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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通融,知行合一
时间：2022-12-04 14:49:24 下载该word文档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艺文通融，知行合一作者：郝文杰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03期[摘要]朱天曙在书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注重将历史背景、人物个体的独特生命历程与交游考，以及书法作品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融通、整合，力图以返回原境的方式，重构书学研究的立体图景。这一思维为当代中国传统的书法史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值得后学者学习并进一步推进。[关键词]书学;原境;新的视角朱天曙教授作为中国年轻一辈学院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路数和艺术创作有其继承性和独到性。一方面，他继承了家乡扬州一带的乾嘉学术传统，又师承研究和创作兼擅的黄敦教授，并问学于卞孝萱、陈智超等著名文史专家，继承我国学术的古典传统，注重文献学和文艺学的内在结合，显示其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另一方面，他常常选择众所周知而别人无法深入的艺术史上重要人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超越常人的学术视野，进而形成其锐利而融通、尚艺而重文的学术特色，力求达到邃古知今、艺文一体的美学境界。朱天曙教授自幼学习书画篆刻艺术，又有历史学的本科训练，研究生阶段则专攻书法史研究，长期的艺术和学术积累使其突出以书家的书作为中心，注重文化环境、交游对书家风格的影响。他对元末明初宋克的专题探索即是采用了这种注重文化环境、交游对书家思想影响研究的理路。众所周知，宋克乃元末明初一代书家，但是由于传世作品和生平文献资料较少，所以对他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也较少，朱天曙教授《宋克书法研究》堪称宋克研究的开拓之作，不仅阐明了宋克书法思想的丰富性，而且对其形成之原因作出了细致、深入的考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事实上，艺术家的作品风貌的成因也脱离不了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因素，这不仅包括艺术家的出身、个人经历、时代背景，而且也包括个人对历史上传统美学的取舍，两者常常在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身上达到辩证统一的高度，宋克亦不例外。朱教授大刀阔斧、钩玄提要地运用他的史学专长，对元末明初宋克生活的书坛文化景观作出了简明的描述，为我们观看一个立体的宋克作出了重要的铺垫。《宋克书法研究》一书对元末的苏州书坛氛围的形成作了历时性的钩沉。元末以赵孟頫及张雨师徒为主的杭州文化圈开始向苏州松江一带转移。他认为这是元末战乱频频造成的结果，“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黄间领红巾军起义，十月，蕲州罗田（今属湖北）的徐寿辉在薪水称帝。次年三月，徐寿辉部将项普略、彭莹玉攻克饶州（今波阳）、徽州、信州（今上饶），七月，项普略等从昱岭关（今临安县西）进克杭州。红巾军在城中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招民投附，不杀不淫。元将冬拎霄从壕州奔援江南，袭陷杭州，项普略、彭莹玉战死。元军‘举火焚城、残荡殆尽’，于是，浙江纷纷躲避战火，如金华的胡翰（1307-1381），见天下大乱，遂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居长山不出。青田的刘基在《旅夜》诗中有‘课愁常突兀，今夜灯花生’之句，很能表达元末战乱频繁，文人在旅途中心绪起伏不定的情形。随着战乱由杭城向江淮地区的蔓延，而苏松地区并无大的影响。”“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吴时，苏州地区时局稳定，张氏礼贤下士，对文人待遇优厚，如《元史·文苑一》中所说的‘士诚据吴，颇收召收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杭州地区的文人流寓吴中，原先在杭州形成的文化圈转移到苏州松江一带。”作者之所以要交代此历史事件，既是因为该著研究的主体——宋克一生的活动，元末主要就在苏松一带，也是因为此期正是宋克书风书论思想成态的重要时段。元末苏州书坛的兴盛，主要体现在各种文人墨客“雅集”的活动中。在活动中，形成某些相似及相互影响的书法观念。此时，宋克正是由于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并成为以高启为首的“北郭雅集”中的骨干力量，才使其形成书法训练上的取法“钟、王、虞”三家，而对宋代书法，则推崇蔡襄，贬低米芾。他认为米氏书法太过草率。朱教授认为：宋克此时书法观的形成，是与“北郭雅集”中的诸家思想互动的一种结果。他体现了一种群体书法美学倾向。比如：他在细致的史料挖掘下，发现吴升《大观察》卷九《名贤诗翰八家一卷》，对高启、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中对杨基书法的倾向，基本上都是楷书宗“钟元常”行书师“二王”。事实上，宋克的書法观还受到他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命经历的影响。正如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乃世人的铁门限。朱教授不仅从大的文化背景上给我们展现了宋克书法形成的原因，而且从宋克生平的“行凡三变”，阐明了他书学美学倾向的独特性。按照朱教授据史料整理分析后的结论，宋克行凡三变，即少任侠到壮学真，乃至静退。而这种早年学武任侠的经历，我个人认为恰好是他对唐人书法扬虞抑欧的独特感受。评虞世南“刚而能柔”，而评欧阳询“虽清硬中法用力太过”。高明的艺术必讲“力”之刚柔互济，过硬与过软都不正确。当然，从大的文化传统讲，这也是中国“中道”思想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体现。但是书法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身体经验的艺术，无论理性认识程度多高，没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训练与灵活化，都是难以体悟到它的奥妙之处，艺术都是相通的，因此，此处点出宋克人生的三次变化对于理解其书法观乃至书法风格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另外，朱教授为了更加清晰阐明宋克书法风格之“逸韵”的成因，特辟专节“宋克交游考论”，描述了宋克与杨维祯、倪瓒、张宪之间的交往，合理的解说了宋克之“逸”风形成可能受到的影响。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代文人交往群体更是如此。气味相同、相惺相惜，导致了宋克与杨维祯、倪瓒、张宪之间的深情厚意，相互唱和、鼓励，同时在书风、人格上相互影响与促进。正如朱教授所言：“在宋克的交游中，隐逸之士是其交往的主要群体，他们追求逸的境界，表现出隐逸的人格，宋克之书法风格追求亦正与其来往之隐逸文人之特征合辙，表现出高逸的品味”。至此，朱教授为阐明宋克书法观及风格的形成的可能因素，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宋克成长的文化想象空间。这种交游与文化环境的描述，表面上看似简单，其实作者所用心力是颇为不易，尤其是在宋克研究资料较少的情况下，更为不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朱天曙教授的研究注重史论相融，文献整理与艺术分析相结合，不游谈、不空虚，注重艺术创作和艺术史论的有机交融，这得益于他史学修养和创作时间上的双重高度。在《宋克书法研究》中，以宋克的几件重要作品为中心，展开了史论结合的论述方式，把书法学术史中的復杂渊源关系勾索出来，把宋克艺术中的审美特征还原到了一个草书审美擅变的史学语境中，这种方法不仅阐明宋克的书法美学特征，而且使读者能够上下求索，发现他的这一书风的来龙去脉。由此，更便于读者加深对宋克书法成就的理解。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一种类似宋克草书“混合体”繁荣叙述方式，把史料、理论、观点巧妙融合起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的、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发现了其中的历史“真理”。宋克的书法成就，决不是我们今人才发现的，通过史料的摆置，让古人的言论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发挥着应有的效应。以宋克《急就章》为例，朱先生批驳了章草体的历史误传，指出了草书从汉至魏晋后形成的字字独立、程式化、波磔正是章草最基本的特征。接着对元末明初章草体的线索作出了简要的勾勒，让我们很快把握了从赵孟頫到宋克一脉发展的大致情形，知道宋克章草体的成就正是众多师友之间的影响与陶铸。最后对宋克所书《急就章》三个版本的书风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同时映现出宋克的多方面修养及其技法上的全面性：故宫博物院藏宋克所书之《急就章》，行笔劲健，结构多变，首尾相顾，收笔留有明显的波脚，而壁画健峭，每个字虽独立成态，但字与字之间已有明显的“映带”意识，此卷与皇象《急就章》相比，风格已迥然有别，此卷已失去皇象作品中的质朴和凝重，字与字之间更为茂密。皇象的章草保留了隶书时代的“古质”特征，宋克则处于元代书法全面复古时期，行、楷书都十分成熟，对于章草，则是“今妍”型的，在流利纯熟的书写中表现章草的结构和波磔，把皇象作品中的扁方字形拉长，变其圆厚古拙的用笔为挺拔瘦劲，表现出隽秀雄健的风格特征。