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结合

很难说中国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和正确的定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音乐，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它不仅反映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迹象和社会文化背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已经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成为世界音乐中别具一格的体系。

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较为优越的物质基础上,对意识领域中的各类艺术形式也尤为关注。而现代音乐由自身朴素简洁的的音乐语言、流畅易记的旋律、活泼而富有特点的节奏以及更加贴近生活的情景和感受，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在现代音乐的冲击下，民族音乐显得冷静异常。当一场有质量的民族音乐演唱会或演奏会门可罗雀时，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异常火暴、一票难求。面对这一现象，曾有众多音乐人士呼吁抵制现代音乐，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声讨之势更为猛烈。一些业内人士甚至认为，长期发展下去，民族音乐将没有生存空间。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不以部分人群的意识为转移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通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音乐日趋发展成熟，实践证明：民族音乐不会因为现代音乐的发展而消逝，现代音乐的发展也需要民族音乐的滋养，两者的有效结合才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之路。

一、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音乐，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现代音乐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上世纪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音乐又逐渐“北上”，“回归”大陆，首先进入大陆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张帝、刘文正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人们麻木而不能带给人愉悦的时候，当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禁锢人们的思想篱笆被初步拆除时，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涌入人们的心田；“机智歌王”张帝的搞笑歌曲也风靡神州大地；刘文正的歌曲更始被众多大陆歌星一次又一次的翻唱并随之走红。

港台歌星和港台现代音乐对大陆的现代音乐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某位歌星唱得像不像谁时，我们有了一大批自己的歌星，在不断的肯定和否定、模仿和重塑形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如：张行、毛阿敏、刘欢、韦唯、那英、田震等。

改革的深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各种形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在经历民谣、西北风之后，中国内地的现代音乐又有了摇滚乐、说唱等另类的声音。崔建的《一无所有》带起了中国大陆的摇滚热，高晓松、老狼等一批音乐人撑起了内地校园歌曲的一片天空，而陈晓奇、李海鹰等音乐人创作的大量歌曲更是成为大陆歌曲发展的“兴奋剂”。现代音乐随着形式的增多，让不同人群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满足了更多人不同的精神文化需要。

如今随着网络的传播，现代音乐的传播渠道更广更便捷，一首好的现代音乐也会得到更多人的亲睐。KTV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满足了更多人演唱现代音乐的需求。网络和KTV也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

如今，现代音乐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早已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现在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璧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现代音乐己经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歌词的创作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

二、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音乐中的成功运用

从发展时间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现代音乐形式出现的例子。邓丽君演唱的大多数歌曲都是以中国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如《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台湾高山族民歌《娜鲁湾情歌》的流传更是给大陆音乐人很多启示，于是，很多大陆音乐人也结合内地民歌创作自己风格的现代音乐。《黄土高坡》、《信天游》等一批“西北风”歌曲的流行就是西北民歌素材与现代音乐结合的成功典范；一首河北民歌《小白菜》曾为程林演唱的台湾歌曲《酒干淌卖无》、刘青创作、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提供了创作基础，其旋律走向和乐句落音都与《小白菜》极为相似；已故歌手陈汝佳曾经凭借一首《故园之恋》获得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唱法银奖，并因这首歌曲走红，而这首歌曲的音乐素材取自四川民歌《摘葡萄》；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同江苏民歌《孟姜女》不但旋法相似，A段四句落音也一致；张惠妹的《姐妹》又有台湾高山族民歌的影子；赵季平创作、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从民歌《王大娘补缸》演化而来，由于恰当地使用民歌元素，使这首歌曲更具流行因素，更具民间、民俗性。随着现代音乐的发展，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音乐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现今歌坛人气天王周杰伦创作的《东风破》、《千里之外》、《菊花台》等歌曲不仅运用了民族音乐调式特点，还在歌曲的伴奏中注入民族乐器的音响效果；R&B歌星王力宏通过在西北地区采风，创作出《心中的日月》、《花田错》等传唱广泛的歌曲。从这些事例也看出，中国现代音乐在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民族音乐形成有机结合，如今，这种结合运用的更加贴切更加紧密。

从音乐体裁方面，器乐、舞曲、戏曲等民间音乐源流，也是现代音乐创作的素材源泉。如曾经广为流传的姚明、阎肃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就是以民间说唱“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为基础谱写的歌曲；“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则把京剧中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之中；《男儿当自强》选择了传统器乐曲《将军令》的旋律。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音乐主体吸取了我国著名琵琶曲《彝族舞曲》中的音调；《大中国》A段是用东北秧歌调写成；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则是将东北二人转和评剧的曲调相融渗；陶哲创作的《苏三说》不仅运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典故，还将京剧唱段与R&B风格的现代音乐结合到一起演唱；江凯文演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是运用了这一手法。从这些事例来看，庞大的民族音乐宝库为现代音乐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既让民族音乐在新时期有了拓展和变化，也为我们的现代音乐点缀出更浓厚的中国色彩。

从民歌民谣素材的运用方面，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为现代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广阔的天地。蒙古族风格的有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等、藏天朔的《新长征》专辑中的系列歌曲、包括那英演唱的《为你朝思暮想》也是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曲调，近年流行的歌曲《月亮之上》也是蒙族音乐元素与现代电子音乐结合的成功典范。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有王傅林创作的《楼兰姑娘》、陈明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刀郎的音乐专辑中《情人》，新疆特色乐器和现代配器手法的运用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朝鲜族阿里郎组合将流行元素拚贴于HIP HOP,曲风中融合了朝鲜族音乐和现代感激强的R&B及RAP等元素。西藏风格的歌曲以郑筠的《回到拉萨》揭开了藏风现代音乐神秘的面纱，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为现代音乐的创作融入了新鲜血液，随后《青藏高原》、《珠穆朗玛》、《高原红》、《神奇的九寨》等一批音乐作品传唱大街小巷。青藏铁路通车后，《天路》、《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歌曲同样带着浓重的雪域高原色彩。另外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更是让世界对中国的现代音乐刮目相看。他们用古朴的音乐语言和现代音乐技法诉说着雪山的圣洁、高原的胸襟和藏人的虔诚。西南少数民族“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的专辑《走出大凉山》、倪睿思的演唱的《你是天真》，力图以新的音乐范例来解构旧音乐，“走出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郑筠演唱的《灰姑娘》、王焱的《眼儿媚》又具傣族民歌风，李杰的《笑容》有云南白族音调。

三、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依存发展

现代音乐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现代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 现代音乐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有效结合，不仅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传播，也有利于现代音乐的健康发展。著名的青年古筝演奏家袁莎在不久前举办独奏音乐会时说到，周杰伦在歌曲《菊花台》中对古筝的使用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了古筝，作为民族音乐工作者，她非常感谢周杰伦对民族音乐传播作出的影响。

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也是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说过“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确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作品如波兰音乐家肖邦的52首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富有民族性格的作品，这些舞曲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乐派鲍罗丁、里姆斯机-柯萨柯夫等人的“强力集团”，他们在音乐创作中力求运用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语言，旋律中渗透着民间的素质，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我国著名作曲家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依据民间戏曲——越剧的音调和旋律因素创作成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交响音乐作品。这不胜枚举的一系列音乐作品都与其民族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并都表现出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为全国人民接受的音乐作品，越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