性本身是没有根的。如果把本性比为虚空或太阳，所有烦恼习性就象烟云雾霭，无论怎样浓厚，都是因缘生灭的。(借喻而已，并不精确，实质上，太自然的天空和太阳都是现象层面的东西，都属于本体的“产物”，有生有灭。当这一期宇宙坏灭之时，太阳虚空都会消灭掉的----太阳的寿命只怕比虚空短多了)。

五、“知行合一”论

“为善去恶是格物”。在王阳明那里，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内含着“知行合一”的意义。

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中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之语。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传统知行观别开生面。

程朱理学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程氏粹言·心性篇》)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注：《遗书》第三。)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注：《遗书》，第十八。)

反命题为：不知则不能行。“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注：《遗书》，第十八。)

程颐曰：“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非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艰也。”(注：《二程粹言》卷一。)

“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耳，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言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注：《遗书》，第十八。)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学三》)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语类》卷十四。)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注：《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圣贤说知，便说行”，“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朱子语类·学三》)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

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以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传习录上》)他还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传习录下》)。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

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宋元学案》)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六、王阳明之偏

阳明良知学是对孔孟之道的一次发展性继承和继承性发展，是对儒家内圣学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颇。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的格是衡量、研究、推敲之意，物是指自然社会生命等全宇宙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身和心。格物致知，意谓观察研究各种事物，通过各种科学社会实践，总结成知识，上升为理论。

但王阳明偏解了“致知”这一概念，仅将“物”理解为心性，将“格物”狭隘化为“格心”，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全都局限于心性修养，容易导致良知狭隘化、儒学单调化、世界虚拟化、生命枯燥化。

浙江安吉有个竹博园，我曾经去参观过。在这个占地1200亩的“竹类大观园”内，饱览了世界各国奇篁异筠，了解了千年来竹子的加工利用史。

其中，栽培利用厅以实物的形式来说明当前竹子栽培利用的科学技术水平，一一展现了竹子在各个领域的加工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竹制品;工艺集萃厅收集有全国各地的竹编竹雕竹扇等工艺精品;历史资源厅追溯6000多年的竹历史，记载了繁衍数千年的竹文化传统，从客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介绍了我国以及世界竹林资源情况;国际交流厅展出美洲非洲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赠送的竹制品……总之，这里汇聚着古今中外人们“格竹子”格出来大量关于竹子的知识。

而当年王阳明是怎么“格”竹子的呢?据《年谱》载，他是取官署中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据说整整格了七日，静坐在竹子面前冥想，一连七昼夜，终于病倒而一无所获，遂得出结论：知识不能从研究客观事物中得来，说什么“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许多年后他依然对此次的失败感叹说：“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

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他的格竹行为，是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于是，王阳明开始反对程颐朱熹从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去求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他赞成陆九渊“心即理”说，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不过，王守仁并不完全认同陆九渊，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亦未免沿袭之累”。

许多哲学著作把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当做一个典型事例来阐述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这个故事许多书里都提到过，最早见于王阳明《传习录》(钱德洪序)：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挌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箬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不得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东海当年读书至此，未免失笑。不是通过观察竹子的四季变化去研究竹子生命活动的规律，不是通过实验科学的方式，去解剖竹子去认识竹子的内部结构和生长规律，去了解竹子的组织和器官的构造，而是面对竹子苦思冥想或进行消极静止僵化的观察，那怎么可能掌握竹子的生长规律以及竹子的性能用途等知识?那样“格”法，别说七昼夜，便是坐一辈子，也“格”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缺乏科学的“格”法，王阳明格竹子遂成了一个历史笑话。对格物致知的曲解，则导致了其良知学“先天”的局限和“后天”的流弊。

或问：儒家怎么看待自然科学?答：儒家强调实践，大学八条目归结于修身，齐治平重在政治实践，诚正重在道德实践，格致重在科学实践(政治科学等实践在根本上可纳入道德实践)。格物致知的“物”，可包括自然、社会、肉体、精神等一切现象，这里指物质现象，格致学即自然科学。

我觉得这么理解“格物”才是正确的。如果象王阳明那样把格物的物理解为“心”，与“诚意正心”就重复了。

另复须知，人文方面，格竹也是可以格出义理来的。在《君子亭记》中，阳明曾借用竹子来说明此种理想人格的特征：

“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采齐、肆夏，皆古乐曲名)，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屈不挠，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同上卷二三)

这不就是格竹的效果吗?

王阳明说：“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殊不知，吾心之理亦不外于万事万物，离开了万事万物，何来吾心之理?研究、探索万事万物之理，也是致良知的法门，也有助于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根据心物一元论，心外无物，物外亦无心;本质与现象不二。注意，对于良知之一生命本质来说，意识和物质都属于现象。

阳明弟子钱德洪在将《大学问》收入阳明《文录·续编》时加了一段按语，其中提到：“师(王阳明)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

“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这句话殊属不当。儒家并不轻视和排斥知识，而是强调下学上达，知识通达智慧，智慧通达道德。“格物致知”即属下学之事，《论语》开头就要求“学而时习之”，学，包括各种自然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积累。只要不被局限，知识当然越多越好。某些人确实有知识越多越愚昧的现象，故佛教有所知障之说。但那责任不在知识。

七、永远的榜样

请注意，王阳明只是略偏“格物”一词，并非错误，不违儒家原则。王学是从内圣领域发展了孔学和儒学。他的不少言论，堪称至理名言。例如：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克己，克除自己的恶习。破心中贼就是克己的形象说法。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并非人心之外有个道心在。佛教说，烦恼即菩提，也是这个道理。

“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这句话颇有现实意义。自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后，现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打倒孔孟之道，才有真正道德，“去圣才有真孔子”。不亦谬乎，不是太荒唐了吗?

自由派最为赞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误会和攻击儒家精神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王阳明的良知说足以驳斥这种谬言。王阳明说：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还有比这更加独立自由的人吗?儒家的圣人崇拜是建立在良知崇拜基础上的，所谓“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而良知崇拜，归根结底是真理崇拜。只要是真理，即使是平民百姓所说，也不敢反对;如果是谬论，哪怕是孔子和圣人所说，也不敢苟同。孔子之所以值得崇拜，正是因为他德行义理皆圆满，由经典流传下来的言论，无不符合良知原则。

王阳明是对东海的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东海大良知学就是秉承阳明良知学而来。良知无所谓大小，只因为对良知的体悟略有不同，故加一大字，以示区别。

2007年暑假，东海回故乡，当时杭州天气溽暑酷热难当，正好闭门偷闲读儒佛经典。读到《王阳明全集-传习录拾遗》中的一段话，仿佛冷水浇头，不禁凛然自警，赧然自惭。《传习录拾遗》第十三条：

“先生初登第时，上《边务八事》，世艳称之。晚年有以为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

自想落网以来，批判政治，痛斥极权，固不乏浩然正气，却也有许多抗厉气和张扬浮躁偏激乖戾之气，自己这些不良习气不消除，欲追求儒家宪政、振兴中华民族，“其何能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