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以两种“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亦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为模型所建立起来的先验哲学其内容肯定已经过时了，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至今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当康德登上哲学的历史舞台时，他所面临的理论背景，首先是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休谟）；其次是在启蒙主义的内部理性与自由陷入了矛盾冲突（卢梭）；最后则是在怀疑论和唯物主义的打击下，形而上学名存实亡。这三个问题也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动摇”、“自由的失落”和“形而上学的衰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康德哲学的问题，那就是：“在严格遵循必然的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在启蒙时代科学主义处于极盛时期的背景之下，康德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正确理解康德的人性论是把握其伦理思想的前提。康德是通过德性来论及人性的。具体而言，他把人性置于兽性与神性之间，人性形成于人远离兽性趋向神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也是充满矛盾的过程，理性与感性的矛盾是人性的固有矛盾。康德的人性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也有趋恶的倾向，人性的价值旨趣在于去恶向善。伦理学是关乎人与人性的。康德伦理学更是如此，因为他比他的前人更能彰举人的自由与尊严，更能凸显人性。

如果说，康德哲学是以思考人为核心和目的的话，如康德在《逻辑学讲义》中提到的四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那么，康德的伦理学就试图回答第二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是与人性论密切相关的，忽视了人性论的研究，不仅不能理解“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所触及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同样也无法深刻理解伦理学。

而目前国内对康德人性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对康德的人性思想作了中国式的理解，仅仅集中在人性是善还是恶的讨论。一种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倾向虽有可能是生而具有的，但必须因人的自由行为而可能。这样康德把倾向转变成一个获得性的概念。之后，康德论述了趋恶倾向的三个层次：即人性的脆弱，人心的不纯正和人心的恶劣。这三个层次一个比一个败坏，但康德不愿意认为人性的败坏，或者存在一种败坏的理性，因为这样会使人的去恶为善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趋恶的倾向虽然与人的本性交织在一起，并且适用一切人类，但它并不是一种现实的恶，而是一种可能的恶，或者说，这种趋恶的倾向是人作恶的主观根据。人是善是恶，必须是通过人的自由行为而实现。这就为具有根本恶的人去恶向善提供了契机。这样康德就把性善论与性恶论纳入他的人性中，从而避免了执其一端带来的理论困境。这种综合并不意味着康德对人性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康德对人性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不是表现在静止的直观中，而是存在人性的动态的运动中。康德认为，人性最初处在自然的善，因为人本性中具有趋恶的倾向，经过人自由行为而堕落成恶，然后在理性力量的催促下，在恶的基础上重新向善。

康德通过人性的这种由自然之善一伦理之恶一伦理之善的运动演绎了他的人性完善论和道德进步观。进步是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作为启蒙之子的康德自然笃信道德进步。进步也是理性的逻辑要求。康德的道德进步在形式上类似基督教的关于人的处境和命运的三部曲：伊甸园里受宠、尘世间的堕落和天国中的得救。但在逻辑的推演上康德没有步基督教的后尘。基督教的堕落与救赎皆依赖外力，尤其在救赎上强调无神恩则无救赎。康德则强调自律，无论是善或恶皆因人的自由行为而可能，否则不被称之为伦理的善或恶。康德的人性通过自然之善一伦理之恶一伦理之善的运动展示了动态的人性，它比单纯的性善论或性恶论更具有解释力，不仅体现了对人自身应有的确信，而且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蓝图。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康德人性思想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人性不是一种实在，也不是一种“呈现”，而是一种“生成”，即是人在一步一步地远离兽性趋向神性的过程中不断生成。2、德性是人性的重要的体现。德性立基于人的理性本性和感性本性的张力之上。揭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和人的真实处境。同时德性是理性对感性的克制和胜利，表现出一种偏好理性的价值规范。3、这种偏好具体体现在人性的去恶向善的价值旨趣上。对康德来说，理性才是人性的本质所在，才是价值之源，伦理之本。道德进步体现的是理性对感性的胜利，人性对兽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