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展览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八年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这场拯救民族危亡的保卫战中，重庆以其坚毅的勇气、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奋斗，激荡着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正义和平事业浩然正气，谱写出壮丽诗篇。

《抗战岁月》展览、《重庆大轰炸》半景画和《重庆大隧道惨案》复原场景，三位一体，构成宏大的历史画卷。这对于我们回顾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价值，回顾我们伟大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付出和牺牲以及所焕发的活力和成熟，回顾重庆在这一历史构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均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单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

八年抗战期间，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国民政府迁渝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重庆设立南方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重庆、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动员国统区一切力量抗战到底。在南方局领导下，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曾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侵略、呼吁团结抗战的宣言，如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同年12月，中共中央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提供了前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在此前后，国共两党为共同抗日进行了6次正式洽谈。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全民抗战的新阶段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开始在重庆办公。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移驻重庆，山城重庆从此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根据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0月，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以公开身份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合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1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长江以南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云、贵、川、康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和香港地区的党组织。

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抗战爆发后，围绕着是“战”是“和”这一根本问题，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派政治力量，一派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派即主战派，一派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即主和派。汪精卫集团极力散布“亡国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等反动言论，主张对日妥协投降。汪精卫集团的这些谬论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38年10月28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提出：“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言和者以汉奸论”这一提案得到国民参政会的通过。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在南方局领导下，大后方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为江南死国难者哀”——皖南事变

1941年1月7日，新四军军部率9000余人奉命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奋起自卫，血战七昼夜，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提出严重抗议，并在1941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题词，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公开发表《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战八年中，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公开身份长驻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

中国民主党派的发祥地

重庆是中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成立。1941年夏，“小民革”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1945年9月3日，九三学社筹备成立。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政治舞台第一出现了多党合作的新气象，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第二单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指挥中心

1931年“9·18”事件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的历史，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对日宣战，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同时兼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各国使节云集重庆

国民政府迁渝办公后，40多个各国驻华使领馆也纷纷先后迁驻重庆，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直接对日作战，各国使领馆为巩固反法西斯战线积极开展活动。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国际声望大为提高，各国纷纷派遣代表或组织代表团体来渝考察访问，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断地派遣私人代表、特使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经济军事代表团等到重庆考察、访问，会商有关对日作战等问题；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友好代表团——英国议会代表团到重庆、成都考察，访问了一个月才返国；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到重庆访问及中国对英国、印度、美国的回访等，不仅增进了重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而且使重庆在外交舞台上迅速上升，成为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名城。

中国战区的建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2月9日，已与日本交战数年的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对日、德、意宣战的布告。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蒋介石黄山官邸举行了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即东亚军事会议），共同商讨远东作战问题。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达成了组织五国联合军事委员会（又称联合参谋部），设于重庆，由美国主持；建立保卫缅甸的中英联军统帅部；如果日本入侵缅甸，中国将派陆、空军助战，美国负责供应战略物资等五点协议，并在重庆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2年1月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和美国对华物资与滇缅路的监理人。从1942年至1945年5月，中、美、英三国所举行的关于对日作战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都在重庆举行。重庆成为远东作战的指挥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堡垒”。

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

1942年2月初，日军逼进仰光，英缅军司令请求中国军队火速入缅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应英军求援，为保证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不被切断，立即派出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总兵力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一路，开赴缅甸，与盟军区同作战。

远征军广大将士，在缅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屡挫强敌。仁安羌油田血战，新38师113团1121人与七倍于已的日军33师团血战二昼夜，终于攻克仁安羌。仁安羌大捷，以少胜多，以寡救众，是我军参加国际联合作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因而轰动英伦三岛，扬名世界，举国欢腾。

1943年10月—1945年5月进行滇西、缅北大反攻，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挺进2400多公里，收复城镇50多座，解放缅甸领土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毙日军4.8万人，俘日军647人，缴获轻重步枪、坦克、火炮、汽车、飞机等12381件；完成了开辟中印公路、铺设中印油管的艰巨任务，使大批抗战物资输入国内抗日战场。

史迪威将军感慨地说：“中国军队是极好的”。美国《皇冠》杂志1944年11月号载文评论说：“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反攻作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领衔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以美、英、苏、中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中英关于取消英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继1927年中国人民自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又一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国际地位的提高。新约签订后，荷兰、挪威、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相继与我国签订平等新约，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全体爱国军民、国共两党五年半团结抗战、浴血奋战的结果。

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所签订的《开罗宣言》中声明：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

在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召开的美、英、中三国战后和平安全机构会议，商讨建立联合国等问题。1945年3月5日，我国以邀请国地位，与美、英、苏三国发出请柬，邀请签字于《联合国宣言》的各个国家，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旧金山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成立。在签字大会上，由于中国抵抗侵略最早，而获得了在《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殊荣。

第三单元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全国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而来迁移到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和后继的文工会，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长驻重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西迁，全国一级水准的100多个科研学术单位，以及国史馆、中央图书馆、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国立礼乐馆、中央广播电台，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知书店等转移到重庆。中国地质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宪政学会、中华农学会在重庆召开全国性年会。35所高校迁入重庆，占内迁高校的一半，占战前高校总数三分之一，南开中学和多所国立中学也迁来重庆，形成了沙坪坝、夏坝、白沙坝著名的三坝文化教育区。全国文协、美协、音协、剧协，国立美专、国立音专、国立剧专，中央级的中电和中制两大电影厂，以及全国著名的各大剧团迁入重庆，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各种活动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央社、国际新闻社和各外国通讯社等驻重庆新闻单位，连通了全世界关注中国抗战的神经。中苏、中比、中意、中法等文化友好协会，以及“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也在重庆成立，重庆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

文工会签名轴

1940年秋天，三厅撤消，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取而代之成立，基本继承三厅的人员，但作为政权机构的性质改为文化学术团体。12月7日政治部在抗建堂举行了文工会成立的盛大招待晚会，这幅签名轴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文工会楼下中厅里，1985年原文工会秘书翁植耘先生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屈原》剧本

1942年4月3日—17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公演，卖票32000张。连续六年的陪都雾季戏剧演出由此展开。这部《屈原》剧本由郭老赠送《屈原》导演陈鲤庭，并有郭老亲自修改手迹，陈鲤庭先生于1985年捐赠本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胡风与路翎的书信》

1938年到1939年，青年作家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等一系列名篇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他开始写作宏大的中国现代史诗《财主的儿女们》，这一时期，他经常和文协研究部副主任胡风先生讨论《财主的儿女们》的写作问题，彼此的文学思想得到激励和升华，产生了这一组来往书信，1990年代路翎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财主的儿女们》 该书于1945年底写作完成，1948年由胡风创办的“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精装本是由胡风先生和梅志先生亲手用布面糊制，限刊300本。这一本《财主的儿女们》即是300本之一，是胡风夫妇唯一收藏在家中的珍藏本，1990年代梅志先生捐赠本馆。

第四单元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抗战开始后，中国厂矿陆续内迁，来自华北、上海、南京、长沙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成百上千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据统计，迁到重庆的工厂，大约占迁川工厂的93%，占内迁工厂的54%，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构筑了抗战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了抗战危局。

民生公司铁锚

民生公司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民生公司为军事运输、物资内迁、人口疏散以及抗战大后方交通运输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川江航运的中流砥柱。抗战期间，民生公司抢运内迁人员、伤兵、难童、难民并出川部队、壮丁等共计150万左右，抢运入川的工厂机器设备、兵工航空器材、弹药武器、军粮、食盐、商家物资共计150万吨以上，付出了重大代价，116人牺牲，61人伤残，16只船炸沉。民生公司轮船铁锚，是民生公司在抗战岁月中风雨历程的实物见证。

三十节重机关枪

重庆第十一兵工厂的主要兵器产品。抗战爆发后，第十一兵工厂（原河南巩县兵工厂）奉命内迁，先后经湖南长沙、烟溪，于1940年辗转迁到重庆，在市郊铜罐驿开山建厂，主要生产机关枪及其相关产品。成为战时首都主要兵工企业之一。

第五单元 重庆屹立在日机轰炸中

从1938年初起，日军飞机开始对重庆施行高空侦察探进，随后实施了对重庆大轰炸的代号100（1939年）、101（1940年）、102（1941年）号作战计划。1939年5月3日，日机以45架密集队形对下半城接近两小时轰炸，投弹166枚，《新华日报》、《大公报》和《新蜀报》中弹， 4日傍晚，敌机27架编队在昨天对下半城重创的基础上，对上半城实施近两小时地毯式无区别轰炸，投弹126枚，华华棉布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央通讯社总社中弹烧毁；国泰大戏院中弹，正在看电影的200多名观众伤亡；典雅古老的长安寺和罗汉寺，英、法、德使领馆，美以美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公劝会、圣社交会堂、安息会教堂、基督教青年总会等被攻击或烧毁。3、4两日，中国军民6314人伤亡， 6000多艘木船被烧毁，损毁房屋4817幢，全市水电设施全部中断，熊熊大火燃烧了将近三天才被扑灭。

1940年夏季，日军无视国际法有关战争区别原则，使用99架至100多架的特大编队对民间人员和民间机构如学校、工厂、居民区、商业区、金融区、教堂、寺庙和各国使领馆以及外侨财产轰炸。8月19日首次出动最新型轰炸机，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到20日两天之内，重庆街道几乎无法辨认。焚毁房屋1万幢以上，破坏民房、商店2000户以上，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但是，残酷的轰炸并没有摧垮这座城市，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重庆人民就开始重建家园；敌机的轰鸣还没有远离，救护组织的成员们就开始抢救伤员，清理遇难者遗体；刚刚扑灭了大火的工厂里，工人们又开始加班加点、生产军火，支援前线。中国的战时首都，坚强的屹立在大后方。

日机轰炸重庆的炸弹

日本轰炸机空袭重庆时，每架飞机上有七名机组人员，载720公斤炸弹，其中98式爆炸弹重250公斤，内装96.6公斤炸药，爆炸时，可把45米内的人杀死，把200米内的人杀伤。98式燃烧弹重60公斤，内填有固体燃烧剂，能持续燃烧15分钟，能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扬起5米高的火焰，这种炸弹投向人口密集的重庆市区，破坏十分巨大。这些未爆炸的炸弹是日机轰炸重庆的重要罪证。

1939年“五·四”大轰炸中，施庚培家18口人丧命。抗战胜利后，施先生返回南京，于1987年7月7日致书重庆市人民政府，将1939年“五·四”大轰炸落在他家的弹片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

程黙摄影册

在连续数年的大轰炸中，中国电影摄影厂摄影师和重庆卫戍司令部顾问的程默先生，用一架莱卡相机重视地记录下日机在重庆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程默的摄影册记录下1941年6月5日傍晚敌机24架夜袭重庆，疲劳轰炸超过5小时，造成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的窒息惨案。摄影册于1998年由收藏者汤光中先生捐献本馆。

第六单元 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一年。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终于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令，谋求投降。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签署了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历经8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八年抗战中，重庆人民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抗战八年间，有300多万川渝子弟走上前线，每5个阵亡将士中就有一个巴蜀子弟。抗战八年间，重庆十四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步枪30多万支，各种火炮1万3千多门，轻重机枪3万多挺，各种枪弹8亿5千万发，各种口径炮弹600万枚，炸药包370多万个，各式掷弹筒7万多具，掷榴弹150万枚，甲雷42万颗，手榴弹1000万颗，军用皮具11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

忏悔照

1998年12月26日,当年驾机轰炸重庆的日机飞行员池岛重次郎安排他的儿子池岛重太专程赴渝,向曾被他伤害过的重庆人民致歉。图为池岛重太在十八梯“大隧道”遗址前敬香下跪，替父忏悔。

朱德、彭德怀专电

　　1940年8月23日，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将士电慰重庆市全体同胞。“并以现正进行之大战胜利，贡献于重庆全市被难同胞之前，以报复敌之惨暴兽行，而为被难同胞雪恨”。

丘吉尔电文

1943年11月1日晚八时（重庆时间为晚12时），中、苏、美、英国四国宣言正式发表。为此，蒋介石特于11月3日致电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为四强宣言之签订表示祝贺。

11月10日，丘吉尔致电蒋介石：“四国宣言在莫斯科签字，辱承赐电，不胜感激，联合国正在努力为世界筹建以自由及正义为根据之国际和平制度，此宣言将为其基石，余与阁下具有同感。中国在此宣言中署名，不独加重其分量，且使其成效更得一保证。在莫斯科之四国代表能有此成功，使四国打击地球上各处侵略者之共同决心重新一表现，余殊为欣慰也。”

罗斯福电文

1944年5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空袭斗争中的坚毅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译文如下：

“余兹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敬致此卷轴于重庆市民，以表示吾人对贵市勇毅的男女老幼人民之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

《新华日报》电文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2万余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300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