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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林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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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林乔传
桂湖黎元曦
本帖最后由桂湖居士2011-8-3122:47编辑
关于邓林乔,现在很少有人关注了,专门研究明史的不会将视角放在地方性的名人上,更不会为这一类人物做传。然而研究地方史,我想多多少少还是要涉猎的。0910两年我已经完成了马、高、何、梅、刘、赵、张、阴几大家中代表性人物的传记,现在看来,明代内江士族也少不了邓家,因此又写成了这篇邓林乔的传记。因为知识和材料的局限,难免有些谬误,也请读者海涵,并给予批评。
石溪铺,一块风水宝地
从史家街沿着沱江往北走,大约一公里就是四美。这里有条名为石溪的小溪流汇入沱江,有名的石元洞就在溪北侧的小山上。这个地方在明代一定是风光旖旎所在,一个叫张资的文人曾到这里去拜访邓林乔、和林才两位同宗兄弟,有一首诗记述了他在石元洞的感受,其中说到:夹岸桃花麦浪香,一湾流水绿苍苍。沿着溪流往上游行径,约过几里便见一座大石桥(今已不存)。民国以前成渝驿道从桥上过,桥北面不远便是石溪铺,当然也就是今天的石溪村。石溪铺位于内江县临近资中之处,是县境内老成渝东大路上十大铺站的首铺。这里历来交通便利,大约在元朝末年,在湖北老家被迫从军的邓安邦和他的儿子邓祥甫来到四川,落籍于此。从风水学上说这里也一定是难得的宝地,背后靠着沱江南岸的丘陵小山;左有青龙,是石溪西岸的小山;右有白虎是石元洞所在的山丘,前有案山,是现在史家油库所在的山丘;中有明堂,是从石溪铺一直到四美桥附近的小平坝;流水曲折,就好比蜿蜒的石溪河。在战乱的年代邓安邦父子来到这里落户,想必也是很费了一番周折吧。
先辈名声
邓安邦父子虽然从军,然而邓家可不是一般人家。他们的先祖,北宋鄂州邓氏的邓戡,其子邓堂与其孙邓弼亮先后考取了进士,
因此邓安邦、邓祥甫到了石溪铺定居后,一边经营田地,一边引导后辈读书。可惜他们之后几代没有大多建树,要直到邓九容和邓九经兄弟时才略有些起色,

邓九容在弘治乙卯年(1495年)考取了举人,又在正德元年(1506年)被任命为湖北省保康县县令。那时候内江的李充嗣和刘瑞已经在朝廷里声名鹊起了。
邓九容,也就是邓林乔的爷爷在保康县令的任上“颇有政声”。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遇到饥荒年岁,他竭尽全力救济灾民,那时保康县城毁坏,他又规划设计并主持建设了新的县城。邓九容受到保康县民的敬仰,他死后牌位被供奉到祠庙中。可以说,邓九容做官的政绩为之后的仕宦之家内江邓氏开了个好头,到了榜样作用。邓九容娶妻吕氏,生了邓林乔的父亲邓模。(邓九经生邓伊)
关于邓模,因为考秀才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求学过(国子监生)。之后做过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按察司佥事,最高也就五品。今天有人说他曾做过“三边总督”,其实这个提法不太恰当,只是因为儿子邓林乔在万历十八年被任命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陕西三边,可未曾想皇帝诏旨未到,他就死在了宣大巡抚的任上。皇帝为了表示恩宠和体恤之情,才将这一官职封赠于林乔的父亲邓模,这一职务就变为荣誉性质了。正五品致仕的邓模死后葬在县城南面牌楼坝水梨子沟一带。邓模尚年幼时,正德六年中举的张潮做了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赵贞吉也在嘉靖十四年以第五名的优秀成绩中了进士。
以上就是邓林乔的父辈和祖辈。有些功名,但却不显赫;有些政绩,但也没到多么不得了的地步。居住在他们家南边4公里三堆铺的高家,再往南县城隔江相望侧柱山、太平山一带的刘家,都已经仕宦辈出了。
文星降世
公元1541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年,在石元洞附近的一所邓家宅院中,邓林乔(字子祯)降生了。他年幼时因同辈亲戚邓林材的推荐,即拜在赵贞吉门下学习。许多人都说邓林乔是邓林材的堂兄,其实不然。邓林材的父亲邓伊与林乔的父亲邓模才是堂兄弟的关系。林材出生于1521年,比林乔足足大20岁。邓林材(字子培,号石阳)是最早追随赵贞吉的士子之一,大约在嘉靖二十年左右他尚在读诸生时便在大洲门下学习。邓林乔童年时即受到同辈的兄长林乔的影响,走关系拜在大洲门下也是迟早的事情。
他当然能受到全县最好的教育,家族中同辈的邓林材是大洲先生的高足,思想家李贽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老师赵贞吉罢官回乡就在玉溪庄里授课;父亲是国子监毕业的高材生。不出所料,果然在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他即考取举人,到了第二年(1565年),他又与同乡梅友松、王三锡进京参加嘉靖乙丑科会试。那时候,老师赵贞吉赋闲在内江家中。

邓林乔、梅友松和王三锡三人参加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会试,三人都取得功名。其中梅友松成绩最好,他以二甲第三十名,全部考生三十三名的成绩获得进士及第。王三锡与邓林乔成绩差一点,王三锡获得三甲第二十三名,全部考生一百零三名。邓林乔获得三甲第二百六十五名,全部考生三百四十五名的成绩,人都获得赐同进士出生。无论怎么样,这也是内江邓氏的第一位进士,邓家子弟获得“登庙堂之高”的通行证。那一年林乔二十四岁,离嘉靖皇帝驾崩只有1年多时间了。
在嘉靖的最后一两年到隆庆的元年(65年秋到67年秋),邓林乔在翰林院深造。隆庆元年,赵贞吉重新被启用,成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且分管詹事府的事务。这样,邓林乔参加了由老师主持的翰林院与詹事府的联合考试,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并且被选拔到绍兴府余姚县做县令。
税赋改革
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件美差了。绍兴府余姚县在当时可是经济发达之区。全县山区与平坝各占一半面积,农业发达,手工业生产也是方兴未艾。县境北面临杭州湾的几个乡镇生产海盐。我们查阅万历时修的《绍兴府志》看到这个二十六岁的县太爷很是做些成绩出来。嘉靖九年开始,全国一些地方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将各色额税,并为一条征之。这一办法到了嘉靖四十年后大规模实行,到万历初年全国推广。在巡按御史庞尚龙的主持下,邓林乔在隆庆元年于余姚县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清丈了全县的土地,算出了每亩的税率,改变原先以人丁多少征税的政策,而改为根据田亩数对地主和农户征税。从而大大避免了跑人逃税的现象。由于一条鞭法还统一了赋役,将赋税与劳役统归于田税之中,改力役为雇役,即由政府用收取的税钱来雇人服役,因此一方面增加了税收,一方面又减轻了人民的劳役。邓林乔的举措深得民心,连当时山阴县的著名思想家王畿赞许有加。因此在他离任后余姚人将他的名字写进名宦祠中来祭祀,表达的老百姓的怀念和赞许。
从隆庆元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他差不多在余姚做了四年多的县令。在这期间朝廷正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政治斗争。徐玠和高拱争得不可开交,个致仕,一个被罢免,李春芳做了首辅,赵贞吉进入内阁。之后高拱又被重新启用,和赵贞吉又争得不可开交。赵贞吉致仕,高拱成了大赢家。到了隆庆五年的态势是,高拱到了权势烜赫一时的人生顶峰,张居正和殷士儋只能毕恭毕敬,少表面上要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主讲经筵
老师在政坛上如此失意,学生却获得了提拔。在这一年邓林乔被任命为都察院御史,从遥远的余姚调回京城。这并不是因为他“颇有政声”,只是张居正玩弄的一个权术而已。张居正在酝酿着与高拱的决裂,他虽然明着对高拱百依百顺,可暗地里却勾结和皇帝亲近的太监冯保在做着不可告人的谋划。提拔高拱劲敌赵贞吉的学生和同乡,就是这种谋划的一部分。它既不像提拔自己那样惹人注意且招人嫉恨,又能起到同样的牵制高拱势力的效果。那一时期何起鸣做了顺天府丞,成为实际掌握京师行政权力的官员;而邓林乔成为都察院一名监督六部堂官的御史,无疑又在高拱身边埋下一支匕首。高拱那时正是志得意满之际,尽管吏部是他主持的,然而依然没有对这些提议表示异议。
还是在那一年(隆庆五年),刚刚三十岁的邓林乔竟然被推荐进入经筵,成为一名讲官。这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经筵是皇帝设置的讲经说史御前讲习。一般都由翰林院的学士,或者六部堂官、通政史等官员做讲官。赵贞吉曾经做过讲官,那时候他是礼部的左侍郎,还兼着翰林院学士。让一个官职不过六品的官员来做经筵的讲官,这简直是恩宠至极了。没有材料写明他获得如此厚爱的原因,我推测可能是皇帝因在赵贞吉与高拱的争执中偏袒了高拱心中有些愧疚,以此来做弥补吧。
然而邓林乔却没有什么感恩戴德,涕泪横流的意思。他的行事做派和老师如出一辙。一次隆庆皇帝以天气寒冷为借口缺席了经筵,这个举动竟然引得邓林乔接连上疏批评,言语虽然恳切,但也是在拍老虎屁股。好在“老虎”并不计较,隆庆皇帝也算有些雅量,倒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敢于直言不讳,倒有些赞许之意。在朝廷任职期间并没有他去弹劾谁的记录,倒是力促边境贸易,并认为“有五利于国”。
荆州避祸
在隆庆的最后一年,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政治风向晦暗不明,在这种情形下,林乔主动到吏部要了外任,“以湖广佥都御史起补荆州巡检事”,即挂着湖广佥都御史的官职去行使荆州巡检的职权。荆州巡检是朝廷在湖北荆州府设立的训练甲兵、巡逻州县的机构,一般受地方政府的辖制,品秩也不高。当然名义上邓林乔的官职是湖广监督御史,也就是都察院派到湖广总督衙门履行监督职责的正五品官员。然而他在巡检司任职,却开始熟悉兵事,为日后镇守边疆打下基础。

荆州城南临大江,历来水患频仍,人民不得安宁,不少人在江上做起了强盗。邓林乔到任后,一边在江边加强堤防,一边举兵捉拿水上的强盗。一时间水患得到遏制,盗贼受到清剿,荆州府境内人民安居乐业。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的秋天(1575年),邓林乔在当朝首辅的故乡荆州府江陵县任职。万历三年的春天,赵贞吉从四川出巫峡来到荆州,他很挂念自己在外任职的学生和朋友,他来到荆州见到学生邓林乔,林乔漂浮宦海,离开师傅大约有十年了。赵大洲来到荆州,也受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湖北按察使王璇和湖广佥都御史邓林乔亲自陪同赵贞吉在荆州的游览。万历三年的暮春三月,林乔和王璇陪同赵贞吉老先生游览了位于钟祥县境内的大洪山。早在弘治九年,在随州做知州的内江人李充嗣就曾到这里游览,并且留下了许多诗句。
大洪山在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山上即可俯瞰平原视野开阔。一个雾雨蒙蒙的早上,赵贞吉、邓林乔和王璇一行人往山顶攀登。邓林乔在山上做了两首诗,从中可以读出他的心境。
山景全凭烟雾增,看山雾里许谁曾。人间密滴兜罗雨,鸟道重穿薜荔藤。隐隐疏峰迷近远,阴阴古木隔崚嶒。微茫恍入华胥界,挟我蓬莱最上层。
他说他想乘着微茫的青云,到“蓬莱最上层”。其实已经表露出自己想在政治上大干一场的意思。老师在政治高峰铩羽而归,那种遗憾和失意他看在眼里,他想要有所作为,然而攀登蓬莱最上层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明代内江一百多名进士,然而真正攀登到“最上层”的却屈指可数。
戍守边关
由于资料的缺乏,其实从万历三年到万历十五年二月乙亥(1587年)邓林乔所担任的官职我们不太了解,只是有人近年来发表文章,引《内江县志》的记载,说邓林乔先北调山西做了右参议,后迁为任右参政,接着在在西宁卫做廉访使。万历三年的冬天在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及甘肃都发生了一定规模的动乱,调有一定军事斗争经验的邓林乔去任职还是有可能的。然而对于廉访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甚至说完全是错误的。一来廉访使是元代官职,为肃政廉访司道衙门中的一把手,然而明代并没有设立。二来廉访使是监察官员,与县志中记载的军事事迹不符。检察院的院长凭什么去干涉地方政府和军分区的事务。显然这只是谬误。我想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谬误,因该是与修家谱时一些当时人通常的习惯

有关系。即错误将宣抚使或者卫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等官职误写为廉访使。明末的不少典籍中时常出现这一习惯性错误,《水浒》里就写种师道是“关系五路廉访使”,而宋代并没有廉访使的官职。由此可见,对应邓林乔在西北边疆西宁为任职的具体事迹看,他应当做了正三品的卫指挥使或者从三品的卫指挥同知。即西宁卫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
将一个内地官员远调边疆,原因正是朝廷看中了邓林乔在湖广佥都御使任上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万历三年(1575年)的冬天,甘肃发生震惊朝野的兵变。起因是兵备副使邹廷龙只给官兵发放谷米做军饷,而不发放折色(也就是银两)而按照规定,官兵的粮饷是由本色(谷米)和折色(银两)所共同构成的。一个下级军官向长官催要饷银不成,便鼓动三百余名士兵烧毁了官署,发动了兵变。虽然这次兵变最终被平息了,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北边境安定团结的局面,边境少数民族蠢蠢欲动。
邓林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西宁卫任职的。(因此他在山西任职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那时他的好友梅友松在陕西做右布政使(即掌管陕西民政的第二把手)。邓林乔经过多年的休整,并设法筹措西宁卫粮饷,安抚士兵,恩威相济对待境外都尔察汗诸部落。因此他在西宁卫任职期间边境安宁,都尔察汗诸部落无不诚服。在西宁卫他终于有机会将当初开放边境贸易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当然明王朝原本就有茶马贸易的政策,他在西宁卫将这种贸易又扩大了,搞活了经济。邓林乔对西宁卫的治理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是万历以来西北和北方边境逐渐吃紧的情况下他的经验尤其重要。他曾经向皇帝上疏,陈述他的边境治理十五条经验,得到了赞许。
(这里需要说的是,如果按照西方实际控制为原则来看待一个国家的疆域,那么西宁卫就是国家的边界,那时候出西宁到湟水上游及青海湖一带就是西藏帕木竹巴政权和诸蒙古族部落控制的地方;而如果以现代中国史学界的观点,那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名义上归顺明王朝,存在一种册封关系,而那些地方就是明王朝的一部分,如果这个看待的话,那么西宁卫当然不是边境,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西宁卫处在汉族聚居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得分界线上)
从万历五年到万历十五年的十二年之中,邓林乔应该在任西宁卫卫指挥使之外还在边境上有其它任职,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有可能升任都指挥使或者都指挥同知。在山西任职期间,万历四年的三月十五日,老师赵贞吉去世了,他的同宗兄弟邓林材也在广西新宁知州的任上卸职,万历十四年,也就是林乔去大同做宣

大巡抚的前一年,林材的儿子邓应祈考取了进士到湖北麻城县做县令,老父亲遂儿子一同迁居去了麻城。
客死异乡
万历十五年二月乙亥(1587年),邓林乔被任命为宣大巡抚,那一年邓林46岁,正是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岁数。宣大巡抚掌管着宣府和大同地区的军政和民政,直接面对长城以北的俺答,这可是一个拱卫京畿的重要职务。然而这时离林乔逝世只有三年光阴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邓林乔死在宣大巡抚任上。当时因为总督陕西三边的梅友松失职,致使边境形势吃紧,被朝廷撤换,万历皇帝想要另一个内江人邓林乔来做“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陕西三边”(正二品)。诏书未到他却已经病逝了。万历皇帝为了表示对林乔的恩宠,又将这个职务荣誉性的赐予了林乔的父亲邓模和爷爷邓九容。万历十九年,他的遗体终于运回内江。
(关于林乔逝世是采用《内江县志》的说法,然而根据《大同府志》的记载,林乔仅担任宣大巡抚一年,第二年因为丁忧回到内江,如果是这样,林乔便死在内江而并非大同)
就这样,一个刚刚迈向政治成熟,逐渐靠近权力中心的士人英年早逝。对于林乔的性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物。他不像老师赵贞吉那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也不是像何启鸣那样善于在上层搞关系。当皇帝托故不来听讲时,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敢于言辞恳切的上疏;当朝廷中局势晦暗不明时他会主动要求外任,以在复杂多变的斗争中保全自己。
明朝也正是这个时代,是一个由许多由文人学士演变的官僚和太监一道来管理国家的时代。文人掌控了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文人班子中有都察院和通政司两套监督系统,而太监凭借着批红和东西两厂、锦衣卫的权力又对文人系统进行监督。一套完整的、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制度已经完备。文人成为这个制度中的中坚力量,整个国家的运作,主要就靠着他们去推动。而邓林乔正是个推动国家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一员。
万历十九年,邓林乔的灵柩回到故乡,下葬在“东乡乐隐山”大概就是今天东兴区胜利镇的盘龙山。现在有人撰文说规模宏大,说有石牌坊、石人、石马等。当然,再怎么宏大也最多二品官员的规制,其实这样的墓地在内江不止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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