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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与孟姜女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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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与孟姜女传说
摘要：明清时期山海关的姜女庙主要是官方控制的教化之所，宗教性功能则由周围的观音殿、催生娘娘庙等承担。姜女庙的空间布局、神像、楹联、壁画等都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官方碑记整合了民间的故事，确定了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基本框架，民间的表达则见缝插针地渗透进去，在寻夫、殉夫等情節上出现了一些变异，官方、士大夫的权威与民间的创造性和谐共存。结合明清地方史料，朝鲜燕行文献的记载不仅有助于梳理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流传和演变情况，更能呈现孟姜女传说的演变轨迹和多样性。关键词：姜女庙；孟姜女传说；燕行录；山海关
作者简介：皮庆生，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民间信仰、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41-08一、前言
山海关地区的孟姜女传说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它属于孟姜女故事最后起的地方，“但到现在三百余年中是最占势力的”[1]（P33）一系。对该地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记载，较早的是清初的地方志，如康熙《畿辅通志》卷九，《永平府志》卷六、十、二十一都谈到孟姜女庙，介绍了关外孟姜女故事的梗概。民国十八年（1929）的《临榆县志》则记载了姜女庙修建的详细经过，附录了最早的三通庙记（张栋，万历二十二年；张时显，万历二十四年；程观颐，康熙八年），以及多篇清人诗作。1
显然，关于早期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地方文献并不多，所以学者们也将重心

放在民间流传故事的搜集与整理上2，或者使用今人收集的口传故事来分析山海关孟姜女的才女形象与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其演变情况则无法做更深入的研究。[2]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大多要去姜女庙参观，并留下相关记录，从郑士龙的《望夫石》诗，到李容学对19世纪晚期姜女庙的记载，至少有80余种燕行文献记载了使臣们对姜女庙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文献的不足。对于这些文献，王国彪曾利用其中的燕行诗来勾勒明清孟姜女传说的主要内容，惜该文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只能简单列举诗中所述的孟姜女传说，无法揭示其流传、演变的情况。[3]本文拟全面梳理燕行日记和诗歌中关于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记载，结合相关地方文献，以揭示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演变的大致情形，并对燕行文献的性质略加讨论，希望对孟姜女传说和燕行文献的研究有所帮助。1二、燕行使臣所见姜女庙
燕行使臣最早提及山海关孟姜女的记载，是明代后期的两首诗。一为郑士龙（1491—1570）的《望夫石》，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诗中点出望夫石是孟姜女望夫精诚所化，这里的传说有“近诬”的嫌疑，这是我所见最早的一首燕行使臣吟咏孟姜女故事的诗篇。2第二首是裴三益（1534—1588）所作《望夫石》，诗中叙述了孟姜女故事的梗概，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4]（卷3，P531—532）两首诗仅言望夫石，未言及祠庙，或许说明孟姜女故事在关外已经流传，与地方自然景观勾连在一起，但还没有出现人造的庙宇。
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三人在日记或诗中专门记录了贞女祠的存在，都很简略，只知道庙额为“贞女祠”，由张栋所建，张时显重修，贞女祠在前，后

有观音庙，庙后有振衣亭。根据随后的几种燕行录，我们可以了解明末贞女祠的大体情况，祠额为“贞女祠”，或“贞女孟姜祠”，贞女祠内有“石心松节（”赵梦麟书）“姜母金石”（李开芳书）两块题匾，都是为了表彰孟姜女的贞节。祠中孟姜女塑像的旁边，“有一小婢，抱伞侍立，乃自陕东来时与之同行，与之同死者也”[4]（卷2，P498）。塑像左右，有万历年间张栋和张时显的碑记，门外有“石心松节，匪石不转”的对联。贞女祠后为观音庙，既有观音大士的金像，又有妙法莲华的变相，有老僧五六人守庙。[4]（卷9，P294）
清代姜女庙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康乾为兴盛期，庙宇时有修葺，康熙、乾隆为之题咏甚多，这里遂成为山海关外著名的古迹和教化之地。燕行使臣也注意到姜女庙的变化与清廷的重视密切相关：“皇帝置行宫，去岁行沈阳时，所历行宫，皆重修，故金碧所在炫耀。”“闻此祠本是颓废一小屋，自乾隆历临之后，建构丹彩十倍于前云。”[4]（卷55，P584；卷52，P382）这个时期的姜女庙规模扩大，金碧辉煌，逐步形成贞女祠、观音殿、望夫石一线的整体布局（由南向北），东面还出现了清帝行宫（乾隆时），庙前则有其他神灵的祠庙。嘉道以后姜女庙地位有所下降，庙宇走向衰败，到了道光末年，这里已经是“庙宇甚荒凉”，东墙下的楼阁，原为行宫，由于皇帝不再有巡幸之举，也是“颓落不修”。3在这个过程中，姜女庙及其附属建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来看姜女庙的附属建筑，除了前述乾隆在庙东侧为巡幸所建行宫之外，最重要的是主轴线上的建筑。明清碑刻逐渐从祠中移置于贞女祠与观音庙之间的庭院中，观音庙内的塑像也不断增加，最初只有观音，明末清初改供佛像，乾隆之后供三尊金佛和数十小佛像，“佛皆金身、绿长髯”[4]（卷57，P254）。北面的望夫石上，刻着帝王、地方官员的诗句，供游人观摩。由于这些题刻十分醒目，燕行使臣往往不厌其烦地

抄录在日记中。随着姜女庙影响的扩大，有人在庙旁建了一些民间祠宇，如乾隆年间出现的催生娘娘庙[4]（卷70，P116），正殿南墙外则有天后庙、药王庙。[4]（卷65，P89；卷71，P88）
姜女庙内部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塑像、楹联与壁画三个方面，为免枝蔓，以下只谈最重要的变化。明清的姜女像一直是村女素妆，“头冒棋子布巾，衣白绫衣，面白而带悲苦憔悴之色，令人怜悯”[4]（卷57，P253）。康熙三十八年（1699），姜女像为坐像[4]（卷28，P518），道光三十年（1850），姜女庙已衰败，“有一白面女像，身穿白衣，手持一封书，临海而立，宛然有垂泪被面饮泣悽绝之状”[4]（卷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