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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故事]关于喝酒的故事
我少时喜欢喝酒，但又不会喝酒，正如我的父亲一样。 20年代，有两年父亲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每逢休假的日子，他必带我去杭州西湖边的一家叫陈正和的酒栈喝酒，同行还有我的表姊夫沈麟叔。陈正和酒栈是和他的店名一样古色古香的酒肆，老板是位绍兴人，矮个子身材，胖乎乎的，为人十分和气，看见老主顾到他店去，必定亲自迎客入座，而且熟知来客的好恶，端酒应客。父亲的喝酒不过是为了消闲，那时酒肆里还是老规矩，用小碗计量，父亲的酒量也不过三四碗而已，倒是我那位表姊夫是海量，喝上十几碗也不算一回事。但是父亲是很节制的，如果他们二人带上我去，每次总不过二三氽筒（江浙通用的盛酒器，用薄铁皮制成，可以插入炉子火口里温酒用）。过了这个限度，父亲便说今朝酒已喝过了，回家去吧！那时，我之喝酒只是徒有其名，因为年纪还小，不过我深服喝酒人的豪气，一碗在手，似乎便成了个英雄汉；我尤其信服武松过景阳冈的“三碗不过冈”，而他喝了不止三海碗。可是父亲不让我多喝，最多不到半小碗，不想就此养成我好喝 酒的习惯，但酒量却始终不见好起来。父亲常说喝酒不过图个 第 1 页 共 14 页
快活，喝醉了便没有意思了。我的表姊夫嗜酒若命，每饮必醉。但是他和父亲去喝酒，总适可而止，不敢多喝。 父亲喝酒喜欢品评，从来不猜拳行令，他说好酒是要人去品评的；浅斟慢酌，娓娓而谈，是人生一乐也。至于那些酒肆恶客，一喝酒便猜拳行令，徒自喧哗，吵闹别人，自己则一点得不到喝酒的快活。所以他到酒肆，总挑那些角落散座，从来不当众踞坐的。 父亲在杭州不过工作两年，便到九江南浔铁路去了，我也从此无缘到酒肆喝酒。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到湖滨去，路过陈正和酒肆，不知怎的突然有了冲动，要进去喝酒，几个同学中也有好喝酒的，便一同进了店门。陈老板仍是躬身迎客，还问我父亲的近况。那天我不免多喝了一碗，回家的途中被冷风一吹，竟然呕吐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酒醉。我还几次跟郁达夫先生喝酒，我和他是在湖滨旧书肆里认识的，第一次见面，他便邀我去喝酒。认识知名的文学家还跟他喝酒，我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到了上海念书，学校门前有个小酒铺兼卖热炒。我也偶一光临，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在菜肴上。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圣诞节晚上，我们几个喜爱文学的年轻人相约在四马路一家菜馆里会餐。那天我为了自己的订婚破裂，心里十分 不痛快，不免借酒浇愁，多喝了几杯，最后是酩酊大醉，自己 第 2 页 共 14 页
也不知道如何回的学校：唯一记得的是把菜馆楼头的一只高脚铜痰盂踢到了楼下。第二天醒来，嘴苦舌燥，很不好受；便暗自下了决心，以后决不多喝酒，即使万不得已须举酒杯，也决不逾量。 工作了，中国保险公司的业务室主任范德峰，是我沪江大学的前辈同学。他极为好客，一个月中总要邀业务室的小字辈的同事，去十六铺宁波馆子吃饭喝酒。但我自律很严，喝酒不过小酒盅一两杯。若干年后，在喝酒时朋友们取笑我是曹禺戏剧中的况西堂，况西堂每次送礼以二元为度，我之喝酒则以二杯为度，好不吝啬；我也不管他人笑话，我行我素。 1938年我到了香港，不久认识了中旅剧团的名剧人唐槐秋，他也是个好喝酒而不懂饮酒的人。在香港无处可买绍兴酒，槐秋是法国回来的，好喝洋酒，我和他常在一起，也养成了喝洋酒的习惯。槐秋盛赞意大利的酒都是多年的佳酿。有次意大利的邮轮“康特凡第号”进港，他不知用什么办法在船上搞到一瓶香槟酒，这是我第一次喝上外国的名酒，可惜如今我已记不起这瓶酒的牌子了。 以后我认识了乔冠华，他一个人住在报馆楼上，居室十分湫隘，又临街，市声透入楼头，使他睡不好觉。为了工作时能集中思想，他经常在写文章时一手写字，一手端杯喝酒。他的 酒量是很大的，一口气可以喝半瓶法国白兰地。我劝他工作完 第 3 页 共 14 页
了到我家去休息，他首肯了。逢到他为《时事晚报》写社论的日子（一周至少四次），他发了稿便到我家睡觉。睡前他要看上一些时间的外文报刊，一边继续喝酒。我总为他准备一瓶斧头牌白兰地，他喝完酒便去小睡几小时。他是有名的酒仙，这原是我家保姆阿一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他记不住老乔的姓，便以酒仙称之，以后这外号便给传开了。但是酒仙并不是说他的酒量，而只是说他到我家休息时，总须喝上几杯。香港的广东酒，最普通的是青梅酒，我嫌有些怪味，而且容易上头，所以不喜欢喝，因此我喝白兰地酒也喝成了习惯。但经常喝的还只是啤酒。 说起啤酒，也有一则故事。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在九龙塘俱乐部参加宴会，不知谁在席上发起要比酒量，方法是不用酒杯，直接从酒瓶对口喝酒，比赛一口气谁能喝几瓶。那时我年少好胜，便和一个同样好胜的朋友比试了。结果我一气喝了两瓶，而那位朋友则喝了一瓶半就放下酒瓶认输。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比试完全是豪气的举动，但事后想想也只是年少气盛所使然，没有什么意思。真正的喝酒还须慢斟细酌，牛饮不能算喝酒；而且啤酒虽名为“酒”，只不过是含少量酒精的饮料，根本说不上是酒。拿肚子去拼，即使比试胜了，也有点阿Q味道。 第 4 页 共 14 页
1940年春天我到了重庆。这里喝酒又换了一种花样。不是黄酒，也不是洋酒，而是酒香四溢的曲酒，最有名的当然是泸州大曲，好处在于酒度强而喝后不上头。但是第一次喝却绝不习惯，因为火辣辣地似有一线从嘴里直达胃底。我过去很少喝白酒，在上海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位表姊家喝的。当时有人带给她两瓶陕西的贵妃酒，她不会喝酒，更不知这种酒酒性的利害，吃晚饭时给我喝了一茶杯，我也糊里糊涂喝了下去。回到寄居，倒头便睡，午夜为口干舌燥所苦，起来喝水。等到我惊醒时已经坐在地上，小圆桌上的台布和一桌子的茶杯什物全都翻在地上。于是又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脑袋整整疼了一天，以后再不敢喝这种酒了。问懂得喝酒的人，才知道这种酒又名“一线天”，因为喝下去酒的辣味沿食道直透胃里的缘故。 在重庆，我的一个同事是我幼年的同学，听说我到了内地十分高兴，便请我吃饭，但真正的却是喝酒。那时他约三十多岁，只比我大二三岁，却已嗜酒成癖，每天工作完毕，便坐在宿舍里，一杯在手，大摆“龙门阵”。等到他“龙门阵”摆完，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便纳头睡下。我所以特别写到他，因为我之能喝白酒，便是由他熏陶成的。我们都住在同一办公楼楼上的单身宿舍里，一下班便聚在他屋子里喝酒。大曲酒的引 诱力是很大的，因为一开瓶酒香四溢，我们在三楼喝酒，一走 第 5 页 共 14 页
近楼下便迎面扑来一阵酒香，会使你情不自禁地要喝上一杯。这位朋友名盛霈，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也已年届古稀了。可是他后来因喝酒误了事，被机关解职了，不知去向，我也从此少一酒友。回想当年的情景也是十分有趣的。每当工作完毕，便聚在楼头，一杯在手，以四川有名的花生作下酒物，一面看一些男女儿童在我们身旁，嬉戏歌唱。1980年，我去旧金山时遇到画家卓以玉教授，好生面熟，后来谈起，才知道她那时也在重庆，和父母在机关宿舍里，是常到我们三楼来玩的。原来我和她的父亲还是同事。他乡遇故人，别有一番滋味。 除了喝大曲，还第一次喝了茅台。茅台的香味与大曲的不同。茅台的香是幽香，而大曲的香则是浓香；幽香沁人，浓香腻人。所以从酒质而言，茅台与大曲虽各有千秋，但在我心目中，却宗茅台。那时在重庆，茅台也是珍品，大凡请客，很少有摆上席面的；少数人小酌，则又当别论。 在重庆大轰炸期间，我患了急性黄疸病，病后便少喝酒了，偶尔出去应酬，也是浅尝即止。但即使是这样，也免不了喝得酩酊大醉过几次。一次是香港沦陷后，到柳州接逃归故国的安娜回重庆，朋友们为我们夫妻得庆团圆而欢宴。在这之前，有个朋友送了我两篓子装的泸州蜜酒，我便拿到席上分享同好。这种酒，事实上是大曲的浓缩物，饮前必须兑上曲酒才 能进口。可是我们一桌子喝酒的人谁也不知这个奥妙，一上来 第 6 页 共 14 页
便夸这酒好甜好香，于是相互举杯大喝起来，我一气喝了九十杯便颓然不省人事。第二天清晨醒来，已经和衣睡在床上，喝了几杯酽茶，才算完事。后来问起那个送我蜜酒的友人，他听了大笑，说这种蜜酒必须兑曲酒或水喝，直接喝了，当然受不了。真是见一物长一智，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充假内行的。这次大醉，使我好几天不想吃饭，胃里好像堵住什么似的，以后便再也不敢狂饮了。 现在上海的名眼科医生赵东升大夫，彼时刚从国外回来，我们也常在一块喝酒。但他是用洋法喝的。他喝惯了外国酒，到重庆只能喝大曲了。便在大曲里兑咖啡、橙汁等等土做鸡尾酒。喝惯了大曲的人视这种混合酒不纯，但喝来别有风味。因为这不是过酒瘾，而是换口味，还有些洋意思。 老乔到重庆来了，但我们很少在一块喝酒，因为他住在《新华日报》社，行动不可能那么自由自在。每次他到城里来，后面总跟着盯梢的小特务，十分恼人。有一天他酒后微醺，走在路上发现身后有人，他便突然回过身去，把特务申斥了几句，这一来反而使这个特务抱头鼠窜而去，一时传为笑谈。 在重庆喝酒的机会，最经常的是在每次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出得防空洞，满身潮气和霉味，便会有人自动拿出酒来， 说“压惊压惊，喝一杯驱驱寒气”。这样一喝，如果空袭是下 第 7 页 共 14 页
午来的，便会喝到晚上，因为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大家十分疲惫，又怕还要来空袭，便不再工作了。如果空袭在晚上来，警报解除，大家就睡觉了。有时也有人把酒拿到防空洞去喝，由于凭经验，晚上的警报一定是时间较长而不敢打瞌睡，警报中便在防空洞里喝酒，那时觉得十分罗曼蒂克，一面听着远处闷声闷气的炸弹爆炸；一面一杯在手，海阔天空，乱扯一通，也颇有些视死如归的那种末路英雄气概。总之，只要身入防空洞，便有了护身符，轰炸又算得什么！ 那时的酬酢，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之势。时人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讥嘲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我虽然还不够格到日日赴宴，不过应酬每月总有几次。有应酬必喝酒，酒量似乎大了起来，但我又讨厌这样的生活，一肚闷气，有时亦不免以酒浇愁。愁的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失地千里，饿殍遍野，这个偏安之局又能维持多少时日。自此便与酒结了不解之缘。 记得在重庆最大一次酒醉，便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爆竹声和东京的广播时，正在一个XX朋友处吃饭，因为欢喜，便频频干杯，酒已喝得微醺。回到宿舍来，同事们正在轰饮，我又被拉去喝酒庆祝。那夜的印象保留在记忆中的，一个是我站在椅上大声叫喊，觉得是在演讲，但说些 什么，却再也不能想起。另一个印象则是我把大酒壶从三楼的 第 8 页 共 14 页
窗口，扔到楼下地上，那闷沉的声音，至今记忆犹新。但我如何回家睡觉的，则已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我是1945年年底前回到上海的。八年暌别，亲友们纷纷摆酒接风，这样又喝醉了几次。有次喝醉，完全得归咎于我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有位朋友在一处私人俱乐部里为我接风，我因临时有事迟到了。进门一看，共设两席，男女分坐。他们见我迟到，便大喊罚酒。我一看男宾席上有的是大酒家，心想要逃过这一关，只能坐在女宾席上，因为女宾们的酒量我自信可以对付，事实是女宾们比男宾们酒量更大。每人罚酒三杯，使我告饶不迭，而且悔之已晚。正因为我小看了她们，最后便败在她们手里。那晚上是朋友们送我回去的，坐在三轮车上，寒风一吹，一路吐到家。从此使我在酒宴上不敢再小觑女宾了。以后还遇到过两位海量的女作家，一位是旅美的李黎，一位是国内的谌容，看她们喝酒如喝水，艳羡煞人。 我有个朋友谢春溥，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是有名的酒家，平常喝十斤、八斤绍兴酒不算一回事。我很羡慕他，起初以为他是绍兴人，自幼练就的喝酒功夫。其实不然，据他自己说他每次有宴会，在临去前必先喝两匙蓖麻油，这样油把胃壁糊住了，不再吸收喝下去的酒；因此，他可以多喝不醉；这道 理正像是俄国人喝伏特加烧酒佐以鱼子酱，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 9 页 共 14 页
我和他多年朋友，就没见他喝醉过一次；不过连喝两匙蓖麻油，对我说来却是一件难事。 在上海还喝醉过的一次，是上海解放的那天早上。我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避居在中国儿童福利会顾问XX人谭宁邦家里。我们临窗看了一宵马路上的憧憧人影。在天泛鱼肚色时，才认出是人民解放军。上海终于解放了。于是喝酒庆祝。空肚里灌下三杯鸡尾酒，头脑便森森然。但那天喝醉而不觉其醉，还是兴冲冲到陈鲤庭处写欢迎标语去了。 解放后到北京参加工作，因为工作忙，便很少喝酒；但也有可记的几次。一次是朝鲜驻华大使庆祝朝中社中国分社正式成立请客。大家喝酒已经都差不多了，这时大使却拿出朝鲜有名的人参酒来给我们喝，三杯落肚，就有些天昏地黑起来。但我告诫自己，不能露出丝毫丑相而犯了外事纪律，我居然强自镇定了下来，一路平安回到宿舍。 一次是周总理给乔冠华一坛女儿红绍兴酒，乔冠华邀我们去共赏佳酿，据说这酒已窖藏了四五十年了。我们兑了新酒喝了，其味香而醇，的确是好酒。不过我浅尝即止，怕陈老酒的后劲发作，闹出笑话。 最后一次酒醉是在1960年初，那时我刚摘去右派帽子。有两个朋友置酒为我祝贺。做了二三年的“人外人”，我当然 深以早日摘掉帽子为庆。那天喝的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特制的 第 10 页 共 14 页
茅台，一瓶酒我大概喝了五分之二，不觉大醉，由朋友送回家。酒席上，我边喝边说，唯一记得的则是我老说一句“我不是有意反党的”，真是酒后吐真言。 自从1960年的一次大醉后，一切似乎到头了，我便不再放任自己狂饮猛喝，到有人招饮时，便以吃菜为前提。过去我虽然总结出一条经验，不空肚喝酒，但到了座上，友辈言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